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3)
      
          六、对三大改造运动的看法。
      
          许多教师认为,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和1956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和
      对手工业和小商业的改造,到底有多少成绩,有多少缺点,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分
      析。
      
          七、党群关系问题。
      
          有人说是油水关系,有人说党群之间有沟,有墙,有铁丝网,认为许多党员脱
      离群众,不是先人后己,而是假公济私,命令主义,盛气凌人,不愿听取不同意见。
      陈仁炳提出,要反“乡愿”,认为党员干部很欣赏“乡愿”,实际上护了短,掩盖
      了问题。他还提出要发扬贾谊精神,要敢于给皇帝上书。
      
          ……
      
          可见,现在政改和教改中的许多问题,当时即已发现,即已提出。应该说,这
      些意见,大都是切中时弊的,如果当时能够认真整改,为时还不算太迟。可惜这些
      意见不但不被接受,而且还要进行反击、批判,于是毛病就愈来愈严重了。
      
          据当时的校内中层党政干部回忆说,在鸣放期间,上面倒并未打招呼,只是由
      于他们自身处于被提意见的位置,为要保持一种高姿态,所以不进行辩解,而且那
      时很强调党内外有别,界线较为分明,党员们认为自己有意见应在党内提,不宜在
      群众面前提,所以大抵沉默的居多。但也有思想较左的,认为这种鸣放很不正常,
      说迟早要算账。甚至还有当场反击的,如孙大雨指责杨西光时,就遭到复旦大学党
      委委员徐常太的反击。
      
          那时也有主动进行鸣放活动的,这主要是学生中的一些活跃分子,他们大抵少
      不更事,为报纸上的鸣放气氛所感染,也为别的学校的民主精神所激动,所以急欲
      争相一鸣。
      
          当时,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宣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已经来临;民主党派的
      头面人物,纷纷发言指责共产党领导的缺失;电影评论家钟惦棐敲响了“电影的锣
      鼓”;文艺界流行着揭露社会弊端的写真实作品;《文汇报》上还发表了与周扬商
      榷的文章,虽然所提出的只不过是关于英雄形象塑造这样的小问题,但敢于在太岁
      爷头上动土,意义却也非同小可;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早已动了起来,物理系
      学生谭天雄贴出了大字报,自称是《第一株大毒草》、《第二株大毒草》、《第三
      株大毒草》……而北大学生叶于泩干脆把火烧到复旦,他给复旦学生会寄来一封信
      :《我的忧虑和呼吁》。在这种形势下,学生怎能耐得住性子呢?
      
          与北大一样,复旦最先动起来的也是物理系同学,而且还出现了一员女将:马
      明敏,她非常活跃,勇于挑战,在鸣放会上直指党委书记杨西光质问道:“请你回
      答,复旦的肃反运动究竟搞错了多少人?”弄得杨西光非常尴尬。当然,后来她就
      成为极右分子,吃尽苦头。但据她的丈夫张静甫说,马明敏其实并非主要角色,只
      因为北京出了个女生大右派林希翎,复旦也要搞出个女生大右派来,才能南北相称,
      所以有意把马明敏抬举起来,作为重点来整,并且还上了《解放日报》和《中国青
      年报》,弄得远近闻名。当时在物理系四年级唱主角的是何新民、罗宪祖和张静甫
      三个人,他们轮流主持鸣放会。大约在学习《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
      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物四同学就对这两篇文章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而
      对铁托的普拉演说却很感兴趣。党委常委、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主任吴常铭觉得物
      四的思想很活跃,可以作为典型来抓,就在这个班级组织小型辩论会,说是真理愈
      辩愈明。这些学生不知其中厉害,就鸣放了起来,提出一系列尖锐的问题,如:胡
      风是不是反革命?私人信件能否随便公布?能否据以定罪?肃反运动有没有扩大化?
      统购统销政策是否好?人事档案制度好不好?苏联出兵匈牙利是不是干涉别国内政?
      等等。到得反右阶段,这些当然都成为右派言论。
      
      
      
          物理系的鸣放会开得很热烈,吸引了许多外系师生,他们受到会议气氛的感染,
      也有站出来发言的,当然一并被记录下来,秋后算账。中文系的施昌东,就是在这
      个会上发言,诉说自己因胡风案被拘留审查的冤屈。但他还是很虔诚地将共产党比
      作父母亲,说是:我是共青团员,好比是党的儿子,小孩子有错误,父母用巴掌打
      一下也就够了,为什么要用拳头打得那么重呢?结果却是遭到更沉重的打击,他被
      打成了右派分子。
      
          接着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黄任轲、张瀛等人贴出大字报,指责学生会扣压北大
      叶于泩同学来信。学生会两位副主席出面进行了回答,说是这封信充满了谣言和污
      蔑,充满了恶意和推论,公布这样的信对整风不会带来什么好处。但后来终于公布
      了这封来信,而且开会辩论。
      
          据《复旦》校报报道,叶于泩的信中说到:“毛主席提‘鸣’‘放’方针之初,
      有90% 高级干部不同意。贯彻‘鸣’‘放’方针至今,在省市一级还没有普遍动起
      来。”“苏联舆论对我国‘鸣’‘放’冷淡。”这些话,虽然说的是事实,但在当
      时,却算是分裂中央、破坏中苏团结的大逆不道之论,所以有些积极分子就出来反
      驳。新闻系四年级有一张大字报说:“赫鲁晓夫最近对美国新闻记者说,苏联支持
      中国的看法。这不是明白地表明叶于泩在无事生非,挑拨中苏关系吗?”这反驳,
      在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违背事实,但在当时却是义正词严的革命言论。
      
          夹杂着政治因素的辩论,照例不是靠辩论本身所能说服人或被人所说服的。总
      要等到形势大变,才会出现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局面。但以势取胜,并不等于真理在
      握,真理还需要靠实践来检验。不过等到实践终于检验出真理时,时间已经过去几
      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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