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之间（3） 在复旦，除了贾植芳和他的学生受到拘留和审查之外，作为反胡风运动领导小 组成员，曾送章培恒到高教局去审查的校党委副书记王零，他自己在不久之后也受 到了审查。据说有一次市高教局召开各校反胡风运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王零也接 到通知，但到得会场，主持人却宣布王零不得参加，这无疑给他当众难堪。王零是 因为与刘雪苇的关系而被审查的。他与刘雪苇原是华东革命大学的同事，刘雪苇后 来做了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新文艺出版社社长，曾到复旦大学做过报告， 王零略尽地主之谊，请刘到家里吃过饭，为这事就审查了将近一年，但不久也就官 复原职了。大概王零与刘雪苇只不过是工作关系吧，否则怕是难以过关的。王零原 是新四军军部的作战参谋，一向从事“武化”工作，与文艺界本来并不搭界。不过 在“文革”结束，刘雪苇复出并继续研究鲁迅时，却仍找他的老朋友王零帮他查找 资料。王零还特地跑到我家来要我帮忙，后来又转来一本刘雪苇的赠书。胡风案平 反以后，有一次与王零坐在一起开会，我曾问及此事，王零很超然地说：“唉，那 个时候，总要审查一下的。即使没有这件事，也会找别的理由来审查的。”遂一笑 了之。 反胡风运动虽然牵涉到很多人，但毕竟不能把所有的人都卷入。因为并不是人 人都与胡风和“胡风分子”有交往的。接着而来的肃反运动就不同了，它几乎与全 校师生都有关系，谁也不能置身事外。大家先是学习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用以武装思想，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接着就展开检举揭发运动。 不但要揭发反革命的事实，而且要揭发反动言论。而这“反动言论”又无明确的界 限，于是弄得人人自危了。比如，谭其骧教授在浙江大学历史系教书时，很受到该 系系主任张其盷的器重，有此知遇之恩，自然会说他几句好话。张其盷是历史学权 威，尤长历史地理，与谭其骧是同行，他著作等身，影响很大，谭其骧说他是有学 问的人，而且对浙大很有贡献。这原本没有错，但张其盷的身份却使这几句话成了 问题。盖因陈布雷自杀身亡之后，张其盷接替了陈布雷的工作，做了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的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后来又担任台湾的教育主管部门负 责人，这就成为反革命人物，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年代里，谭其骧肯定张其盷的学问， 就是为反革命分子叫好，这当然被认为是反动言论，受到批判是难免的。虽然后来 并没有给他定罪，但当事者心情是很不愉快的了。 第一教学楼，建于1953年。直到它建成，我们才有了像样的教室。由于学生日 益增多，有很多课就移到临时搭建的平房里去上。在这幢大楼里，我听过郭绍虞、 蒋天枢、刘大杰、王欣夫、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方令孺、余上沅、鲍正鹄、 蒋孔阳、胡裕树诸位老师的课；朱东润、赵景深、濮之珍、伍蠡甫、杨烈等老师的 课，则是在平房教室里听的。这些课程，为我打下了治学的基础，给我留下终身难 忘的记忆。 更有甚者，则以言论定罪，或以社会关系定罪，被打成为反革命分子，就更是 冤哉枉也。当时“肃”出的反革命分子不少，比如，中文系的余上沅教授，只不过 是杨帆的老师，他做戏剧专科学校校长时，对杨帆这个学生颇为赏识，将他留校工 作，后来国民党政府溃败时，教育部指令戏剧专科学校迁至台湾，余上沅在杨帆的 影响下，抗命不迁，将学校保存下来，交给共产党的军代表，而且自己也拒绝国外 的高薪聘请，留在大陆。这些行动，应该说是对革命有贡献的，但潘汉年杨帆事件 出来后，余上沅就被作为这个集团的同伙捉将进去，一年之后才放出来，已经是毫 无生气了。新闻系的赵敏恒教授，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名记者，曾担任过一家外国新 闻社远东分社的负责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做过许多重要的报道。他留在大陆不走， 应该说是一种爱国行动，但却被怀疑为潜伏的特务分子，也坐了很多年的牢。在学 生中也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我们中文系有一位两手残疾的学生，被揪了出来， 说他当过还乡团，手持大刀残杀农会干部，自己的手也被砍伤了，因而被关进了监 狱。“文革”结束之后重新复查，才证实他的手是患小儿麻痹症而致残，而且那时 他才十二三岁，不可能参加还乡团，也并没有杀人，参加还乡团的是他的父亲，并 不是他，因而得到平反。但此时他已年老，而且与社会脱节太久，无法正常工作了， 听说是让他领退休金了事。 双百方针与向科学进军 但是，到得1956年，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 1 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报告》，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宣布：我国知识 分子的绝大部分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次会议还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5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认为 文艺上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学术上应该提倡百家争鸣。 为了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共中央宣传部马上抓两个重点：在文科，组织了 一场美学讨论；在理科，召开了一次遗传学会议。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