“中坜事件”的爆发（2）
“中山堂事件”。12月5 日，“党外人士助选团”在台北中山堂召开大型座谈
会，由黄信介、姚嘉文、黄玉娇主持，由康宁祥、张俊宏做专题讲演。会中唱“国
歌”时，司仪别有用心地提议，将歌词中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改为“三民
主义，吾民所宗”，引起前来观阵的国民党人士劳政武带头起来抗议，争吵后双方
大打出手，此事即为“中山堂事件”。自此以后，台湾党外集会，便不再有唱“国
歌”的仪式。这种明显地把政见之争赋予“台独”色彩的举动，既是有违台湾民意
的，也是作为政治人物所应忌讳的。
“停止选举事件”。12月16日，在中国改革总设计师、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赴
美访问敲定中国和美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一事，并且中美两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布了
这一影响世界的重大事件。为此，刚任“总统”半年的蒋经国根据“动员戡乱时期
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
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22日，“警备总司令”汪敬熙宣布，中美建交
已使台湾进入非正常时期，一切群众性游行、集会一律禁止。停止选举，除上述原
因外，还有就是如果此次选举如期进行，国民党的失败将超过历届选举，趁机先停
止选举再说。
“‘国是声明’事件”。对于停止“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一事，党外表示
强烈抗议。在蒋经国三项紧急处分令发布的当天，各党外重要人士在“助选团”总
部经过紧急磋商，联名签署《社会人士对延期选举的声明》。声明指出中美关系解
冻和恢复已有６年余，现今卡特总统关于中美建交的声明对台湾的生存并无立即而
直接的影响，要求从速恢复本年度应该进行的选举。12月25日，党外势力原定在国
宾饭店举行的“国是座谈会”在遭到国民党的阻挠后，又在“助选团”总部集会，
黄信介、康宁祥、张俊宏、许信良、姚嘉文、陈菊、林义雄等50余人，共同签署
“国是声明”，再次重复了12项共同政见。由上可见，“助选团”与政党只是名称
上和形式上的差异，当然前者是合法的，后者却是为“戒严令”所不允许的。所以
说“助选团”的出现，证明党外势力在政治上、策略上已经显得成熟起来。
“余登发被捕事件”。余登发于1947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1951年，在
台湾第一次地方选举中当选为高雄县县长。经过长期经营，余家已成为高雄县黑、
白两大地方派系中的黑派首领。在余家中，还出了一位女强人、党外重量级人士余
陈月英（余登发儿媳）。迎接1978年“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的“助选团”成立
时，余登发被选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党外人士为抗议当局取消选举，决定采取一系
列行动。其中之一是决定在1979年1 月29日，从台北出发作环岛性的“拜年活动”，
沿途散发“国是声明”。2 月1 日，再到高雄余家举行“党外大会餐”，预计到时
有近千名党外人士参加。岂料在1 月21日，余登发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这一
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不久被判处8 年徒刑，同时被捕的儿子余瑞言被判处有期徒刑
3年缓刑2年。1 月30日，黄信介宣布：“关心余登发父子被捕委员会”已更名“台
湾人权委员会”，黄自己为主任委员，施明德为总干事。
党外刊物查禁事件。党外势力在准备原定的3 项选举中，除成立“助选团”这
一松散政团以外，在宣传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利用《夏潮》、《这一代》
等刊物，利用竞选传单和大字报、小册子，大搞文宣攻势。陈鼓应还在台湾大学门
前的竞选总部旁竖起一道“民主墙”，专贴党外人士所写的宣传政治主张的大字报。
另一位国民党籍人士则在民主墙旁边竖起一道“爱国墙”，进行大字报论战。所以
1978年的选举期，被称之为“台北之春”。选举停止后，党外人士又开始投入创办、
宣传政治改革与言论自由的刊物之中，《八十年代》、《美丽岛》、《鼓声》、《
春风》等党外著名杂志先后创刊。蒋经国和国民党统治集团里的许多人都已看到了
杂志在党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为此在1979年1 月27日，《夏潮》杂志被勒令停刊。
1979年3 月1 日，台湾当局宣布恢复已停止一年的杂志登记。14日又核定“出版法
施行细则修正案”，规定凡出版品记载违反基本“国策”、破坏团结、动摇人心或
危害地方治安者，除依出版法处理外，还要送有关机关追究法律责任。并且对《潮
流》、《富堡之声》采取行动，予以查封。后者的社长洪志良，则以“涉嫌潜赴大
陆会晤共干”罪被“警备总司令部”逮捕并被判刑５年。此时，风声越来越紧，台
湾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觉到，随着余登发的被捕和杂志被查禁事件的不断发生，
国民党的政治大整肃即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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