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始自限政(3)
      
          强权的原罪2 月12日晚,在广州沙头角的一个露天酒吧里,南方周末资深编辑
      邓科,和我们一起聊到仇和现象的反应,他说南方周末刊载仇和的报道,让他们在
      业界同样的毁誉参半。有人甚至偏激地说,南方周末将因这篇报道,被永久地钉在
      耻辱柱上。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李方,利用新浪访谈的机会,从新闻的角度,质
      疑南方周末的大逻辑是否混乱。
      
          一个叫笑蜀的青年知识分子说,最初读到南方周末关于仇和的报道,他出自本
      能地马上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感——善良的强权者,最后的强权者。此类奸狡的强
      权者在中国百年历史中见得多了。仇和的政治游戏因此一点新意没有。他表示,他
      甚至对他一向钟爱的南方周末也产生了疑虑,认为南方周末在这个问题上有机会主
      义之嫌,于是他扬言,他要朝南方周末开一炮。
      
          我以为,报道者无罪,仇和也谈不上罪孽,所有这一切负面的情绪,皆是“恨
      屋及乌”的结果。书生们对仇和的彻底批判,本质上,是对强权政治的反思,对人
      治的批判,对民主政治的呼唤。
      
          又一周,我收到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先生的电子邮件,毛邀请
      我参与他们组织的一场学术研讨会,核心是:从仇和谈起。
      
          我以为,除了苏北人,人们对仇和的态度,早已超越了就事论事的是非对错。
      仇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人们用以探讨民主和效率,强权和公正之矛盾关系的隐
      喻。
      
          受过现代宪政理念洗礼的年轻人,最不能接受的,是“仇和现象”中的铁腕行
      政。少数务实派为仇和辩护:仇所有的行为,都出自公心。他的目的是改变苏北的
      落后和贫穷。在一个官贪民愚的场域内,设若仇没有铁手腕,也许100 年后的宿迁,
      和100 年前的宿迁,没什么两样。
      
          笑蜀说,他愿意承认仇和的动机是完全真诚的,他所做的一切都出自善意,但
      他仍然要反对他的所为。从普通人的逻辑出发,他坚信这样的原则:谁都无权改变
      他人。贫穷不是最可怕的,贫穷不是外部强制的理由。谁能够断言,在北美森林中
      流浪的原始部落,他们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会比华盛顿政客的幸福和快乐的总量更
      少呢?华盛顿政客无权改变那些原始部落的生存状态,那么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改
      变比如云南边陲比如广西老区比如宿迁农村的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呢?
      
          显然,笑蜀的观念,在官场的务实派,或者受惠于仇的民众们看来,是可笑的,
      是书生意气。网络上,有人指责笑蜀等人:你们到底懂不懂中国的政治和国情?懂
      不懂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懂不懂中国的农村存在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如果是一个
      明白人,那么你们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拉中国改革的后腿。
      
          马龙生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文章说,争论纷纭的“仇和现象”,折射出的是
      民主和效率的两难困境。“仇和现象”中的一面,是其独断专行给社会民主化、法
      制化进程带来的冲击;而另一面,则是其依靠铁腕、强权带来的高效率。前者的负
      面作用不用多说,对于后者,高效率带来的那些看得见的“成功”,无论是其上级
      政府、辖区内百姓,还是新闻媒体,做出的评价都很难说没有主观与直观的局限。
      
          马指出,如何把民主与法制建设同经济发展效率结合起来,是“仇和现象”带
      给我们的重要课题之一。民主与法制,不能仅停留在程序的层面上,不能成为牺牲
      效率的累赘,而应该是“既不脱缰,又跑得快”的“轨道+助推器”。
      
          有专家笑称,这样的评论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如果一切都可以如此理想地分析
      而后解决,“仇和现象”就不会发生了。
      
          中国的现实,总是容易让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人们,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发出
      一声叹息,而后退却。即便是一直反对仇和的笑蜀,末了也表示,经过反复思考,
      他从原来的全盘否定的立场后退了,尽管他仍然不认可仇和。
      
          这样的转变,源自思考问题的角度的变化。作为一个普通人,笑蜀说,他当然
      可以仅仅基于个人主义的立场,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当然可以只从终极关
      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仇和是一个地区的负责官员,他不能只从纯粹的人的立场
      来考虑问题,他还必须从国家的立场,用整体的眼光来考虑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诠
      释仇和现象,就不能不承认仇和现象也有某种合理性。即:我们不能要求最好,我
      们只能要求最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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