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枪声喊声板子声 兵马俑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聪明才智的结晶，后辈一定要珍惜它。 ——扎伊尔立法委员会主席卡松戈·穆扎吉 人头落地方猛省 1987 年6 月19 日，陕西省委、省政府分别作出批示，嘉奖在破获将军俑头 案中的参战人员。6 月24 日，公安部向西安市公安局发来了贺信：“将军俑头案 破得漂亮，破得及时。此案侦控措施精心设计，行动迅速果断，参战干警机智灵活， 为侦破类似案件提供了有益和重要的经验……”随后，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刑侦局、 陕西省人民政府在西安联合召开大会，隆重表彰西安市公安局在侦破将军俑头案中 有功人员。公安部为“秦陵将军俑头被盗案专案组”记集体一等功，并同陕西省公 安厅为侦破人员高西元记个人一等功，为侦破人员安坤生、马军记个人二等功，为 侦破指挥员董儒、张斌生、张志明记个人三等功。参与将军俑头案的六名罪犯被抓 获后，关入看守所内。1987 年6 月23 日，西安市公安局向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提 请批准将六罪犯逮捕，西安市人民检察院在查看了罪犯的案卷后，为慎重起见，携 同市公安局委托省文物局文物鉴定小组对将军俑头的真伪进行鉴定。鉴定结论书如 下： 参加鉴定人： 李长庆：鉴定组成员、文物鉴定专家 王长启：鉴定组成员、文物鉴定专家 韩保全：鉴定组成员、助理研究员 吴双喜：鉴定组成员、助理馆员 石兴邦：研究员 袁仲一：研究员 名称；秦高级军吏俑头（俗称将军俑头） 时代：秦 质地：陶质 规格：将军头俑从颈底部到发冠顶处通高为38cm，面部长度为27cm，从下颌到 上额宽21.5cm，其右耳廓中上部有3cm ×2cm 不规则残缺一处，左耳廓上部有不规 则残缺1.7cm 一处，在右冠尾右侧近末端上有宽1.5cm ×6.5cm 修补痕迹一处，在 右冠的右顶部有长4cm ×2cm 的修补痕迹一处。胡须总长5 公分，右下胡须残缺不 齐，重量为13 公斤，脖颈处环绕一周有高7cm ，低为2cm 的修补痕迹，冠上残存 有褐色彩斑。 鉴定结论：此系秦陵一号兵马俑坑第20 方第十过洞出土之将军俑头，出土号 为T20G10：1 ，整编号为T20G10： 97 ，是八号战车上之将军俑头。目前，俑坑出 土此类俑仅有六件，是秦俑艺术中典型的代表作品，为国家一级甲等珍贵文物，属 稀世珍宝。 西安市人民检察院接到文物鉴定结论书，根据犯罪事实，于7 月2 日将6 名罪 犯批准逮捕，并于8 月16 日向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受 理此案后，经公开审理，于1987 年10 月7 日作出如下判决： 王更地，21 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死刑。 权学力， 23 岁，以盗窃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唐轲， 43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 年。 张传秀， 33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 年。 孙振平， 29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 樊春梅， 46 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 年。 一审判决后，王更地以盗窃文物是受他人胁迫，并非本案主犯为由；权学力以 来指使王更地盗窃文物，量刑太重为由；张传秀以原判认定的犯罪事实个别情节不 实，没有从中谋利的目的为由；唐轲、孙振平以在销售将军俑头中只起联系作用， 原判定罪不准，量刑太重为由；樊春梅以在联系买主时，不知道是将军俑头，且没 有参与倒卖，不应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为由，分别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立即进行了审理，作出了如下结论： 王更地携带工具，只身撬门入室，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积极联系销赃，显系 本案主犯，上诉理由纯属推脱罪责，不能成立。 权学立主动与王更地共同策谋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向王更地提示盗窃目标， 事后又为其寻找买主，在盗窃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张传秀积极联系买主，进行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犯罪事实，不仅有王更地、 唐轲的供词可证，且张传秀亦有多次供述在卷，足以定案，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唐轲明知将军俑头系国家珍贵文物，勾结他犯积极进行倒卖活动，显系投机倒 把主犯，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孙振平身为北新旅社的经理，为牟取暴利，积极参与倒卖将军俑头的犯罪活动， 提供犯罪场所，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樊春梅明知是将军俑头，为牟取暴利而参与倒卖文物的犯罪活动，有证人证言 及同案犯孙振平、唐轲的供词为证，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 1987 年10 月15 日，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裁定：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核 准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更地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就在 王更地等罪犯判刑的布告贴出来的同时，另一张布告也醒目地出现在西安市街头： 文物盗窃犯肖建国判处无期徒刑肖建国，男， 33 岁，汉族，安徽省金寨县人， 住陕西省金属结构厂家属院2 区平房15 号， 1987 年3 月27 日因盗窃被收审， 已逮捕，现在押。 肖建国于1987 年3 月的一天，窜至临潼县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从博物馆 北边的地道口进入一号坑展厅西侧，盗走从T20 方位出土修复的武士俑头一个，于 1987 年3 月27 日中午，在西安市长乐坊附近倒卖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并 缴获了所盗俑头。 