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之间(1)
      
          高等院校是改造的重点,文艺界也是改造的重点,中文系处于两界的交叉点,
      所受冲击之大,更是可想而知。
      
          文艺界的思想改造是与高等院校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的。还在1951年11月30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的前6 天,即
      11月24日,胡乔木、周扬和丁玲就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上作了关于思想改造
      的动员报告,12月5 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胡乔木的讲话:《文艺工作者为什
      么要思想改造》,意在将思想改造运动推向全国文艺界。而在这之前半年,则已经
      进行过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了。从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看,此次讨论的目的,显然不在于评价一部电影的成败得
      失,而是借此来澄清文化界的混乱思想。毛泽东从电影《武训传》和对于武训及《
      武训传》的众多歌颂里,看到的是:“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既然文化界的思想如此混乱,当然不是通过一部电影的讨论就能解决问题的。
      继续寻找题目来做澄清思想的工作,也就是必然之事了。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正是毛泽东所抓到的另一个题目。这个题目
      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俞平伯本身,而是由于他的《红楼梦研究》(原名《红楼梦
      辨》)是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代表作,通过对这本书和作者其他文章的批判,
      可以打开批判胡适思想的大门,而胡适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影响,正是当时传播毛泽
      东思想的重要障碍。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才会为大学刚毕业不久的两个小人物
      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受到压制而大动干戈。而且,利用小人物来反对大人物,利用
      青年人来冲击老年人,也是他的一种策略,这一点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表现
      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只是,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还看不出其中奥妙,难免有
      些隔膜,行动起来就要撞在枪口上了。
      
          冯雪峰在《文艺报》奉命转载两位小人物的文章时,写了一个较为实在的按语,
      结果受到毛泽东严厉的斥责和《人民日报》公开的质问;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
      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站出来发言,指责《文艺报》压制路翎、阿垅等新生力
      量,结果引来了一场反胡风运动。
      
          当然,胡风也不过是以此来作为一个突破口而已,而对胡风的清算,也只是迟
      早间事。因为胡风在文艺界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而胡风的文艺思想又确有与毛泽
      东文艺思想不合的地方,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们对于文艺界的这些论争,一向是很关心的,因为它与
      我们的专业有关。但真正重视起来,则是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质问〈文
      艺报〉编者》之后。这篇文章,明显是针对冯雪峰的,因为他是《文艺报》主编。
      但冯雪峰在我们的心目中是老革命,是文艺理论权威,怎么为这一点小事就受到公
      开质问,而且被撤掉主编职务呢?实在有点想不通。但文艺界将有一个大变动,是
      看得出来的。待到展开对胡风的批判之后,特别是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
      讲话,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这是30年代左翼文艺阵营两派斗争的继续。大概正是为了
      要引起学生们对反胡风运动的重视,市领导特地派了一些作家来做报告,加以引导。
      我记得其中有吴强和靳以。靳以在复旦中文系教过书,大家都知道,吴强那时还未
      出版他的代表作《红日》,不太有名,当时会议主持人对他的介绍是:《高高地举
      起雪亮的小马枪》的作者,但我们大都没有读过这部小说,所以对这位作家也并不
      怎么重视。
      
          而不久形势就发生突变。《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给舒芜的信,标题是《关于
      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而且加了许多非常严重的按语。接着,又公布了第二批、
      第三批材料。到得第三批材料出来时,标题已改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由反党而反革命,问题当然是愈加严重的了。接着,就是停课搞运动,并且由反胡
      风集团进而发展成全面的肃清反革命运动。
      
          我当时很缺乏法制观念,没有意识到这样不经本人同意就将私人信件公布出来,
      是违反宪法所规定的通信自由原则的,而且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跟着《人
      民日报》的“编者按”去理解问题。虽然觉得有名的左翼作家忽然变成了国民党的
      特务,很是费解,但既然党中央机关报这样说,总是有道理的,也就不去怀疑了。
      只是《材料》里将我们的老师贾植芳先生定为胡风骨干分子,觉得很是吃惊,而且
      学校里还将四年级的几位同学也牵涉进去,更是觉得可怕。
      
      
      
          贾植芳先生是在第一批材料公布之后不久,就被捉将进去。据他自己后来告诉
      我,说是党委书记杨西光用汽车送他到高教局里去开会,局里有陈其五等三个干部
      找他谈话,要他交代问题,贾先生说没有什么好交代的,态度很笃定,吃过午饭后
      还在沙发上睡了一觉。陈其五等人说他态度不好,不能再在高教局里交代问题,下
      午就被公安局的人抓走了。这一去,就关了十多年,直到1966年才放出来,仍旧是
      监督劳动。
      
          “这不是诱捕吗?”我问。
      
          贾先生却说,在家里捕还是到高教局去捕,其实都是一样的。他认为杨西光对
      他还算客气,在去高教局的路上,还送他两包中华牌香烟;到了高教局,陈其五宣
      布对他停职审查时,杨西光还说:“贾先生,我们学校里缺教师,你把情况弄清楚
      了,就赶快回来教书,我们需要你。”
      
          贾先生真是老好人,凡对他做过一点好事,或讲过几句好话的人,他都记得,
      永远表示感谢。
      
          他还告诉我,在胡风案子平反之后,有一次章培恒进京开会,见到杨西光,杨
      西光叫章培恒带话给他,说那次送他到高教局,是上面的通知,即使他杨西光不送,
      也会有别的人送的;并说,贾先生如果愿意见他,下次到北京时打电话给他,他派
      车子来接。他还抄了电话号码托章培恒带给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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