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之间（2） 贾先生说：“他所说的倒也是事实，不过我没有去见他。”章培恒当时虽然刚 毕业，但已是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各系还未设立总支部，他这个支部 书记，就相当于后来的总支书记，就是领导全系的人物了。他的规格比贾植芳略低 一级，是党委副书记王零坐汽车到他家中来接，也说是到高教局开会，是舒文把他 留在高教局里写检讨，两三天后，再把他隔离到一个什么地方，——因为车窗挂上 窗帘，他也搞不清这是何处，但凭他老上海的经验，觉得这也许是建国西路什么地 方，不过十多天后即放回复旦，当然仍是写检讨。他的罪名是给贾植芳通风报信。 其实，他只对贾植芳说过：“反胡风是中央的决定。”这是不言而喻的事，那架势 有谁看不出来呢？当然，他还有别的一些可以上纲之事。因为他曾经说过，他在学 术上想研究三个专题：一是鲁迅思想，二是胡风文艺理论，三是屈原作品。这第二 项，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大问题。而且，章培恒虽然担任支部书记，做着政治工作， 却是书生气十足，不大能领会政治行情，在周扬发表《我们必须战斗》的声讨檄文 之后，他竟然写文章到《人民日报》去与之商榷。文章当然不会发表，但账还是记 着的。而且，他还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文艺月报》上对于路翎小说《洼地上的战 役》的批评，这篇文章虽然没有寄出，但曾与老同学王聿祥说起过，王聿祥在新文 艺出版社工作，回去讲了出来，有人就写了《感情问题及其他》加以批判，并且赶 着加料出了书，这一切很快就反馈到复旦来，都成为章培恒的罪状。后来，王聿祥 也因胡风案被关了进去。审查的结果，章培恒不但被撤掉支部书记的职务，而且被 开除了党籍，调到校图书馆去工作。 施昌东则是直接从学校里逮捕的。不过公安员还算讲文明，用一块手帕将他手 上的手铐遮住，算是顾全他一点面子。但关的时间却很长。听到他回校的消息，我 到淞庄宿舍去看他时，已是第二年的夏天了，后来他就留在系资料室做资料员。把 他关得很长的一个理由是，他有托派嫌疑。但是，听章培恒说，那时这个问题已经 调查清楚了，知道他是冒名顶替，用了一个叫施昌东的人的文凭报考学校，他原名 本叫施昌骥，托派嫌疑是文凭的真正主人那一个施昌东，不是他。这样看来，只不 过是借着这个因头，把他逮捕，实际上还是要审查胡风案件。章培恒在被审查前是 党支部书记，这些事应该是清楚的。我记得在反胡风运动中，施昌东不但没有为胡 风辩护，而且在运动初期还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 》上，影响很大，与姚文元同列为上海的新生力量，但运动一深入，情况就改变了。 另一些受影响的同学，如曾华鹏、范伯群等，则是在学校里审查，他们当时都 是毕业班学生，本班同学毕业后，他们还集中在一间平房里学习。曾华鹏在反胡风 运动初期，也写过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很引人 注目，但也无济于事。本来，曾华鹏、范伯群和施昌东一样，都是班上的业务尖子， 应该留校做教师的，但因此却被开除团籍，曾、范二位分配到外地去教中学。不过， 他们到工作岗位以后，也都恢复了团籍，而且不久，曾华鹏调到扬州师院任教，范 伯群调到《雨花》杂志做编辑，后来又到苏州大学任教，都成为很有影响的专家学 者，此乃后话。 我们入学时，54届已提前毕业，55届是三年级生，却算是老大哥了，一些热心 的同学常对我们这些小弟弟加以指导，施昌东、范伯群、曾华鹏都与我们较熟，后 来我留系任教后，又与章培恒熟悉起来，所以对他们的情况也较为了解。我原以为 当年受牵连的大概只此四人，顶多再加上一个潘行恭，他曾以章培恒为模特儿，写 过一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大概与他们关系较深。直到近年，我才问贾 植芳先生：“除了章、施、曾、范四位以外，你的案子还牵连了多少同学？”贾先 生说：“一共牵连了20多位。比如，张德林、陈秀珠夫妇，已经毕业，分配在华东 师大工作，也受到审查，陈秀珠是党支部书记，也被撤职，后来又开除了党籍。还 有两位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定为‘控制使用’，不过他们自己并不知 道，我是在胡风案平反之后，我哥（贾芝）告诉我的，他是文学所的领导，掌握内 部情况。” 复旦凇庄（第六宿舍），和当时其他几个宿舍一样，原是日本占领军的兵营， 矮小、简陋、潮湿。1953年我入学时，这里是学生宿舍，前面还住着几户助教。1954 年成为教工住房。我在1959年结婚之后，几经周折才分到了楼下一间房子，一直住 到1978年。 贾植芳先生爱才，而且慷慨大方，颇有江湖侠气，所以许多同学都喜欢与他接 近。贾先生也常常请学生吃饭，接济金钱，帮他们看稿，介绍发表之处，接洽出版 事宜。然而这样一来，却就成为拉拢学生、腐蚀青年的罪行，有人在全校大会上声 讨，有人在报刊上进行揭发。这些文字，就收在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编辑、新文 艺出版社出版的《揭露胡风黑帮的罪行》一书里。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