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下的落网者(1)
      
          1956年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心情最舒畅的一年。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出了“向科学
      进军”和“独立思考”的号召,这种方针和号召,切合文化科学工作的特点,适应
      国家建设的需要,因而激发起知识分子最大的积极性。
      
          这一年,人民政府实行工资改革,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大幅度的提高。以上海八
      类地区计算,一级教授的工资有360 元,副教授和讲师相交叉的六级工资是156 元
      5角,比原来多出几倍,有些刚工作四年的新讲师就有92 元,最低级别的助教也有
      65元5 角。而当时的物价,虽然已经上涨,但还算低廉,一个大学生每月的统一伙
      食标准是12元5 角,大食堂里每客客饭是2 角钱。所以这次工资改革,对知识分子
      的生活的确是大有改善,解除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
      
          本来,在这个基础上,是可以出现一个文化繁荣,科学昌盛的新局面的,但是,
      到得1957年夏天,情况却发生突变。整风运动原先是号召大家提意见,鼓励鸣放活
      动,但当人们经过一再动员,开始鸣放时,却突然一转而为反右斗争,将积极鸣放
      者大批打成右派分子,定性为敌我矛盾,而且说,这本来就是一个“阳谋”,目的
      在于“引蛇出洞”。这真使人惊诧莫名,突兀万分。但现实又是这么残酷,这些中
      计落网者,从此走上了悲惨的人生之旅。
      
          层层动员,大鸣大放
      
          虽然有了1956年的政策变化,但知识分子毕竟经历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和
      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仍旧心有余悸,并不是马上就肯大鸣大放。为了
      造成鸣放局面,上面可以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从中央到基层,层层动员,毛泽
      东还亲自出马,在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发表讲话,这才将群众发动起来。
      
          我们可以排一个大致的日程表:
      
          1957年2 月27日—3 月2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第十一次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
      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
      它提出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矛盾学说,正式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确定为文
      艺学术的方针,并提出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这个文件在没有正
      式发表之前,就破例将记录稿传达到各文化单位,起到全面动员的作用。
      
          3 月6 —13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后来公布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在这里,进一步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
      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打消顾虑,鼓励鸣放。这是一个中央级的鸣放动
      员会。
      
          4 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 月1 日,《人民日报》
      公布了这个整风运动指示。
      
          4 月底5 月初,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人士参加,动员鸣
      放。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周予同、王造时、陈仁炳等都参加这次会议,并且做了
      发言。
      
          5 月8 日—6 月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
      行了13次座谈会,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进整风运动。
      
          6 月初,复旦党委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动员鸣放,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
      风。有全校性的鸣放会,如6 月3 日和7 日两次教授座谈会,也有党委派人到各系
      召开的鸣放会,约有几十次之多,有些会议,如物理系、历史系的会议,都有党委
      副书记王零到场,听取意见。
      
      
      
          这种座谈会一直开到基层。在学生中,各年级党支部也都召开年级座谈会,鼓
      励鸣放,听取同学对党支部和上级党组织的意见。
      
          如此层层动员,造成鸣放气氛,许多人终于打破顾虑,直言提出意见。这些座
      谈会上的发言,每次都作有记录,墙上贴的大字报,也有专人抄存,名曰留作整改
      依据,实则作为“反攻”时备查之用。这些会议记录和抄存的大字报稿,想来现在
      应该还是保留着的罢。但是复旦虽说建立了档案馆,而这些40多年前的历史档案却
      并不开放,所以我只有摘录一些当时校报上的记载和根据对过来人的访谈记录,来
      说明那时复旦的鸣放情况。
      
          共六人举行了座谈,党委王零同志也参加了这一座谈会。物理系系主任王福山
      教授说:“过去党做错了事,总不肯公开地向群众承认错误。只是个别的道歉,群
      众不知道。这就不能发挥人的积极性。党又不愿意接受群众的意见,直到碰了鼻子,
      还说有理,群众很不服气。而且以前一味强调苏联怎么好,怎么好,这实际上是一
      种洋教条。”在“以党代政”方面,他举出与自己有关的三件事情:系里请某教授
      任副系主任,调某教师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教书,事先他都不知道。周世勋先生到北
      京去开什么会,也不告诉他一下。他说:“现在有人觉得,国家是党的国家,好像
      只有党员是爱国的,群众是不爱国的,群众是被雇佣的。……”在回忆历次运动时,
      王恒守教授说:“有些人无中生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要不得的。肃反后
      有些人入党,很多人不服气。认为这种人入党,使真正好的人不愿入党了。”他还
      说:“抓别人辫子打,永不会亏本,打中了得奖受赏;打不中也有奖,这比资产阶
      级做买卖还‘稳’。”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