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室里修炼(3)
      
          《毛泽东选集》已通读过几遍,没有兴趣再读了。但不读又无事可做。有时就
      坐在窗前呆望,这间房子的窗外是另一条小道,但很少有人来往,小道边就是围墙
      了,视野并不开阔。但越过围墙顶上,则可以远眺对面轻工业学校的宿舍,可以看
      到那边楼上住家的日常生活:烧饭、洗衣、晒被……这是极普通的生活细事,每户
      人家都有,在平时是决不会去注意它的,但此时看了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这就是
      生活!我羡慕这种普通人的正常生活!但是我出不去,我不能过这种生活。我还要
      被关到什么时候呢?
      
          有时,我在房间里踱方步。房内是熟悉的床、桌子、板凳和墙,实在没有什么
      可注意的东西。但突然,我发现了新大陆。在墙角的地板上,有一队蚂蚁在奔忙,
      它们从一条地板缝里钻出来,奔入另一条地板缝中,匆匆忙忙,不休不停,无暇他
      顾,就像那些为谋生而奔忙的人们一样。我记得在幼年时曾观察过蚂蚁打架或搬运
      食物,上学之后就被书本所累,无暇再与蚂蚁为伴了,不意现在三十几岁的人了,
      重新再来看蚂蚁搬物,而且还看得津津有味,有时还留几粒米饭来喂蚂蚁,看它们
      拖着比自己身体还大的饭粒走动,也是一种乐趣。
      
          不过,仰看窗外和俯察地面总不能打发终日,我还得找点事做。
      
          我想起了写《鲁迅传》。
      
          在中国的作家中,我最喜爱鲁迅。他思想敏锐,言辞锋利,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对中国问题看得深,说得透;他剖析的是过去的社会,
      但对认识现实生活仍有很大的帮助。读鲁迅的作品,能够使人聪明起来,对社会人
      生有进一步的理解。我很想写一本《鲁迅传》,把这种认识介绍给读者。在运动初
      期,我曾悄悄地准备资料,并且已经写成好几章了。现在既然闲得无聊,何不继续
      写下去呢!隔离室里没有书籍,也不备稿纸(写交代材料的纸张是清点过页数的),
      要照常规白纸黑字地写起来,当然是不可能的,但何妨写在大脑皮层上呢?好在资
      料是熟悉的,这样我就开始了“写书”的工作。
      
          表面上看起来,我跟前些日子一样:看《毛泽东选集》,踱方步,抬头向窗外
      呆望,低头托着腮沉思,但实际上,我已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集中精力在构思
      《鲁迅传》。先安排章节和段落大意,后思考文句的表达。我身边还保存有一本小
      笔记簿,那是搜查时的漏网之鱼,现在正可以用来记下章节大纲。详情细节虽然写
      不下,但经过了反复的思考,又有这些大纲可以唤起记忆,以后凭此就可以衍化为
      文字了。
      
          精神上有所寄托,脑子里忙着构思,就不觉得日子难过了。后来,在“四人帮”
      垮台以后,出版社约我写作《鲁迅传》,我就是根据这个小本子上的提纲,很快地
      整理出来的。只是出版社要将它列入“文艺知识丛书”,限定写10万字,虽然我写
      了13万字,还是突破了限制,但毕竟篇幅太小,不能畅所欲言,只好名之曰《鲁迅
      传略》,待有机会再扩写成《鲁迅传》。不料后来教学繁忙,杂事渐多,这一搁就
      搁了20多年,搁得自己都准备放弃了,直到近年退休之后,才想着要重理旧业,还
      此心愿。不过,这本已出的《鲁迅传略》虽然与我原来的意图相差甚远,但毕竟是
      隔离室中艰难时日的纪念,是力图挽救自己精神免于崩溃的产物,因此我仍很喜欢
      它。
      
          这种时日一直持续到秋天的来临。天气渐渐地凉爽,日子也比较地好打熬了。
      9月份的某一天,在新闻联播节目中我突然听到《人民日报》——也许是《红旗》杂
      志,发表的一篇社论,是批判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在追溯这个骗子的历史时,
      还提到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以揭示他打着调和折中的旗
      号来偏袒“国防文学”口号的老底。我研究过现代文学,清楚地记得《文学界两个
      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写的,而陈伯达则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
      在“文革”中是个一手遮天的人物,怎么“文化大革命”会革到这位组长头上来呢?
      于是在此后几天内,我留心听新闻广播节目,仔细琢磨新闻、评论在字里行间所透
      露出来的言外之意。本来,只有文艺作品才讲究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的,
      评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则以直接明了见长。但“文化大革命”以来,今天批这个,明
      天批那个,又有全点名、半点名、不点名等种种讲究,当权者在某些问题上想有所
      指示,但又不愿或不便直接说出,于是文章和报道就写得曲里拐弯,要读者自己去
      领会、猜测。好在我们本来就是文字游戏的国家,所以大家也在字谜中讨生活。但
      有时也有些人因为猜错了谜底而大吃苦头。
      
      
      
          因为点了《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章,陈伯达出了问题是无疑
      的。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却还捉摸不透。《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这篇文
      章发表于1936年,解放后被收集在好几本文学运动史料中,本不是什么秘密,但对
      于陈伯达这样的大人物,决不会因三十多年前这么一篇文章而大动干戈的。鲁迅说
      过,发思古之幽情,总是为了现在。那么,陈伯达出了什么问题呢?但我更关心的
      是,这场新的政治斗争的结果,对我们这个案子的处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很清楚,
      对我们这个案子的处理,是直接取决于张春桥的政治地位的。我希望张春桥牵涉进
      陈伯达的案子中去,这样我们就可以解放了。但看看又不像,新闻中还不断报道张
      春桥的出场,说明他一时还不会倒台。如果第二次炮打事件的确与陈伯达有关,那
      么,陈伯达的倒台也许反会加强张春桥的力量,这就对我们更不利了。但一时间也
      都看不出究竟来。
      
          陈伯达事件对于我们隔离室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允许阅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了。报纸、广播中在批判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的同时,不断宣传,要大家认真
      读几本马列原著,以便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我抓住这个机会,要求让我读马列原
      著,终于获得同意。我要回了被收去的马克思著作,又托看守民兵买了几本,就认
      真地阅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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