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园里炮声隆（3）
红革会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战斗组在1 月26日贴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的大字报，提出了10个“为什么”的问题，矛头直指张春桥及其亲信。如第8 条说
：“为什么黑市委的一些保皇机构在大势已去之时宣布‘集体造反’？但是‘造反
’一个月来却未交代揭发出什么像样的东西？为什么这些原封不动的保皇机构竟成
了左右运动的决策部门？”这是针对以徐景贤为首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
而发的。徐景贤原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班的支部书记和
文学组组长，“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列席市委常
委会议，他当时的立场当然是站在市委这一边的。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徐景贤
在1966年12月18日在文化广场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宣布造反，并
以写作班为核心，组织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由于徐景贤是张春桥
的老部下，是姚文元的老同事，又是在他们的支持之下造反的，所以这个联络站就
成为张春桥、姚文元当时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其地位和作用，在相当一段时期内，
都在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之上，徐景贤成为仅次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第三号人物，
学生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做“徐老三”。这里对他们的“集体造反”提出了怀疑。
又如第9 条和第10条说：“为什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大联合的时候，
上海各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摩擦、大分裂，甚至武斗？这样
以新形式出现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是谁挑起的？根子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一月二
十三日《文汇报》还报道上海三司作为革命造反组织之一参加了‘上海革命造反派
联络站’，而一夜之间竟成了非法组织，而被强行解散？”这是直接指向张春桥，
认为他是挑起上海造反派内战的黑手，是反复无常的政客，其突出的事例就是上三
司事件。可见上三司事件不但引起了胡守钧的怀疑，同样也使得红革会反感。
在用大字报制造舆论的同时，红革会还直接付诸行动。他们在1 月27日深夜至
28日凌晨，到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去把徐景贤抓到复旦。在抓捕时，徐景贤和
联络站的人提出抗议，当然无效，写作班的王志常一把抱住徐景贤的腰，想把他拖
住，但是红革会人多势众，连王志常也一起拖上汽车，拉到复旦之后，再把王志常
赶走，将徐景贤单独关押了起来。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绑架徐景贤”事件。第二天，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赶到复旦，自愿陪同徐景贤一起囚禁。
因为正是他，把红革会的人引到徐景贤的房间的，他的到来，是为了表示一种歉意，
也希望能助徐景贤一臂之力。所以1 月30日贴出的《七问》大字报，是徐、郭二人
共同署名的。郭仁杰原先在复旦哲学系担任过总支副书记，后虽调离复旦，但在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曾回到复旦造反，与红革会某些头头有着密切的关系，
他希望通过这层关系，能说服红革会头头改变态度。但是在政治斗争面前，没有私
谊可言，何况，这时打张战役已经发动起来，不是谁能够停得下来的。
红革会的头头认为，徐景贤是张春桥的材料袋，抓住徐景贤，张春桥必然感到
威胁，非跳出来不可。果然，在得知徐景贤被扣的消息之后，张春桥马上采取措施。
先是由姚文元出面，多次打电话给红革会头头，要求放人，结果无效；于是又派上
海警备师政委徐海涛带兵到复旦要人，这更激起红革会的愤怒，指责张春桥派兵冲
击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张春桥被迫亲自出场，他和姚文元一起来到上海展览馆红
革会总部，试图说服红革会头头。但是这些头头们根本不买他的账，他们跳上台去，
高喊口号：“张春桥是口头革命派，我们不相信你！”“张春桥是两面派！”并且
直斥道：“你张春桥算老几？”“你张春桥不能代表中央文革！”……对于姚文元，
则想采取分化政策，叫他“不要奴隶主义”。这实在有些天真，当然不能取得什么
效果。红革会的人提出要给中央打电话，而且指名要周恩来、陈伯达、江青三人中
的一位听电话，张春桥不同意指名要他们接电话，说要打电话只能打给王力，由他
转达。这更引起了红革会的怀疑，质问道：“你同王力是什么关系？”双方互不让
步，相持了6 个小时，毫无结果。这时已是29日凌晨一点多钟了。
当晚，红革会召回走向工厂、走向社会的战士，在复旦登辉堂召开“高举毛泽
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另几派造反组织：“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简称“红三司”）和以“孙悟空”为核心的“东方红公社”，还有大队部造反派，
也都一起参加。本来，在“打杨战役”之后，造反派几派组织矛盾日大，逐渐发展
为内战，不但大字报上你来我去，互相指责，而且还在登辉堂进行通宵辩论，闹得
不可开交。现在，在炮打张春桥的问题上，却又自动地联合起来了。胡守钧、安文
江、劳元一等几个头头争相发言，提出各种疑问，表示战斗的决心，于是会场的气
氛愈来愈高涨，大家决定立即成立联合指挥部，明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大会，
批斗张春桥。他们想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因为在“文革”中是不乏此种
先例的。
但红卫兵毕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不知道在战斗打响之前保密的重要。正在他
们摩拳擦掌，争表决心之时，台下有一个人悄悄溜出门去，登上自行车，直奔市委
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而去。此人名叫邹道喜，原是复旦一个工人，“文革”前被排
挤到一个工厂里去，“文革”初期复旦又派人去把他打成反动分子，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之后，他回到复旦，在郭仁杰的支持下得到平反。于是他对郭仁杰感
恩戴德，忠心耿耿，为之效劳。这时，郭仁杰虽然还与徐景贤一起被关在复旦，但
他已认识写作班的人，所以马上跑去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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