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转折(1)
      
          1976年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10月6 日,“四人帮”头目王洪文、张春桥、
      江青、姚文元被捕。
      
          十年“文革”,就此结束。
      
          从此,中国政治有了转机,中国教育也有了转机。
      
          但是,这个转折却实在并不容易。这里,有权力转移的问题,有体制转轨的问
      题,而且还有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的转变问题。
      
          就某种意义上说,后一种转变似乎更为艰难。由于长年的积淀,某些思想观念
      和思维模式已经变成集体无意识,因此,在新挂出的招牌下,往往会徘徊着旧精灵。
      要驱赶这些旧精灵,还需作出不懈的努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四人帮”被捕之初,消息并没有马上公布。我最先是从孙桂梧先生那里知道
      的。这位老夫子一向消息灵通,也肯向我透露。有一天在第九宿舍后面的小路上碰
      到,那时,这里还是一片农田,比较冷僻,他四顾无人,就悄悄对我做了一个手抓
      的动作,说:“龙虎山上那帮子人,被这样了。”我在吴剑岚先生家学中医时,孙
      老夫子常过来聊天,我自然听得懂他的隐语:龙虎山是张天师修道之所,而张天师
      者,即张春桥也。张春桥等人被抓,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我立即兴奋起来。他赶
      忙说:“现在形势还不明朗,上海滩上那帮子混账东西,必然在注意你的动向,你
      要装作若无其事,静观其变。”
      
          不过两三天之后,校门口的地面上就刷出了打倒王、张、江、姚的大字标语。
      再过几天,消息公布,学校里已组织庆祝打倒四人帮的游行了。
      
          复旦是张春桥镇压学生运动的重灾区,整肃知识分子的试验田,本来应该有很
      大的反弹,但此时却出奇的平静,远不及两次炮打时的热闹。当年炮打张春桥的学
      生早已毕业分散,而教师们经过多年整肃,已是练就一种“冷眼向洋看世界”的心
      态,所以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并不过分激动,大家手持小旗,随队游行,跟喊口号,
      笑谈过往,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
      
          教师们不太兴奋是有道理的,因为统治学校的还是四人帮派来的工宣队和他们
      扶持起来的革委会。鲁迅在《阿Q 正传》里,描写辛亥革命之后县城里换汤不换药
      的政权道:“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
      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官,带兵的也还
      是先前的老把总。”而这时的复旦权力机构,则连这种官称上的改变也没有,不但
      药是原药,而且连汤也还是原汤。激昂慷慨地批判“四人帮”的,不是被压迫的师
      生,而是执行“四人帮”整人指令的工宣队。他们一下子从镇压反张师生的打手,
      变成了受张春桥压迫的受害者,这叫人怎么能积极得起来?
      
      
      
          正因为整人的人还在台上,所以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是人们还是疑虑
      重重。有一位老同学从别的学校老远的跑到我家,劝我千万不要翻案。他说:“张
      春桥打倒了,你的日子一定会比以前好过,但不能提出翻案,一翻案,问题就复杂
      了,说不定会处理得更重。”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觉得政治形势既已改变,政治
      角色也是应该转换的,何必再把反动角色扮演下去呢?何况,毛泽东说过:“扫帚
      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这种事是不能消极等待的,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去
      争取。所以尽管阻力重重,我还是要站出来说话。而你真敢站出来说话,别人倒也
      不敢拿你怎么样,因为他们骤失靠山,自己内心也很恐慌。我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不但为自己翻案,而且还要为难友翻案。蒋孔阳先生本来就木讷,从1958年以来一
      直挨整,被整得更加不敢讲话了,不管别人说些什么,他一概保持沉默。我实在看
      不过去,在那天全系辩论会上,说完自己的事后,顺便就为蒋孔阳申冤。我说:
      “与我同时被打成‘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幕后人物的,还有蒋孔阳,他长年研究
      西方美学,研究得木头木脑,与青年学生毫无联系,你们看看他这副样子,叫他指
      挥黑格尔、白格尔还可以,叫他指挥红卫兵,他能指挥得动吗?说他是胡守钧后面
      的长胡子人物,真是荒唐透顶!”说得人们哄堂大笑,也没有人敢出来反驳。这形
      势鼓舞了孔阳先生,他在下午的大会上勇敢地站出来,作了全面的发言,讲得哀而
      动人,效果很好。
      
          不久,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揪回来挨批判的学生们,都纷纷回校要求平反,
      场面比后来任何一次校庆都更为热闹。最精彩的一幕,是劳元一在登辉堂全校大会
      上的发言。劳元一本来口才出众,现在一旦复居主动地位,真是锐不可当。他直指
      着会议主持人、工宣队清队负责人唐金文的鼻子,提出一连串的质问,连讽刺带挖
      苦,引得满场掌声。他还引用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的话,指责他们
      是“以人血染红顶子”,说得原来惯于张牙舞爪的唐金文,哑口无言,狼狈之极。
      工宣队这才领略到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口才。臭老九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岂是他们
      这些专靠整人吃饭的人所能抵挡得住的?工宣队的头头们大都是中专毕业生,他们
      在高等院校的统治,正应了罗隆基当年的一句话:“现在是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
      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其实,工宣队之所以能在高校中横行霸道,宣称能将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镇在五指山下,无非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一张符咒,贴在山上,使
      孙猴子不能翻身,一旦符咒失灵,五指山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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