肖建国目无国法，盗窃国家一级珍贵文物，已构成盗窃罪，情节严重，审理中 认罪态度不好，应依法惩处。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第 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肖建国犯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7 年9 月7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文物事业管理局作出了《关于考古队将军俑头 被盗案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分决定》。全文如下： 1987 年2 月17 日夜，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发生秦俑一号坑T20 方出土 的将军俑头在杂品库被盗。西安市公安局于6 月17 日破案，追回了将军俑头。这 以前，西安市公安局于3 月27 日曾破获了去年6 月和今年3 月秦俑一号大厅后部 两起武士俑头被盗案。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文物盗窃案，暴露了该队文物管理混乱 和在安全保卫方面存在严重的漏洞。盗窃案虽已破获，但至今还有一个武士俑头没 有追回来，给国家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为了查清事实，分清责任，吸取教训，切实加强文物安全工作，局整顿检查组 于6 月29 日进驻秦陵考古队，进行调查和停工整顿。责令副队长王学理、干部刘 占成停职检查。经过近两个月认真地调查，查清了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案发生 的原因和责任。现对有关责任人员处理决定如下： 一、秦陵考古队临时工简七一，无组织无纪律，乱拉关系，不经领导批准，私 自将外单位人员王更地先后两次领进放有贵重文物的队部秦俑头颜色保护室内。简 给王说“秦俑头价值很高，里根总统来了，我国才送了个复制品。”同时取出一张 彩色俑头照片请王更地看，并告诉王隔壁一排房子是秦俑修复室等。简七一在客观 上为罪犯王更地到考古队踩点和盗窃将军俑头提供了重要情况。简七一对这次被盗 案件负有直接责任，其错误所造成的危害很大，影响很坏，简已不宜继续留队工作， 立即解雇。 二、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陵考古队副队长王学理同志，1985 年 7 月主持该队工作以来，做过有益的工作，但忽视文物安全。他主持队务工作时间 不长，就将原考古队部院内经常性昼夜值班制度取消，撤销了值班人员；省文物局 针对秦陵考古队文物管理混乱、文物安全有漏洞，去年12 月22 日专门发了陕文 物发（86） 97 号紧急通令，提出加强该队文物安全工作的要求。但该队没有认真 落实；文物管理依然混乱，该移交的不移交，将军俑头被盗后，又在绘图室、修复 室发现了俑头和箭头；该队内部纪律松弛，无章可循，漏洞很多；对临时工缺乏严 格的安全管理教育。临时工简七一向罪犯王更地泄露了内部情况，在客观上为其作 案提供了条件，是造成这次将军俑头被盗的重要原因。这次将军俑头被盗时，王学 理同志虽不在考古队，但在去北京出差前没有具体明确指定干部暂时负责队里工作。 王学理同志工作严重失职，对连续发生的俑头被盗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兹决定撤消 其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主任、秦陵考古队副队长职务，取消考古队领队资格两 年。同时根据省考古研究所党总支的意见，局直属临时机关党委决定： 撤消王学理同志省考古研究所第二党支部委员职务。 三、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干部屈鸿钧同志，身为老文物工作者，去年七月 发现队部杂品库内有两个俑头后，本应及时告诉队领导或将俑头存放到正式库房。 特别是去年12 月向秦俑馆正式移交一号大厅前五方文物时，明知杂品库有两个俑 头属于应交之列而未交，同时也没有明确向队领导报告，仍放在杂品库内。对这次 将军俑头被盗负有重要责任。鉴于该同志一贯表现较好，且本应退休，因缺乏文物 修复骨干，仍留在工作岗位，带病坚持工作。 发案时他正在医院动眼疾手术。当向其询问有关情况时，他态度明确，回答肯 定，为立案提供了可靠证据。同时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较好。兹决定给屈鸿钧同志行 政记大过处分。 四、省考古研究所秦陵考古队干部刘占成同志，在考古队做过有益的工作。去 年11 月25 日，考古所领导当面指定他负责秦陵考古队保卫工作，他强调自己是 业务干部，不愿兼做保卫工作，但所领导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今年2 月，在副队长 王学理出差不在时，虽未明确他代职，但让他招呼队里的工作（刘占成说：招呼只 是大厅的发掘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件。 特别是队上明确他负责一号大厅的安全，但他对大厅值班人员缺乏严格管理， 致使大厅发生了武士俑头被盗。 刘占成同志对连续发生文物被盗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兹决定给刘占成同志行政 记大过处分。 五、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秦陵考古队队长石兴邦同志，对秦陵考古队工作长期 让一名副队长主持队务，亲自检查指导少，对反映该队的问题处理不得力，致使发 生将军俑头被盗，对此负有领导责任。但该同志系高级知识分子，是我国著名的考 古学家，在我国考古事业上作出了突出贡献。因年龄较大，兼职过多，工作中有失 误，这次整顿中尚能检查认识自己的责任，责成石兴邦同志作出深刻检查。 六、（略） 震惊世界的将军俑头案就此了结。劫后余生的将军头失而复得，又重新被安在 了他那硬梆梆、黑乎乎的身子上，重新恢复了他昔日的威严与豪气。 抱着这位将军的头，四处兜风，企图发笔横财的王更地，不但好梦难圆，最终 把自己的头也弄丢了，那具被血染红的五尺躯体，当然也没能在这个世界上留下， 真可谓“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据说，就在王更地被押赴法场，行将枪决 之时，他还祈求执法人员留他一条性命。他说自己还年轻，还能为这个社会做许多 有益的事。然而，没有人再去听他的花言巧语了，要做有益的事，来生再做吧。这 一生所做的一切应该就此结束。跟他一样做着黄粱梦的男男女女，醒来看到的却是 黑洞洞的牢房和一日千年的岁月。世事难测，善恶自有分明时，想来那一帮男女蹲 在幽暗的牢房，该对自己的人生好好感叹一番。 当然，感叹的何止他们，即是那些尚且自由的人，也由于这“将军头案”的最 后结局而感叹不已。他们的感叹，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又意味着这个案子第二个阶 段的开始。 