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
      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
      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
      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
      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
      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
      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
      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
      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
      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
      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
      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
      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
      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
      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
      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
      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
      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
      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
      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
      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④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
      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
      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
      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
      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
      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
      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
      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
      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
      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
      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
      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
      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The  Decline  of  the  Wesi》)
      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
      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
      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
      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1921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75:1 ,次年跌到400
      :1 ,1923年年初跌到7000:1.在1922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
      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
      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
      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4/5 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1914年以
      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
      的经济支援,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
      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
      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1923年1 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1.8 万:1 ,到7 月1 
      日,跌到了16万:1 ,到8 月1 日跌到了100 万:1 ,到11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
      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40亿比1 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
      
          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
      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
      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
      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
      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
      
          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62]责任。通货膨胀本来
      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
      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1640
      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930 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
      债,290 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
      大增加税额,反而在1921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
      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
      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
      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
      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
      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
      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
      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
      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这
      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转自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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