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4）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在我看来，最主要的一句话是：社会存在决定社 会意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们的一切行为动机，都是从实际利益决定的。以 前靠做政治运动积极分子能吃好饭，大家就争做积极分子，现在实际利益与职称相 联系，人们不能不重视业务成绩。 在刚开始评职称时，政治因素还是起很大作用。非学术委员的党总支书记坐镇 学术委员会，发号施令，要确保某人上，要把某人拉下来，而且还要把不听话的学 术委员排挤出学术委员会。所以，当教授评审权下放到复旦时，朱东润先生说了一 句很有意思的话：“这一下糟糕了，能否升教授，就要看他祖宗坟风水好不好了。” 贾植芳先生告诉我，当谢希德校长向一些老教授宣布评审权下放时，他们有些人说 ：“我们可不敢评，要是不同意有些干部上，会说我们搞阶级报复。”这虽然是说 笑话，但也可见当时的氛围。 不过历史总是在前进的。虽然政治因素、人事关系都还存在，但业务成果毕竟 更加看重了，于是风气也随之大变，却不料一变又变到了另一极端。 以前是少写文章、少出书为好，多写多出就是名利思想，白专道路，现在要是 写得少了、出得少了，则是科研成果欠缺，要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特殊手段，就 很难提升职称。为了学术前程，也为了生活问题，大家只好多写文章多出书，甚至 不惜贴钱来支付版面费和出版费，——当然，这钱也未必是从自己腰包里掏出来的， 还可以拉赞助或者申请什么基金之类。但学术这东西是靠长期积累的，无法急就， 弄得太急了，只好东拼西凑，甚至不惜窃取他人成果以为己有。 当复旦教师的剽窃事件在报上被揭露时，一位校领导在路上碰到我，顺便征询 我的意见。我坦率地说：“此事别人已拿出了证据，还有什么可辩的？这种事在复 旦恐怕还不止一两件，我们是该整顿一下学风的时候了。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这 些剽窃者，已不是那些写不出文章，提不上职称的人，而是校方所器重的学术精英、 学科带头人。他们不是写不出学术著作，而是被现在这种要求多出成果、快出成果 的风气搞坏了。你看当年我们的老师们，著作写得多么扎实，一生的代表作也就那 么一两本，何必求其多？”这位领导也很坦率地回答道：“我们都是复旦毕业的， 当然都知道老先生们是怎样扎扎实实做学问的。这种治学方法好是好，但何年何月 能拿出成果来呢？现在复旦已经滑坡了，也要急于每年上报成果啊！”看来这位校 领导并非糊涂人，他们自有苦衷也。但是，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不必再往下说了。 为了要快出成果，出大成果，搞集体著作自然是一个好方法。这做法，在大跃 进时期已开其端，现在做起来自然驾轻就熟。所以领导上一加提倡，下面就全面开 花。不过我对某领导所说搞集体著作能出人才，能出大成果的说法颇有异议。我觉 得搞集体著作，无非是用大家的力量垫高了几个带头人，却埋没了许多人才，而这 种急就章的成果，也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系里和本教研室负责人希望我出来主编一 部《中国美学史》，也为我所拒绝。因为我虽然喜欢中国美学，但自知尚未到达写 书的火候，而且也不喜欢搞集体著作，——至于后来主编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 》，则是多年指导博士生的工作成果，由他们的博士论文组成，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教研室把我的意见汇报到系主任陈允吉老弟那里，他特地来约我一起作饭后散 步，边走边谈。他说：“我其实是很同意你的意见的。学术著作应是个人多年研究 的成果，不能靠很多人集体来搞，大跃进时代的大兵团作战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所以你个人不愿意搞集体著作，我是赞成的，但你也不要反对别人搞。从全系工作 来考虑，总得有一些人来搞集体著作，以应付上面的要求，而且也总有些人喜欢搞 集体著作的；但同时也要另外支持一些人从事个人研究，以保存我们系的元气，不 致全部掏空。这样，两方面都能兼顾到，一个系才能维持下去。”这话说得非常现 实主义，我当然不好再说什么了。 然而这种浮躁的学风，仍有扩大的趋势，也影响到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不知从 哪里传来的一股风，各校都规定硕士生和博士生在读期间要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 才能毕业，而且还要在什么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上发表才能作数。这规定弄得大家 很紧张。因为各学科的权威期刊很少，核心期刊也有限，而全国各校的硕士生和博 士生的数字却增长很快，听几家核心期刊的主编说，即使将所有核心期刊的篇幅都 用来发表研究生论文，也还不够。所以，研究生和导师们对此种规定都很大的意见， 也多次向研究生院反映，希望取消这种不合理的规定，但始终无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