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作真时真亦假(3)
      
          要说他们完全没有机智,也不符合事实。但他们的心思完全用在逼供、诱供、
      套供上,那是一种农民式的狡猾。有一回,刘家国到隔离室来作过一番政策攻心之
      后,将笔记本留在我的桌子上走掉了。专案组长的工作笔记本对于专案对象来说,
      当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现在房门反扣着,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翻开笔记本,必
      然会获得许多秘密。但我转而一想,觉得不对头。刘家国是一个十分精细的人,他
      怎么会干出这种糊涂事呢?莫非其中有诈?我抬头看一眼房门玻璃上的监视窗,发
      现外面似乎有个人影一闪。我立时明白:这是诱供的新花招。刘家国是故意把工作
      笔记“遗忘”在我的桌子上,让我可以偷看到里面记着的别人交代材料,然后就拼
      命逼供,逼得我按这些材料来交代,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在不同隔离室中的人分
      别交代出来的相同材料,证明了我们的确犯有这些罪行,将来就连翻供都不可能。
      一旦悟到这点,我立即正襟危坐,目不旁视,装作专心学《毛泽东选集》的样子。
      过了一会,刘家国开门进来,说声忘了东西,将笔记本拿走了。
      
          每隔一两天,我就要被带出去批斗一次,有时大会批斗,有时小会接触。不管
      怎样,能到隔离室之外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总是好的。记得第一次开批斗会时,
      很有点紧张,一则没有经验,二则面子上拉不下来。几次批斗下来,就无所谓了。
      正如上海人所说,反正连夹里也没有了,还谈得上什么面子呢?而且慢慢地积累了
      经验,基本上可以应付裕如了。工宣队袁瑞云说:“我们要七斗八斗,把你们斗得
      老实起来。”其实,斗的次数愈多,愈不起作用。毕竟是毛泽东聪明,他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曾经赞扬过一个乡农会的巧妙做法:他们“捉了一个劣绅来,
      声言今天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黑了脸。但是,农会议决,今天不给他戴高
      帽子。因为今天给他戴过了,这劣绅横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
      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如果“一打三反”
      运动的领导人也用这个办法来对付我们,我们可能也会被搞得终日心情不宁。可惜
      这些自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人,其实并没有认真读过《毛泽东选集》,
      所以也没有这个水平来运用这种巧妙的做法,而是一开始就狠批狠斗,使被批斗者
      很快就适应了批斗会的声势。他们毕竟不懂心理学。
      
          批斗会也可以给我带来不少信息。单是从隔离室到会场的路上,我就可以看到
      许多东西:大字报的标题,人们的神态,等等。有一回,“南京路”上看大字报者
      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其热闹程度不亚于炮打张春桥时节。我知道,这是市革会存
      心在复旦搞“一打三反”运动的样板,正组织全市各单位的人来参观学习。否则,
      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人们是没有这般闲情逸致来看热闹的。
      
          为了防止有同伙夹在人流中给我传递信息,专案组绕开大道,将我从僻路带往
      大礼堂。然而连僻路上都充满运动的气氛。这条僻路通过物理大楼门口,那里赫然
      贴着一幅大标语:“揪出物理系的吴中杰——潘笃武!”原来我的名字已经成为专
      有名词,我已被塑造成某种典型了。看来,在这出闹剧中,我的角色已经派定,无
      可推却了。
      
          而且,在批斗大会上得悉,全校各系还揪出了许多小吴中杰,或吴中杰式的人
      物。听说,叶春华就被打成“新闻系的吴中杰”。
      
          这虽然很使我感到光荣,但同时也深感内疚。因为有些人是多少受到我的牵连
      的,潘笃武就是其中一个。我与小潘是1957年下放劳动时的朋友,大家都是炮筒子,
      性格比较相投,所以回校后仍时相往还。“文革”初期,他也因父亲在国民党政府
      做过官,而吃了许多大字报,并被打入劳改队。我们同病相怜,当然也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当“过河卒”救我出险境时,我也拉他一把,从此,潘笃武也与卒子们
      常有来往。不想现在倒反害了他。
      
      
      
          更使我悲哀的是,我还牵连了许多学生。“过河卒”小组的成员首当其冲。他
      们在毕业时怀着满腔革命热情,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时很得到赞扬,
      现在其革命性全被抹杀,已被揪回来几位了。王之平已在批斗我的大会上亮过相,
      她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很有灵气,也很有主见,现在却不知被工宣队用什么法术
      整得木头木脑了。邢维也被揪回来了,她还怀着身孕。真残酷,一点人道也不讲!
      在《人民日报》当记者的那位学生肯定也被牵进去了,因为已经广播了我给他的一
      封信。
      
          往日上历史课时,老师讲到明成祖朱棣对方孝孺灭十族,株连到他的学生,大
      骂其凶残为史所未有,想不到今日却在我身上重现了。
      
          株连之广,到后来我才逐渐知道。凡与我有些来往的学生和朋友,无不受到复
      旦公函、电话或外调人员的追踪,从而在本单位受到审查、冲击。《人民日报》记
      者黄保真告诉我,他于1970年初到上海组稿,带走了我的一篇稿子,人还未回到北
      京,上海市革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叫他们不能发我的文章,否则就会与上
      海唱对台戏。好在有人帮忙说话,总算没有处理黄保真,但从此不准他再到上海来。
      
          还有一位中二年级的学生林之丰,平时与我并不接近,只是为我讲了句公道话,
      就受到党纪处分。那时有人揭发我曾经批评过姚文元的美学观点,工宣队就要给我
      定上反姚文元,亦即反中央文革之罪,林之丰说:美学观点与政治观点还是有区别
      的,而且姚文元写美学论文是在文革之前,那时还没有中央文革,他也还不是中央
      领导,恐怕不能这样定罪。结果是林之丰自己犯了“同情反革命”之错误。……如
      此等等,难以一一备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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