刘占成说：我有功 将军俑头案过去四年之后的一个晚上，在秦俑博物馆院中一间极普通的平房里， 我见到了在将军俑头案中受处分的秦陵考古队队员刘占成——一条30 多岁的壮汉。 也许常年的田野考古生活才使他的脸看上去有些粗糙和黑红，但从那双乌黑明亮的 眼睛和魁梧的身材看去，又不失为英俊威武，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中汉子。 我本打算了解一下整个案子的细节，可他却抱给了我一堆油印和手写的材料， 我顺手翻动着。 “这是我这些年上访的材料，你先看看吧，我要告诉你的可能大多是关于我个 人的事。”他说。 “你还在上访吗？”我问。 他点上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浓黑的雾，望着我说：“上访，一直 在上访。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吧，不要再费脑筋，点灯熬 油地写材料了。你再反映也是枉然。但我不相信，光天化日之下，怎会翻白为黑？ 我就不相信没有个包青天，找不到个说理的地方。我记得1987 年法制报曾登过一 篇《法律作后盾，农家胜官家》的文章，说的是淮北市公安局侵犯公民民事权利， 受到了法律的处罚。我感到社会主义的法律还是公正的。作为我个人，将接受任何 公正的处理，但也决心同任何不公正的处理作斗争。”“你感到对你的处理在哪些 方面不公正？”我问。 “我认为首先是侵犯了我的公民名誉权。1987 年6 月29 日，在未落实任何 问题的情况下，因将军俑头案，省文物局就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这是不合乎情理的。 事实是，我作为考古队的一名普通队员，在将军俑头案问题上，不但无任何责任， 而且是有功人员。”这个说法令我在感到新鲜的同时，也吃了一惊，一个有功的人 何以又受到处分？吃惊过后，又增强了我要听下去的兴趣。 “之所以我说有功，是在2 月18 日早案发后，是我首先组织报案，派人保护 现场和派人去西安向屈鸿钧了解情况的。2 月25 日，又是我第一个核实案情，及 时向所领导人汇报的，2 月26 日，还是我对放置杂品的仓库进行认真检查，最后 从事实上落实将军俑头确实被盗的。这一切，足以表现一个普通考古队员、业务干 部对国家文物的高度责任心。而文物局党组竟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冤枉无辜，打 击有功者，宣布让我停职检查。至今我也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一无任职， 二无问题，停的什么职？检的什么查？难道积极报案、负责就有罪吗？ “由于局党组的错误决定，使我不明不白地接受停职检查，遭受冤屈竟长达七 十余天。在那段时间里，我背着停职检查的黑锅，精神上受到极大折磨，人不人， 鬼不鬼。不能正常工作，无法搞业务研究，同志间的正常接触和交往也受到限制， 连家属的思想上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并在相当广的范围内造成极大影响。我总觉 得，我党在对人的问题上历来是相当慎重的，我认为局党组宣布让我停职检查的决 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有关条文规定，严重侵犯了我的名誉权， 侵害了我的人格尊严。 “文物局所派来的整顿检查工作组，经过大量的调查和落实工作，于8 月29 日找我谈话，也承认将军俑头案与我没有责任。那么，因将军俑头案宣布让我停职 检查，显然是错误的。而文物局不但不纠正错误，反而在无事实责任的前提下，以 莫须有的罪名，于9 月4 日，要求我在处分决定上签字。 我在上面所签的字是：处分完全是强加于我头上的。 “之所以说处分是强加于我头上的，是因为我只兼管了一段一号大厅的值班人 员。从工作上说，考古队的发掘和修复是分为两摊的，保卫工作也是一分为二，我 本人从来没有负责过修复工作方面的保卫安全，也没有任何人交给我修复上一片纸、 一个字的文物册表，更没有交待过一件文物实物。再说，分工兼管和保卫干部有质 的区别，分工兼管，那就可以分给你、我、他任何一人。考古队的发掘、修复上曾 兼管过与保卫的人员除我外，还有其他四五个人。特别是王学理同志主持队务工作 后，对有关保卫工作，不是兼管而是主管，难道把他也叫做队上的保卫干部？ “事实是，上级组织从来也没有发文或以其他方式任命过某人是队上的专职或 兼职保卫干部，只有等案发后，才根据临潼县公安局的整改通知书，派来一名保卫 干部。当然，在上级未派保卫干部的情况下，队上的业务干部不管是谁都有责任兼 管安全工作，但不能说谁管了一点保卫工作，谁就成了保卫干部。 “在杭德洲主持工作期间，我管过一段保卫工作，那时院子里安有报警器，具 体值班的有3 人，后来报警器坏了，各修复室又安排了值班人员，直到王学理到来 前，院子里还有5 人长期值班，可王学理上任后，就将5 名值班人员减为3 人，两 个值夜班，一人值白班，余下的工人专管打扫院内卫生。 “1985 年11 月9 日，王学理同志在考古队干部、学员大会上，以整顿人员 为名，宣布将院子仅有的3 名值班人员调到到一号大厅，从此彻底撤消了多年来院 子的夜间和白天的值班人员，致使库房无人值班，才为将军俑头案发酿下了祸根。 即使我是保卫干部，这时一个人也没有，我去管谁？ “1985 年11 月9 日，王学理同志开会宣布，撤消大厅后面长期一直坚持值 班的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再无人值班。 “1986 年12 月5 日，王学理同志把大厅前五方的文物保卫工作正式全部移 交给秦俑馆，值班人员也全部撤回。王学理对我讲：今后大厅后面他准备在外地找 一个老汉来值班，在未找来前，叫我先从发掘人员中抽上两个人临时值几天班，于 是，我从发掘人员中抽调3 人值班，直到1986 年12 月27日王学理从咸阳叫了一 个叫冯孝民的老汉，接替了发掘人员抽调的3 名值班人员。从此大厅后面就由冯孝 民老汉一个人值班。直到将军俑头案发后的3 月5 日，我提出大厅后面要再增加人 员值班，只一个老汉昼夜值班恐怕要出事。会上，王学理才同意增加一人，后来我 又坚持增加了一人，这时大厅后面包括老汉在内共有3 人值班。当时值班人员问我， 已交给秦俑馆的文物咱管不管，我说都是国家文物，也应该给看管。 “在这期间，王学理多次找我谈话，让我戴上徒有虚名的保卫干部的挂冠，但 均遭到了我的拒绝。我知道自己担不起这个担子，也无能力无条件负这么大的责任。 因我不接受，还和他吵过几次，我曾经对他说：你不要一口一个保卫、保卫的，具 体他说我只是负责兼管大厅的几个值班人员，要搞队上的整个保卫，咱们工地大， 文物重要，我是个业务干部，既看两个探方，又分工管理考古发掘现场，抽时间还 要搞业务矾究，是根本兼管不了整个保卫工作的，你从上面要个专职保卫干部不是 更好吗？王学理对我说：我养活不起一个专职保卫干部。他这个话我曾向工地的王 玉清、张占民等人讲过，就在将军俑头被盗的前一两个月，王学理个人和我谈不通， 又从考古所叫来两位领导跟我谈，当时我仍未接受，并且态度坚决地重申了我的以 上理由。 那次的谈话考古所领导都有记录，可以证明我没有接受这个要求。既然队上找 不到保卫干部，作为常务队长的王学理，就应及时向上级申请要专职保卫干部，落 实安全措施，但可惜的是王学理同志没有做这个工作，致使将军俑头被盗。”