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3)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
      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
      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
      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
      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
      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
      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
      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
      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
      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
      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
      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
      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
      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
      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
      (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
      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
      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
      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
      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
      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
      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
      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
      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
      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
      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
      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
      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
      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
      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
      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
      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
      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
      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
      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
      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
      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
      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
      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
      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
      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
      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
      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
      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
      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
      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
      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
      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
      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
      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
      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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