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撞击（2）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 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 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 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 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 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 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 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 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 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 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 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 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 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 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1957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 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 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60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 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听到老学长的 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 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 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 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 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 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 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 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 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 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 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 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 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 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 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 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 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 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 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 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 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 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 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 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1949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1950年从华东新闻学 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 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 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 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