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室里修炼(1)
      
          严冬早已过去,春寒亦已消退,时序已由暮春转入初夏。透过窗子上层那块没
      有涂漆的玻璃,可以看见外面的蓝天、白云和明媚的阳光。公园里应是红花绿叶,
      田野上大概一片油菜花黄吧,但是我却还被关在隔离室里,继续做六面碰壁居士。
      
          看来,运动已近尾声。一个个小集团依次开过批斗会,现在已经无可再批,高
      音喇叭里的“一打三反”专题节目也日渐稀少,隔离室已陆续放人,“态度好的”
      是公开宣布撤销隔离,意在“宣传政策”,还有些人则是悄悄地放,大概这些人实
      在整不出什么名堂,榨不出什么材料,关的时间愈长愈难向当事人和群众交代,所
      以还是早放为是。
      
          什么时候能放我呢?
      
          当初那样虚张声势,把我渲染成策划于幕后的反革命头目,现在花了九牛二虎
      之力还是找不到足以定罪的材料,看你们怎么收场吧!
      
          当然,要他们认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过去,即使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时代,也还有平冤狱一说。既然承认是冤狱,
      当然肯定是错案,需要平反,宣布挨整者无罪。但我们早在五十年代就批判过“平
      冤狱”的说法,认为这是右派言论。既然没有冤狱,当然无需平反,整人者也就没
      有错误。整人者既然永远正确,那么错误就始终属于挨整的一方。整出材料来,自
      然要定罪,定不了罪的就叫“落实政策,从宽处理”。并非你没有罪,而是我对你
      宽大为怀。这样,整人者不但不必认错,而且挨整者还得感谢皇恩浩荡。有些人结
      案时千谢万谢,感谢工宣队的挽救之恩,表示永不翻案,就是演的这出戏。其实,
      只要你定案材料充分,就不怕别人翻案;要人家表示永不翻案,正说明定案者心虚,
      自知材料不可靠。
      
          那么,他们对我将作如何处理呢?我扮演长胡子角色的任务已经完成,会不会
      悄悄地放掉我呢?我等待着。
      
          这样,又等待了好多天,但他们仍毫无放我出去的意思。
      
          隔离室进行了调整。大概别处的隔离室都已撤销,有些人放出去了,只有这些
      要犯不能放,所以一个个都集中到十号楼里来。给我换了一个房间,我的隔壁关进
      了周谷声,斜对面是王志惠,在走廊里打饭时还见到邱励欧;胡守钧则仍关在走廊
      尽头那个房间,房门口另有民兵加岗把守。看来,我们这几个人要长期关下去了。
      
          我虽然已经历了许多事情,也长了不少见识,但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即使搞不
      出足以定我罪名的材料,但怎么能轻易地放掉我呢?我与那些被悄悄地关进来,又
      被悄悄地放出去的人不同。对他们的事好交代,就说问题搞清了,现在是落实政策,
      而对我这个大张旗鼓地整过的要犯,现在却搞不出材料,一放了之,他们怎么下得
      来台呢?
      
          中国人的面子最重要,为了面子,是可以不顾实际情况而蛮干下去的。看来,
      我得为他们糊面子而继续关下去。
      
          专案组已不大来找我了。他们开始是每天到隔离室来几次,后来是几天来一次,
      再后来是一个星期一次,现在是好几个星期不来了。他们不来找我,可以让我清静
      一些,这当然使我高兴。但是,他们连工资也不送来,却使我有断餐之虞。我虽被
      隔离审查,但未定罪判刑,工资还是照发的。每个月六号都由专案组代我领来,我
      填好汇款单,再请专案组代寄一些钱给我母亲、女儿,剩下来的作为伙食费。但这
      个月已经快到月底了,还不见专案组将工资送来。我写了张纸条,请看守民兵转给
      专案组,催他们代领工资。第二天刘家国来了,故意问我,找他来是不是要交代问
      题?我说没有钱买饭菜票了,请他将我的工资领来。他不但不带工资来,却将我训
      了一顿,说我如再不好好交代问题,休想要工资。说罢,拂袖而去。
      
          这话很耐人寻味。他们以前操着必胜的信心,盛气凌人地逼供时,装得很讲政
      策,说生活上决不苛待我,现在却撕下了假面,连工资也不发了。这出于何种心理
      呢?只能说明他们黔驴技穷,已经对我无可奈何了,才会出此下策。如果他们还有
      进攻的信心,那是决不会如此耍无赖的。
      
          看透了专案组的心态,我就更加笃定了。你不送工资来,我也不再找你。想用
      不发工资的手段来吓倒我,要我屈服,那简直是小儿科的做法。
      
          又过了几天,我的饭菜票眼看要用完了,而专案组还不送工资来。怎么办呢?
      我不能再写条子去催,再催就是示弱,而不催,就得挨饿。这也许是专案组给我出
      的难题,我得设法解决。
      
      
      
          我想到了利用矛盾的办法。
      
          在隔离室大调整之后,看守的民兵也调换了。大概因为运动的高潮已过,整个
      政治气氛已经松下来,第二批看守民兵已不像第一批民兵那样的一副凶煞神似的面
      孔,他们不但态度和善得多了,而且有时还开门进来聊几句天。有一次,一位民兵
      带着神秘的笑容问我:“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当时不好直接回答他,只好也
      神秘地笑笑。但可见他们对我是同情的,我要利用这点来争取生存的权利。
      
          我敲敲门,请看守民兵进来。
      
          “我的饭菜票要用完了,只够今天吃的,明天就没有了。但我这个月的工资,
      专案组到今天还不送来。不送工资来,我就没有钱买饭菜票。我不想绝食,我想你
      们也不会赞成我绝食。这件事请你们帮忙解决。”我平静地申诉道。
      
          “当然不能绝食。绝食不符合党的政策。你为什么不催一催专案组?”看守民
      兵问。
      
          “我催过专案组,他们说我不交代问题就休想要工资。但我实在没有什么问题
      好交代的了。”
      
          “交代问题与发工资是两桩事,他们这样做是不符合党的政策的。这件事由我
      们去联系好了。”看守民兵对专案组办事颇不以为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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