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撞击(1)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1—1952年的思想改
      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自己提出来的。这一点,
      不但后来者难以想像,就是过来人也大都记忆模糊了。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事实的
      确如此。
      
          1951年9 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
      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同月29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
      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
      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
      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
      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
      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
      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
      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
      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
      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
      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
      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1949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
      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1950年1 —2 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
      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
      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
      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
      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
      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
      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
      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加了两期土改工作。
      时间是从1951年10月7 日到1952年2 月6 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
      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
      》(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
      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
      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
      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
      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
      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
      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
      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
      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
      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
      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
      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
      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
      “奉命参加”、“过关思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
      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
      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
      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
      ;“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
      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
      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
      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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