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2） 我已经记不清楚工宣队是什么时候离校回厂的了。因为他们进校时是敲锣打鼓、 威风凛凛地进来的，离校时却是灰溜溜、静悄悄地走的。总之，不久之后，原党委 代理书记王零复出，掌握全面工作，那时，工宣队还没有撤离，但已不那么威风了。 王零在被打倒之前，整起人来也是蛮厉害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 期，为了保自己、保党委，把学术权威当作“穷寇”来追，弄得许多知识分子吃尽 苦头。但在“罢官”之后，倒明白了许多事理，此时复出，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 还是很积极的，他和当时复出的组织部长李庆云一起，尽了极大的努力来做这项工 作。 “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是“文革”期间上海第一大案，又是张春桥亲自处 理的反张案件，要平反冤假错案，此案必然首当其冲，所以复旦对此案相当重视。 听说此案的平反材料上报到上海市公安局之后，复出的公安局长黄赤波也很积极。 因为当初处理此案时，公安局的干部本来就不同意，认为于法无所依，结果受到张 春桥们的批判，还处分了几个人，案子被硬定下来。所以为胡守钧案平反，同时也 就为许多公安干部平反。 胡守钧案平反之事，尽管校领导和公安局领导都很积极，但仍拖了很久。这也 是打击起来雷厉风行，平反起来曲折拐弯的老习惯。 不但案子拖得很久，我辈发表文章也很困难。当时正是揭批“四人帮”的高潮 中，我也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姚文元的鲁迅研究著作，寄给《文汇报》。“文革” 以前，我是《文汇报》的经常撰稿人，关系一向不错，他们收到我的文章后，立即 排出校样，表示准备发表，但却一直压着，就是发不出来，而上海市革会写作班下 属《鲁迅传》写作组石一歌的文章，却仍旧照发不误。我一打听，原来是上海新市 委宣传部长车文仪的指示，他很欣赏石一歌，说仍要发表他们的文章，报社不能不 照办。当时还不知道“凡是派”的名称，但觉得这种受压迫者仍旧受压，受信任者 依然受信任的事，总有些不对劲。最近看到一位原石一歌成员的文章，大谈车文仪 部长对他的重视，这就证实了当时的传闻。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无论是工宣队或是“凡是派”，都阻挡 不住历史的潮流，无论是平反工作，还是改革工作，都积极地向前推进着。 我的那篇文章压了半年多，终于在1977年6 月7 日见报了。一位朋友很坦率地 对我说：“你的文章写得有些退步了，这篇文章还不及文革以前写得好。”这是老 实话，其实也并不奇怪。俗语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搁笔十年再写文章，自 然是文笔生涩了。但这篇文章倒是影响很大。读者不在乎文笔的好坏，只是看到作 者的名字，就很感兴趣，人们纷纷议论道：“吴中杰发表文章了，胡守钧集团的案 子平反了。”因为当年批斗“胡守钧小集团”是大张旗鼓，全市皆知，而如今平反， 却并不宣传，所以这篇文章在无意中成为一种信号，起了亮相和宣传的作用，也可 见胡守钧案在市民中影响之大。后来77级学生入学，系里安排我担任这个班级的 “文学概论”课，许多同学对我说：“吴老师，我们早就认识你了。”他们就是从 大字报和批斗会上认识我的。 从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我们常常参加平反会和补开的追悼会，一方面觉得 沉重，另一方面也充满希望。 而今迈步从头越 大学者，顾名思义，应该是学习的机构，但长期以来，却变成政治运动的中心 地带，体力劳动者的储备场所。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就没有停过，1957年以后， 下乡下厂更是家常便饭。 1978年，系里曾经统计过各位教师从事体力劳动的时间，那时，我工作刚满21 年，下乡下厂及在校参加挖防空洞等劳动时间，合计有14年之多，恰好占总时数的 三分之二。另外三分之一时间也大都是搞运动搞掉的，所以这二十多年基本上没有 怎么读书。从21岁到40多岁，这可是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精力最充沛的时候啊！ 当然，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人没有下放劳动，有些人““四清” 运动”只搞一期，还有个别积极分子，由于工宣队的偏爱，根本就没有下干校，也 不下工厂，不过，他们的劳动时间少了，政治任务却重了，也没有时间读书。大家 都在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大家都在不断地改造思想。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