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犯了“可恶罪”(1)
      
          一两天内,各路人马都调集回校,而且立即被驱赶上阶级斗争的新战场。
      
          被称为复旦南京路的校区主干道两旁的大字报栏早已修缮一新,其他凡是能搭
      大字报栏的地方也都加搭了新的大字报栏,如食堂前面,各系办公楼前面,学生宿
      舍楼前面,等等。而且,所有大字报栏上很快都贴满了大字报,气势之盛,只有两
      次炮打张春桥的场面才可与之相比。所不同的是,炮打张春桥是学生自发的行动,
      所以大字报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琳琅满目,自由活泼,而“一打三反”运动是自
      上而下的有组织行动,大字报也显得整齐划一,有如墙报。
      
          我到食堂吃饭,必须经过一部分大字报栏,虽因身后跟着看管人员,不能驻足
      细看,但略一浏览,就知道重点在整“胡守钧小集团”,而且我也有幸占了一个专
      栏。大字报给我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胡守钧集团的出谋划策者”、“摇鹅毛扇的
      狗头军师”、“刁德一式的人物”等等,这些原是张扣发在大会上奉送的,一到中
      文系秀才们的笔下,又加了许多文学性的语言,写得有声有色,但似乎并无实质性
      的内容。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认定我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重要成员,或者
      说,非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来整不可了。
      
          这使我感到冤屈,同时也在沉重中感到轻松。
      
          凡是在上海经历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知道全上海学
      生造反派组织主要有三派:
      
          “红革会”(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后来在复旦校内改称“新复旦”;
      
          “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后来在复旦校内改称“红复旦”;
      
          “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其骨干原是复旦“孙悟空”战斗小
      组,后该小组扩大为“东方红公社”,第一次炮打失败后,这一派和红三司的一部
      分人在复旦组成“八·二五串联会”。
      
          这三派名称虽有变化,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存在;它们之间人员也互有流
      动,但骨干分子基本没变。
      
          若要将我归派,则应该属于“红三司”这一派。“红三司”司令安文江和他所
      在的“过河卒”小组的成员都是我的学生,与我关系不错。当我在运动初期挨整时,
      他们支持过我,使我摆脱险恶的处境,而且承蒙他们看得起,接纳我参加“过河卒”
      小组,算是一名老卒。所以,如果将我定为安文江的军师,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
      虽然在中央文革小组大捧红卫兵的情况下,当时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师根本指挥不了
      学生,但毕竟我们关系较为密切;而将我定为“胡守钧小集团”的军师,要我对他
      们的行动负责,那就使我有荒唐之感了。
      
          我虽被定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号人物,被戴上“狗头军师”、“黑
      谋士”、“摇鹅毛扇的人物”等诸种帽子,但是说来惭愧,其实我与他们并不是一
      个派别,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写这段往事还得临时采访。这是2004年早春时节
      采访胡守钧时,我们在复旦社会学系办公室的合影。左为胡守钧。
      
          我与胡守钧不是一派,相识很迟,而且有过争吵。1967年春天,我代表“红三
      司”对复旦中层干部讲话,提出要解放干部,不料我讲话刚一结束,胡守钧就站起
      来,当众批评我的讲话有严重右倾的错误,令我很不高兴;1968年成立校革会前夕,
      他认为我在一张大字报上攻击了他,也对我很生气。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因
      为属于不同派别,大家虽然认识,也有往来,但总是各自严守秘密。他们的事,我
      既没参加,也不知情,所以把我放在胡守钧集团中整,使我感到既沉重又轻松,—
      —反正他们的事都与我无关,看你们能整出什么名堂来?
      
          上海市革会的头头们要整胡守钧这批人,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市革会副主
      任徐景贤曾经当众宣布:“胡守钧脑后有反骨。”这就是说,他们对胡守钧是极端
      的不放心,把他看作魏延,必欲除之而后快。手握政权的大人先生们对于一群手无
      寸铁的学生娃娃如此害怕,说起来非常可笑,但只要一提起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
      张春桥本人以及这批靠张春桥提拔上去的新贵们,的确胆颤心惊。
      
      
      
          第一次炮打事件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小组发动起来的。第二次炮打事件
      虽说与胡守钧无关,但是,胡守钧的名字印入张春桥的大脑皮层太深了,所以这笔
      账仍然要算到胡守钧头上。
      
          张春桥对胡守钧实在太恨了,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整他。军宣队进驻复旦时,
      张春桥的亲信就训示说:“胡守钧很阴,你们要很好注意。”所以1968年初军宣队
      以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就已整过胡守钧一次,并且把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长期关押
      起来,直到“四·一二”第二次炮打时,他们才有机会自救。在工宣队进校时,王
      洪文、王秀珍就特别指示:“复旦有过两次炮打,要查清。”张春桥虽然假惺惺地
      说:“炮打的问题,算了。”不过,官场上的语言,常常是不能直解,而需反训的。
      俗语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机灵的部下很能懂得上峰的言外之意,所谓
      “算了”,就是“不能算了”,要狠狠打击报复的意思。所以王洪文、徐景贤随即
      发布指示道:“这个账要算的。春桥自己当然这么说,但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搞
      搞清楚。”工宣队的头头们当然心领神会:他们进驻高等院校,特别是进驻复旦大
      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清两次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并且要狠狠打击策划炮打的头
      头。所以他们一进校,就来个全面大搜查、大抄家,然后才慢慢收网,把目标集中
      在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身上。“一打三反”运动正为他们提供了打击报复的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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