刘占 成说到这里停住，眼睛显着激动的光望着我，似在听我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我 没有吭声，只是将烟蒂轻轻地捏压在烟盘，继续听他按原有的思路讲下去。“处分 决定称：今年二月，在副队长王学理不在时，虽未明确让我代职，但让我招呼队里 的工作，在此期间发生了将军俑头被盗案。事实是，今年二月，正值工地春节放假， 王学理和我是节日值班带班干部，但他却不来工地，后来不知谁批准，有何事，他 又突然决定去北京。在王学理去北京前，不是明确让我代职，而是根本就没有让我 代职，只是分头安排了一下工作而已。当时他说去四、五天，但却迟迟十几天才归。 “我清楚地记得，王学理走前，交待给我的工作有二：一是招呼好节日值班人 员，二是管好开工后的发掘现场工作。对于修复上的工作和放将军俑头的仓库的钥 匙，他是通过屈鸿钧另外安排的，与我毫无关系。二月十二日，我结束了院子管理 节日值班人员的任务，十三日正式转向大厅发掘现场的管理，十八日修复上的将军 俑头被盗，这能说是我的责任吗？”刘占成说着，站起身，显然是有些过分激动以 致使他焦燥不安，在屋里来回踱步。坐在我们身旁始终未作声的刘占成的妻子望着 丈夫越发黑红的脸，小声说道：“算了吧，说这些有啥用？还是喝点水，说些令人 痛快的事吧。”“那武士俑头的丢失是怎么回事？听说公安机关破获此案后，秦俑 馆和考古队都不承认自己丢的，那到底是谁丢的？”我想起新华社曾向世界播发的 那条令人困惑的电讯问道。 刘占成再次点上一支烟猛吸着，点点头，沉思片刻：“这个问题是较复杂。” 他似乎已没有了先前的怒气，嘴角露出了一丝苦笑。 “我这样说吧，在武士俑头丢失时，秦俑坑一号大厅已被分割成前半部、中半 部，后半部三个部分，你知道在盖大厅时这些兵马俑已全部用土回填，也就是又全 部用土埋了起来。到1980 年时，前半部的兵马俑已重新发掘出来，并经过修复， 大部分又在原地站了起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部分。 “前半部修复好后，考古队又将后半部的兵马俑发掘出来，并修复了一部分， 这时，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进行了移交，事情也跟着来了。按规定秦陵考古队要将 前半部和后半部全部移交给秦俑馆，属于考古队管理和发掘的只有中间那一块。可 王学理同志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在全部移交了这两部分文物后，又在自己起草的关 于文物保卫中的协议中糊里糊涂地写道：‘前五方坑中存放的文物由秦俑博物馆承 担文物安全及卫生工作’。至于后半部的文物安全保卫工作归谁管协议中却没有提 出。如果不出事双方都你好我好相亲相敬，可偏偏事情就出了。1987 年3 月27 日，肖建国混进了展厅后部，趁值班人员不注意，脱下褂子将一个武士俑头包起来 悄悄地顺着地道口也就是一号展厅的后门溜了出去，这时博物馆和考古队谁也不知 道。 “案子破获后，公安机关来问，说是肖建国盗走的俑头是大厅后部的，而这一 部分的文物就是属于秦俑博物馆的，如果没有协议书，责任肯定要秦俑馆承担，可 这时秦俑馆将协议书拿出来，祸就落到了考古队的头上。刚才我已经说过，王学理 跟人家签的协议书是前五方的文物安全由秦俑馆负责承担，那么中间和后部由谁承 担？尽管协议书上没有写明，但当公安机关来人询问时，考古队一方咬定文物是秦 俑馆的，应由秦俑馆承担责任，与考古队无关。但秦俑馆一方却在协议书的文字中 作文章，尽管文物属于秦俑馆，但安全保卫却归考古队，武士俑头的被盗责任应由 考古队来承担。所以就有了新华社发出的令人困惑的消息。可事情推来推去，还是 人家秦俑馆占了上峰，这个糊涂协议给考古队带来了本来不应该有的大祸，我自己 也在这场大祸中倒了霉。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王学理同志起草的这个协议书以及 和秦俑馆的签字经过，我一点也不知道。所以说文物局把武士俑头丢失的责任推到 我的头上是毫无道理可言的，给我的处分是不实事求是和完全错误的。这个错误决 定是对一个公民人格的公然践踏。”“那么您认为将军俑头和武士俑头被盗的责任 应该由谁来负？”我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已是10 点多钟，决定在临走前提出最 后一个问题。 “秦陵考古队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件，主要原因固然在主持队务工 作的常务副队长王学理身上，但是作为主管部门的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领导人应 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前几年大兴安岭的火灾事故，林业部长被撤消了职务， 那是因为林业部长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无数事实证明，一些因官僚主义造成 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及影响远远超过违法乱纪、贪污盗窃等问题的本身。许多重大 事故，大多与官僚主义者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切事情都不 会是孤立的。作为文物局、考古所一个下属单位的秦陵考古队，能连续发生秦俑头 被盗这样重大的责任事故，主管领导的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也是不容置疑的。他们 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可奇怪的是，关于将军俑头案重大责任事故 的处理，对本来没有责任的普通考古队员强加处分，作了错误处理。而对主管的领 导者，却避重就轻、应付过关，对他们应负的责任事故不作任何处理。难道说他们 真的没有责任和不该受到处分吗？我认为至少有这几方面的事实足以使他们受到处 理。“第一，作为主管部门的文物局、考古所，对秦俑这样大、这样重要的考古发 掘工地，一不配备保卫专干，二不拨保卫专款，并对长期文物管理混乱的现状不认 真检查，同时不切实落实安全制度和防范措施，以至导致了俑头连续被盗，使国家 遭受重大损失。“第二，秦陵考古队修复上的值班撤消长达一年之久，将军俑头这 样贵重的一级甲等文物长期放置在杂品库中，局、所领导竟全然不知，这不是严重 的官僚主义和严重的失职又是什么？ “第三，作为主管安全的局领导×××来工地检查，当要看杂品库时，王学理 同志说里边没有啥，他竟轻信了王的话而没有认真履行自己的领导职责，对杂品库 未作任何检查，以致酿成了库内将军俑头被盗的重大事故。“第四，1986 年11 月25 日，我当面对来工地的局领导人×××和队长王学理等明确指出：秦俑工地 大，文物贵重，需派一名专职保卫干部，但他们却置若罔闻，既不认真落实，也不 采取任何措施，其最后的恶果是将军俑头案发。“记得在影片《汀泗桥之战》中有 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镜头：叶挺曾当面严厉批评他的老同学黄琪翔，对汀泗桥战斗 失败的责任难道要推到一个下级军官的身上吗？这话寓意深刻，值得每个主管秦陵 考古队的领导者深思和反省。将军俑头案处分了考古队的三个人，事情似乎结束了。 