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园里炮声隆(2)
      
          赵全国是上海戏剧学院学生,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的头头。
      在“一月革命”初期,他提出了迎合张春桥需要的口号:“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
      为首的新市委!”并且向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名由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
      市长,姚文元担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这当然很受张春桥一帮人的欢迎,
      对他礼遇有加。后来在位置的安排上产生了矛盾,赵全国对张春桥的态度有了改变,
      于是受到张春桥的歧视,由工总司出面将他拘捕。而徐景贤、王洪文则因为紧跟张
      春桥,就被委以重任。这种以“我”划线,两面三刀的作风,很使造反派反感。胡
      守钧正是从这一点开始怀疑张春桥的。当时他的想法很单纯,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
      派是决不会有这种政客作风的,而张春桥却大耍其两面派手腕,那么,他到底是什
      么样的人呢?
      
          怀疑一旦开始,就觉得问题愈来愈多。除了现实的表现之外,别人还提供了张
      春桥的一些历史材料: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说,他以党籍担保,张春桥在苏州反省
      院里曾经叛变,是可耻的叛徒;还有人从30年代资料中查出,张春桥就是当年被鲁
      迅批判过的狄克……这样一来,张春桥因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而造成的“无产
      阶级革命派”的光环消失了,代之以愈来愈浓重的怀疑。——但不知何故,这些历
      史资料在第一次炮打中都未曾运用。
      
          1 月22日,张春桥召集一些造反派头头开秘密会议,商讨成立新的权力机构问
      题。张春桥、姚文元自己提出,要成立以他们二人为首的新市委,徐景贤带头鼓掌,
      大家随声附和,就算是各群众组织通过了。会场上只有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肖昌雄袖
      着手,不肯鼓掌,这场面当然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双方的矛盾就加深了。等他们
      走出会场时,“迅速成立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新市委”之类的大标语已经贴满
      街头,这当然更引起了胡守钧们的不满。形势紧迫,必须立即行动。所以第二天,
      他们就开始刷大标语,贴大字报。
      
          张春桥后来在镇压参加“炮打”的学生时,几次发出指示,要抓后台。他认为,
      学生们的“炮打”行动,一定是长胡子的走资派在幕后指使的。其实不然,正是他
      自己的行为,引起了造反派的怀疑,才发展成炮打事件的。后来,张春桥们又批判
      “怀疑一切”的思潮。其实,“怀疑一切”的思潮,正是他们中央文革小组自己鼓
      动起来的。他们鼓动起“怀疑一切”思潮的目的,是要学生们去怀疑位高权重的老
      干部,从而打倒他们,却不料这东西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砍倒别人,也可以伤及
      他们自己。
      
          “怀疑一切”的信条来自马克思。他在回答家人提问“你最信仰的格言是什么”
      时,说道:“怀疑一切。”拉法格把它写入回忆文章,其译文就收在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回忆马克思》一书中。这篇文章本来并不广为人知,在“文革”初期却被造
      反的学生们抄在大字报上,大加宣传。
      
          “怀疑一切”的信条其实并不错,它是欧洲启蒙运动中理性主义的表现,意在
      打破迷信思想,将一切事物都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重新衡量其存在意义和社会价
      值。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赞赏这一格言的。“怀疑一切”的信条,同样影响
      着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胡适说过:他从赫胥黎那里学会了怀疑,学
      会了“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所以他提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
      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方法”。鲁迅则借着狂人之口质问道:“从来如此,便对么?”
      并且说:“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正是在这种怀疑主义的思想基础上,他们
      才对传统思想作出了理性的批判。
      
          但“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思潮,却与前面所说的情况有些不同。它虽然
      也打破了一些对于高官和教条的迷信,但却又被笼罩在一个更大的个人迷信思潮之
      下,缺乏独立的思想判断,所以怀疑常常为某种权力意志所左右。而且因为缺乏民
      主与法制的保证,怀疑不待求证,即可成为打倒的根据,这就易于为阴谋家所利用。
      
      
      
          既然张春桥们可以利用“怀疑一切”的思潮来打倒许多位高权重的老干部,那
      么,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因怀疑而向你开炮呢?当初猴子们凭着几条未经核实的怀疑
      材料,就贸然发动打张战役,实非无因,乃是当时特定环境下的产物。
      
          但矛盾的激化,还与张春桥急于抢权的心态和睚眦必报的作风有关。
      
          在“孙悟空”刷出大标语的次日凌晨,胡守钧等人就被叫到市里开会。主持会
      议的徐景贤宣称这是反革命事件,勒令胡守钧收回大标语,这当然不能为胡守钧所
      接受,他当即顶了一句:“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徐
      景贤冷笑道:“这样下去,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但当时红卫兵们风头正健,哪
      里会在乎这种威胁,这种话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这怀疑,这愤怒,又感染了其他造反组织。
      
          “孙悟空”这一派,虽然敏感性很强,能量很大,但人数却不多。在复旦,在
      上海,最大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
      革会”。他们受到感染之后,也马上动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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