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3） 当时统计劳动时间的目的，是要根据各人劳动时间的多少，重新安排下乡下厂 日期的。因为当时正在搞“拨乱反正”工作，“乱”者，“文革”之所为也，“正” 者，“文革”以前17年之体制也。这就是说，还要按照“文革”前的模式来安排我 们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我们的劳动服都不敢丢掉，以备随时披挂上阵。我那几件千 补百衲的劳动服，直到好几年以后搬家时，才清理掉。 但在1978年年底，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之后，政策有了很大的改变。那时明 确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要把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学校则以教 学和科研为主，而且说是要保证搞业务时间不得少于六分之五。 我们听了传达报告，学习了中央文件，都很高兴，觉得这一下子可以坐下来读 书、教学、研究、写作了。 但在老轨道上滑行惯了的人，要转到新轨上来，也不很容易，有时仍会沿着习 惯性思路行动。 比如，习惯于天天开会的人，要他把教师的会议限于每周一天或两个半天，就 很困难。因此常常会有临时会议要开。这是现在习惯于每周开半天会的青年教师所 难以理解的。记得有一天没有会议，我把唯一的一件外衣洗掉了，就安安心心地坐 在家里看书，不料到得8 点多钟，系里却打传呼电话来通知我去开会，因为这是临 时通知的额外会议，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的外套刚洗了还没有干，不能去开会， 一时传为笑谈。但好在那时大家都穷，没有换洗外衣不是什么丢人之事。 那时，工资开始增加了，但加了一级，也只有72元，仍旧很紧张。稿费也恢复 了，但只有象征意义。1978年4 月，我和高云在《文汇报》发了一大版批评《虹南 作战史》的文章：《反形象思维论的畸形儿》，总有8 千字，去掉标题和各处空格， 大约作7 千字算，每千字4 元，所得稿费只有28元；同年11月，我们在上海文艺出 版社出版了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14万1 千字，第一次印刷5 万本， 3个月内售完，所得稿费420元。出版社告诉我：在本社的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不 再支付稿费；在别家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支付一半稿费——千字4 元；没有发表 过的文章，才给全稿费——千字8 元。当时虽然觉得这种算法实在太抠门，但也无 处可以说理。可见要恢复到“文革”以前的稿费标准，也很不容易。 更令人讨厌的是，领导上整人的习惯也难改。虽然中央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 动，但有些基层领导对于不顺眼的人，总还是想整一整，否则，就不能显示出他的 威力。所以到得80年代初，我还挨了一次整。起因是中央有一份大报，派人来外调 中文系一位毕业生，说是要提拔他做副总编，我对这位学生印象不错，就说了几句 好话，却不料因此而触犯了时忌。据一位系领导说，这个学生在运动初期参加过造 反派，吴中杰竟然为他说好话，这就是为造反派翻案，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 就是与中央唱反调。而且居然有人站出来揭发，说他听到吴中杰与外调人员吵架， 于是罪莫大焉。这种揭发批判，得到了系主要领导人的支持，我又成为中文系的重 点批判对象，而且逼着教师们起来揭发，一时弄得非常紧张。只是“文革”时期， 我的罪名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回则改为“肯定文化革命”了，而批 判者，则还是那些人。 但时间毕竟到了80年代，被批判者总算获得了自我申辩的权利。我找到校党委 副书记，说明我的观点：第一，作为教师，为自己的学生说几句好话，有何不可？ 他在运动初期参加造反派，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又没有做过打砸抢之类的坏事 ；第二，那家报社派人来外调，明确说是要提他为副总编，我也认为他可以提升， 观点一致，怎么会吵架呢？即使与外调人员吵起架来，又有什么了不起！不信你们 可以派人到北京去外调；第三，这位系领导在“文革”时期就做系革委会副主任， “四人帮”批斗我的时候，他就坐在主席台上做帮凶，他为什么自己不清查清查？ 北京这家报社似乎全不理会复旦的风浪，不但依然提拔这位学生做副总编，而 且不久又提他为总编；中文系对我的批判最终也不了了之。后来中共复旦纪委书记 到我家来安抚，我提出中文系领导应该向我道歉。这位纪委书记说：“老吴啊，这 件事就算了罢，不要太认真了，我们从来没有道歉的习惯，不继续整下去，就说明 你没有错。”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有些老师知道此事后，也对我加以宽慰。陈子展先生说：“他整人是习惯性动 作，一向如此，也未必特别对你有意见。”鲍正鹄先生说：“他是雨果《悲惨世界 》里的暗探沙威，总想要追捕什么人，这是他的职业习惯。”这些话说得不无道理， 虽然他们未必知道其中还夹杂着别的人事关系和别的意图。有一次，上面布置下来 要批判一部电影，这位领导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骆玉明开他的玩笑，说：“你真 有办法，能够看到这部电影，我们怎么就看不到？”该领导竟听不出来小骆是讽刺 他不看原作，跟风批判，却一本正经地说：“我哪里看过这部电影，我是根据报上 的批判文章来发言的。”说得别人在一旁发笑。 然而这笑声，却表现出一种觉醒。群众已经不愿意跟风批判，而要用自己的眼 睛来看一看，用自己的脑子来想一想了。这结果，是大批判愈来愈搞不起来，即使 是有几次全国性的批判任务，大多数人也无动于衷。可见独立思考与绝对领导的确 是相抵触的，过去批判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是为了树立绝对权威，绝对权威一旦 动摇，则独立思想必然抬头，这是压制不住的历史趋势。 何况，评职称开始了，靠大批判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不能不重新调整 自己的思路。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