但事实上是对没有责任的普通业务干部不公正的处分，又制造了一桩新的冤案，正 因为如此，我才不得不发出呼吁，让上级领导人和纪检机关对将军俑头案的处理作 进一步彻底的复查，对事故主要责任者应严肃处理，对官僚主义应予以追究，对受 错误处理的同志应尽快平反昭雪……”墙上的时钟敲响了十二声，打断了刘占成满 含怨屈悲愤的叙说，也向我提出了应迅速离开的警告。我草草地收起采访本，告别 了刘占成和他的妻子，在漆黑的夜色中向我栖身的秦俑馆家属院最后一排单身职工 楼摸去。 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依然显现着刘占成那慷慨激昂的音容声貌。四周极静，只 有风声不断传来，我越来越感到刘占成的叙说已远远超出了案情本身而具有了更加 深层的意义和内涵。也正因为如此，这个案子才更加扑朔迷离，像一团迷雾难以令 我看到真实面貌和窥视那曾发生和存在过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既然我已踏进了 这个神秘的区域，就索性辨清整个事情的真伪，透过弥漫的雾，去寻求一种更合乎 情理的真实。 我决定去一趟西安，找当年的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也许在他的心中 会装着对事情的另一种全新的见地，我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寻求一种更清新的东 西。 王学理说：我无罪 三天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家属院的一幢半旧的楼房里，我见到了当年的秦 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王学理。 和刘占成相比，他显得过于消瘦和老气了些，但这位60 年代毕业于西北大学 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虽近“知天命”之年，但那双明亮的眸子和看似颇有些潇 洒的举止，又让人明显地感到这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典型的知识分子。 我说明了来意。 他望了望我，微微地露出一丝笑容，看得出这种微笑的背后带着一种优郁和苦 涩。他说：“现在报刊对这个案子及失盗原因的宣传已经不少了，也有这方面的报 告文学出现。但这些文章又大多把我王学理漏掉了。我没有功劳，连苦劳也没有， 现在是孤单无援。一些无聊的文人墨客贪财忘义，崇权谄媚，凭借手中的笔杆子树 起了一些高大的偶像，并在这些偶像身上附会上一些近似传奇的故事，以歌功颂德， 使偶像更加高大壮观。而把我的形象从反面来描绘，甚至写成小丑。让一个小丑来 主持考古队的工作，那么丢东西就成了必然结果，文章也就更具有了典型性和轰动 效应。”“请您不要误会，我只想了解一点将军俑头案的真实情况，并不想把谁树 成偶像，同时也不愿意把谁写成小丑。何况从美学角度上看，旦角生角与丑角一样 地令人可爱。或许丑到极至便是美到极至呢！”我说出了我的本意，同时在走向他 的心灵深处。 “你的话到是满有些戏剧意味。”王学理依旧微笑着，但看得出他的精神渐已 爽朗起来。 “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大戏么！”我答。 他站起身，走到另一间屋里，抱出一捆打印的材料，顺手取了一份递过来。我 一看，吃了一惊，足有三万字的材料清楚地印制着一个醒目的标题： 将军俑头失盗的责任冤案为何平反不了 ——我的第30 次申诉 王学理 “你也在喊冤叫屈？”我问。 “有冤必喊，有屈必叫，这是我们国家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他答。 我点点头，望着材料暗暗地想，如果这份申诉书从第一稿起，每投寄一次誊抄 或修改一遍的话，到现在应该是共有90 万字经过了他的笔端，如此浩大的文字工 程，即是令专写“三部曲”的作家也不得不为这位申诉者的毅力和精神所折服。由 此可以想见，这个案子耗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如果把这些精力和时间用之于学 术研究，那又是怎样的一种景况？ “这30 次的申诉稿合起来可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的文字数量。”我说着，内 心有一种为这无效的劳动的惋惜之情。 他叹了口气，目光暗淡下来，似在为我的惋惜之情作解释：“作为一名高级知 识分子，正在用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向国家和人民作奉献的时候，却遭到政治上的打 击、人格上的侮辱，学术上的限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已申诉二十多次，但却犹如 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眼睁睁地看着酿成的这桩历史冤案不能平反，我不能不再次 提出申诉，我觉得争回人格和人权比做什么都重要。”“您觉得文物局对您的处理 不恰当？”我小心地问。 “不是不恰当，而是完全错误的。省文物局置自己1985 年下发的行之有效的 66 号文件于不顾，并置管理混乱，底数不清，按局文件该移交而不交，致使隐匿 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 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 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 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 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 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 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 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 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 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 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 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 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 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 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 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 