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2） 6 月6 日，《复旦》校报以通栏标题《继续“放”“鸣”，揭露三害，提出建 议，帮助共产党整风》报道了各系鸣放的情况。其中报道了新闻系副教授舒宗侨对 共产党的指责：“你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法律系教授杨兆龙说： “法律系办得最坏，是公安机关，法院作风。所以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 要的。如果肯定成绩，还检查什么错误。要检查错误，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全 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此外，对评级评薪和工作安排，希望也认真检查一下， 有那么多安排不当的人。”生物系教授刘咸说：“党群之间为什么有墙沟？是因为 将全中国看作党天下。希望不只对党员作风检查，同时对国家的科学学术方面的发 展不平衡，要作深入的检查。我学的是人类学，冷门的。国民党反动派时，在国内 有三个人类学系：浙大、暨南和清华，解放后说人类学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为 帝国主义服务的……我为了这个学科，在复旦倒霉至今。苏联也有这个学科，我们 却始终不承认。”…… 从《复旦》校报的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校内鸣放的一些实况，但是并不 全面，而且，有些重要人物的重要言论都没有报道。 据一位党政干部向我介绍说，当时鸣放出来的意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 题： 一、党的领导是否一贯正确？ 有人提出，共产党也有错误，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中国共 产党有没有个人崇拜现象？中共受到苏共哪些方面的影响？ 当时图书馆有一份英国《泰晤士报》，教师凭卡可以看，从中陆续透露出不少 消息，如波匈事件、铁托在普拉发表的三次演说，这些都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很大 影响，所以他们提出了上面的问题。 二、“一边倒”政策是否正确？ 有些教师提出：一边倒倒过头了。大家感触较深的还是学校里的事，比如：对 停止学习英语，一律改学俄语的措施，就认为不妥，因为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而 俄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广，不能用政治倾向来左右外语教学；对学时安排的六时一贯 制，也认为学得太机械，没有什么好处。有些教师还从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意见， 认为与英美断绝关系的做法是不明智的。王造时认为，尼赫鲁的外交政策就比我们 高明，印度原是英国殖民地，一向亲英，但他并不一边倒倒向英国，而是走中间路 线，与苏联也有较好的关系。这种中间路线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是有利的。 三、对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败得失如何估价？ 这方面老教授的意见相当集中。首先是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很有看法，认为这 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拉郎配，使许多学校元气大伤，将有些学校积累了几十年的 学术传统一夜之间一扫而光，比如浙大就是如此。其次，对学习苏联的教育制度也 有意见，认为学习苏联要有选择，适合我们的才可学，不能样样照搬。而当时则从 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科书，一直到学术观点，一律照搬。这很引起教师的反感。 还有人对教研室的设置也提出了意见。以前的教师大都是通才，能教各类功课，按 照苏联模式的教研室设定之后，就把教师的专业范围限制得死了。比如：周谷城能 教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后来编在世界上古史组，就只教世界上古史了；陈守实的 专长是农民运动史、土地关系史和明史，后来编在中国上古史组，也就只能教中国 上古史了；蒋天枢、刘大杰、朱东润、赵景深原来都能教文学通史，后来也各自被 固定在先奏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宋元和明清的分段文学史上。这种人为的分 割，对学术上还不成熟的青年教师，影响就更大了，局限了他们，难以全面发展。 四、对知识分子政策的意见。 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到1955年反胡风及肃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 有些教师认为，思想改造等运动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谭其骧教授对发动他的 弟子来揭发他，特别不满，认为这是道德败坏。有些在国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冲 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的人，感到不被信任，被看作外人，像个边缘人物。有位在 建国前发表了不少文章的教师，说吃不准共产党对他是怎么看的，所以抱定宗旨不 再写文章，说是“不留只字在人间”。 五、对学术批判的看法。 当时教师们对学术思想批判普遍有不满情绪，但还不敢说不应该批判，只是说 批得太粗暴，用政治概念来代替学术评价，乱贴标签，不允许谈不同的意见。批判 电影《武训传》时，陈守实教授正在上近代史，——那时他还没有被固定在上古史 上，学生要他对武训作出评价，陈守实说：武训的精神是对的，办法未必对。结果 受到学生质问：精神对为什么受批判？还有学生问道：你说武训精神好，那么希特 勒的精神是否好？问得陈守实大光其火。同时这个批判也牵涉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 进步性问题。许多教师都认为，政治和学术应该分开，在学术界，有些人政治上是 跟国民党走的，但是学术上还是有成就的，对这些人，就不能一笔抹杀。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