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2）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
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
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
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
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
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
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
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
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
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
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
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
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
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
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
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
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
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
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
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
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
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
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
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
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
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
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
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
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
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
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
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
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
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
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
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
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
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
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
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
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
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
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
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
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
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
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
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
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
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
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
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
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
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
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
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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