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留给世间什么(1) 1979年，也就是在恢复高考的第三年，当我以河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 学数学系时，最大的理想是成为一名数学家。 那时数学是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能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的纯数学无论如何 太迷人了，数论方面的高手被人羡慕的程度绝不逊色于今天哈佛的MBA 。像许多有 志的年轻人一样，陈景润是我 当时的偶像。 现在大家也许不能理解当时社会上所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的名言。事实上，在那个年代，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上帝是按照数学语言来创 世的……数学在一门科学中应用的程度，标志着这门科学的成熟程度……” 许多人认为生涩难懂的陈氏定理，“狂热的人们”对它的评价是：这些是人类 思维的花朵。这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 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以数学家为 偶像太应该了。 然而，每个人的生命进程都会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今天北大方正的精神领 袖王选，在20世纪60年代时，从照耀一切科技领域的纯数学转到计算数学，原因只 有一个：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个人意志。 当我们还沉迷于在数学上冲顶的时候，世界已经更关注于应用科学，关注于管 理应用。我们的确需要数学，但我们更需要管理知识。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刚刚认 识到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它的健康关系国计民生，中国更需要管理。 那么在我所生活的80年代，中国最缺什么？管理学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一片空 白。 1980年，我大学第一年的课程还没结束，适逢国家要选派一批大学生到美国、 日本和欧洲培养。因为当时国家急需管理人才，而国内没有这样的专业，便从数学 系里选拔人才转学管理。 我被选中。 没有选择，没有迟疑。那个年代，心中的责任高于梦想，大局高于私利。 经过14个月的德语培训，1981年，18岁的我作为中国与西方隔绝30年后第一批 公派留德学习，走进了德国科隆大学的校门。 从自豪到迷茫 走出国门，这是中国在尘封了多少年国门之后，向世界派出的第一支队伍，我 们肩负着抢补中国落后的重任。 我的导师是科隆大学政治经济研究所主任瓦特因，他是德国战后改变了德国经 济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学派的米勒·阿马克的嫡传弟子。当时我非常自豪。我 想起了一句中国古话：“名师出高徒”。尽管这不是充要条件，但起码是为成功提 供了一种可能。 让我感到自豪的事情果然发生了。我的毕业考试成绩在上千名毕业生里排在前 十名，而毕业论文《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大获导师赞许，说“这么高水平的硕士 论文，我一生只见过两篇，你对现实问题的兴趣通过学术能力得以正确实现。”最 后论文被德国出版社印书出版。 另外，因为成绩好和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我获得了德国雇主协会提供的奖学 金，得以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也成为该协会成立以来惟一获得此奖学金的外国留 学生，我既觉得荣幸，又备感责任重大。 1991年，完成了十年的寒窗苦读，我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少年时的那个关于 哥德巴赫猜想的偶像梦已经离我很远了。但心里却有一个始终没有磨灭的念头：传 播知识。把所学的管理学知识传播给别人，来弥补当年的偶像梦。 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完成学业，回国到北大或清华大学做教授。人生无憾矣— —书生意气可见一斑！ 科隆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也是莱茵区最大的国际商业中心，经常举行各类国 际博览会。这点有些像中国的上海。微风中漫步于莱茵河畔，除了岸边林立的教堂 和典型的欧式建筑，向对岸望去，有的景色竟好似上海的外白渡桥一侧。 中国、德国、上海、科隆……不经意间，我突然愣住了。在德国待了10年了， 可我了解德国吗？在中国成长到了18岁，可我了解中国吗？留学10年，学企业管理， 学国民经济学，可我会管理什么呀？ 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得有实战经验才行。迷茫侵扰着我……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