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 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 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 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 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 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 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 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 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因为在1985 年11 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 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 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 鸿钩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 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 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将军俑头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 示：只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 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 会议，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工作， 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 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杂品库门被撬， 26 日赶到工地后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 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是有文物责任感的，作为邻居，我是尽到了道义 上的责任的，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 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窃事故。 至于发生在1986 年7 月和1987年3 月20 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 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 失的，两个俑头各有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而1987 年2 月17 日被盗的 将军俑头则是原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 陵考古队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 义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房，新购 有六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新发掘的五个探方，对出土的文物及 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 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 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 年66 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 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 年6 月29 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 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 年7 月24 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 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者 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 年11 月19 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 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从我报告 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 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 天要平反的……”“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 员时是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 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他 答。 “那……”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知了我 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 月3 日召开的干部会上，就临 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员的管理。 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9 人值班，日值班5 人，夜班4 人，每班2 人，日夜轮流，并 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在生活区安排值班3 人，另有2 人作杂工并随时 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 年11 月8 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指示 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8 人，生活区留2 人值班，由刘 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工工作。至1986 年2 月5 日，在安排春节值班期间， 确定大厅的8 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3 人。3 月下旬，由于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 作，根据新的情况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来考古队的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 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中队驻进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 人员在营房同考古队间修筑了一道隔墙，并请人焊接了两付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 11 点锁门。从此，考古队有了自1974 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这期 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厅和生 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队工作 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三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刘占成满口答应，一再说：你放 心地走，队里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钥匙交给了刘占成。这一安 排在2 月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作过汇报。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 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叫他负 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 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而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 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 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更令人奇 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我给刘占成交待了工 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 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呼大厅的假话。对这种话，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 并且形诸于文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 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副省长 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了你局、所严 重的失职和渎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也是原秦俑考古队某 领导人的过失。客观地实事求是他说，我非但没有直接领导责任，连间接责任也没 有。要说有责任的话，也只能是邻居失盗我没有看见和没有听见的责任……”时间 在沉闷、激昂、忧郁、伤感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氛围中飞快地流逝，我借王学理先生 再度掀动杯盖喝水的空隙提出辞别。当我站起身时，又禁不住看了一眼那堆倾注了 申诉者心血和精力的材料，摇摇头，没有说话。王学理先生似乎已明白了我的心理， 在送我下楼的同时作着最后的解释：“想我王学理已年届五十，正当拼搏、报效国 家而取得成果之时，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数次不懈地申诉 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党派人作详实的调查，恢复冤屈者的名誉，解我于倒悬。” 屈老汉说：我委屈 在见面之前，我读过他一篇名为《参加秦俑坑发掘的回忆》文章。那清新的笔 调、优美的意境，无不令人感到作者心中热血的荡动和青春激情的喷涌——麦苗返 青，布谷声声。我和几位多年的老伙伴告别了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一个王朝建 都的西安，来到了风景秀丽的骊山北麓，在秦始皇陵东侧三里的西杨村卸下了行装， 安营扎寨，开始了新的、颇为漫长的秦俑发掘工作。……新的、美好的事物，对一 个陌生的人来说总是好奇的、迫切的。如同战士进入战场，一切全都抛于脑后。而 投入新工作的急切感，使我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有意义的，连露水珠儿都 带着泥土的清香。一栋茅屋、一座帐篷、一杯泥腥未退的淡水，勾住了我们的心， 成了我们新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的新生活从这里开始了。 当我走进省考古研究所大院屈鸿钧先生的家时，迎接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步 履艰难的老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那个青春勃发、豪情满怀的时代一去不返，岁 月的流逝、生活的磨难已使他垂垂老矣，再也没有昔日的激情与神采了。 望着他因患眼疾而双目近乎失明的病体，我不忍心将那件不快的事情提出来， 去唤起他痛苦的记忆，给他多病的身体再加一层冰霜。但当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时， 他还是将那件事情毫不掩饰地提了出来。这让我深感不安的同时，也更清晰地感悟 到他内心的疾痛与苦衷。 “事实上将军俑头丢失与我有啥关系？这个库房以前是柴忠言拿钥匙，柴调走 后交给王玉清，后来王玉清退休又把钥匙转给我。将军俑头案发后，一些无耻的文 人秀才们跟着瞎起哄，有家杂志登载的文中说我是保管员。我这个保管员是怎么来 的？是会上决定的还是上级任命的？ “我拿着钥匙，一没给贼娃子提供线索，二没给贼娃子开门。可有人却造谣说 我和贼娃子监守并盗，引狼入室，这是哪家的逻辑？我从事考古工作三十余年，在 许多遗址、墓葬的发掘清理中，我一个人用筛子筛出金豆、金泡之类的珠宝都如数 上交。如果我有盗窃文物之心，就说没筛出来，或者筛出三个金豆我说两个，你又 怎么去证实？人怎得凭良心说话和办事。 “有的领导说，给你老汉个处分，没有啥。既然没有啥，怎么不给你自己记一 个？有些同志胡研究、胡决定，说钥匙你拿着，记个处分也不为重。 我拿着钥匙就有罪？要是你拿着钥匙外出，你家中的钱财被贼娃子破锁而盗， 还要给你治罪？ “现在我已经老了，无力再去为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四处奔走呼号，争取 平反昭雪。你说有罪就有罪，你说没罪就没罪。现在看电视，哪个朝代还没有几个 屈死鬼。你再翻腾，是上级大，还是你大？任他们去吧，反正我感到自己的有生之 年也不会太长了……”握别的时候，屈鸿钧先生站在门口，左手扶住门框歉意他说 ：“我的眼睛看不清路，我不能远送你了。”我点点头，默默地一个人走了出来。 当就要跨出那个狭窄的小院时，猛回头，见他依然立在那里静静地望着我。满首的 白发、如柴的身体、迟钝的目光……无不作着风烛残年的警示，我感到在这一切的 背后潜藏着一个可怕的征兆。 我再次迈开步子向外走去，一阵凉风吹过，竟有两颗温热的泪珠从脸上滑落下 来。 蚂蚁的故事 怀揣一颗沉甸甸的心，我走进陕西省文物局的办公楼，希祈在这里能对积聚在 脑海中的诸多问题有个全面的解答和感悟。 在一间挂有“党委”和“纪委”两个牌子的办公室里，我向工作人员出示了介 绍信并说明来访之意。 看得出，负责纪检工作的两名工作人员对我的来访很感为难和棘手，以极度的 小心，谨慎简单地回答着我的提问。这种小心谨慎以致使他们自始至终都未向我透 露自己的姓名。 “我们对这几位同志的处理情况及事实依据都根据省人大、省政府领导的意见 重新作了复查，复查后仍然没有发现新的证据和理由推翻原来的决定。”工作人员 说着从柜子里拿出一份“陕文物党（88）2 号”文件递给我。 由于他们事先向我作了只准看，不许记录和复印的规定，我只有凭记忆大体地 记下了文件的内容： 一、省文物局正式对省考古研究所批复，将“秦俑考古队”改为“秦陵考古队”。 考古队除改换名称和更换领导外，其余工作人员基本未动。将军俑头被盗案发生在 王学理任期内和直接管辖的考古辖区内。 二、将军俑头被盗原因是取消值班制度，王学理于1985 年11 月8 日亲自将 昼夜值班改为只在重大节假日值班。由于王学理同志的错误安排，致使院内空虚， 出现俑头被盗的重大责任事故。 四、…… 复查文件交还对方后，工作人员总结性地对我说：“这个问题从最早的处理一 直到后来的复查，我们都比较慎重。局长带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了解工作，证实了 以前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新的理由和新的事实可以推翻原来的处理决定。国家珍 贵文物丢失了，内部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平时安全保卫措施落实得好，文物是不 会丢失的。作为考古队的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受个处分的处理并不过分。在案发后 不久，司法部门要追究直接领导者和管理者的刑事责任，我们文物局领导出面把责 任承担了下来并归到文物局并作内部处理，他们才免干刑事责任。现在领导有些后 悔了，要是当初不出面，推给司法部门处理，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麻烦……”临走 的时候，一位工作人员曾反复地亲切叮咛我：“你最好不要卷入这个是非之中来， 试想，你否定文物局，说文物局处理得不对不行，要说文物局处理得对，受处理者 不对也不行，只要你的态度倾向一方，另一方就可能要和你打官司或到单位去告你， 到那时你就会感到进退两难，陷入这个问题的是是非非之中而不能自拔，别想再以 清静的心态去搞你的事情了……”我点头称是，我说我没有对这类问题作出对与错 的判别的义务，只有客观描绘生活、再现生活的责任，而文学的迷人正是确有那么 一些作家出神入画地描绘了生活，而不是生硬地去干涉生活。作家有对生活参与的 权利，但这种权利是受到局限和有尺度的，倘有过分的热情或过火的举动，都可能 酿成不堪设想的恶果。前车之鉴，尤在眼前，我自记之慎之。 在返回秦俑馆的路上，我为我的西安之行而暗自叫苦。我知道自己事实上已陷 入如同秦俑坑的焚烧一样争论不休、难以决断的泥沼。问题的本身如同我的采访， 转了一个大圈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一时难以找到新的路子去冲破这个圈子从而 摆脱困惑。这种企图寻找一种理想答案而面对现实又无可奈何的困惑，一直在我的 身心缠绕，直到我返回北京后的若干时日都未能摆脱。 在极度的困惑与痛苦中，我把将军俑头案发生的经过以及对王学理等人的处理 情况向同室一位正在文坛走红的作家李鸣生阖盘讲出，希祈得到他的帮助。 “我想在作品中再现这个案子以及和这个案子有关的所有的是是非非、恩恩怨 怨，只是不知从什么角度写起，如何写起？”他在屋里走了几个来回，沉思了足有 半个小时，突然抬起头说：“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不管讲什么，只要能给我一 点启示就算没白费时间。”我点头应允。 “在非洲的原始森林里，生长着一种不大的蚂蚁，这种蚂蚁深感自己弱小的个 体无法和其它强壮的动物争食觅先，便组织起来，在森林里排开数十米的阵线向前 推进。于是，奇迹出现了，森林中无数巨蟒在他们的攻击中最后只残存一幅骨架， 威震山野丛林的虎豹也呈望蚁而逃之势。小小的蚂蚁几乎成为非洲原始森林的主人。 一天，当蚂蚁大队人马开到一个高坡时，突然遇到了一股山火，大火在风的席卷中 向他们扑来，成千上万的蚂蚁瞬间将有化为灰烬的可能。就在这危急时刻，排开的 蚂蚁大军迅速向中间云集，最后抱成一个巨大的圆团向山下滚动。烈焰升腾，烟雾 弥漫，滚动的蚁团在大火的的烤中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外围的蚂蚁纷纷坠入火中化 为灰烬。但蚁团没有散开，仍旧越抱越紧、越滚越快地向坡下冲去……最后，巨大 的蚁团终于摆脱了大火的包围，避免了整体的覆灭。这支大军又排开数十米的阵线 纵横于丛林之中……”李鸣生讲完这个故事，静静地望着我，很是自信他说：“将 军俑头案的一切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其最深层的原因和悲剧性结局都可从这个故 事中得到揭示的钥匙和答案。”我一时没有完全感悟这个故事与将军俑头案的内在 联系，但却隐约地体会出一种味道。这个蚂蚁的故事到底给予这个案子什么样的启 示？我在久久地思索着。 -------- 泉石书库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