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佛主义”的民主需求（1） 中间阶层的民主需求冷淡一定程度上在于“拜佛主义”倾向。 中国人传统上喜欢烧香拜佛。即使现在，我们在旅游景点的大小庙宇中仍然能 看到各色人等很虔诚地拜伏在神像佛龛之下，其中不乏“有头有脸”的人物，说明 这种现象和社会层次关系不大。但我们却不能就此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众多。因为 中国人拜佛大多比较功利，平时并不会有意识地、虔诚如一地吃斋念佛、积德行善， 只是到了有求于神佛的时候才想起要拜一下，并不惜重金许愿。春风得意的人是很 少想起要拜佛的。而真正意义上的佛教徒所信奉的是一种信念，与功利无关，不会 因有求于神佛才敬佛，也不会因无求于神佛而不敬佛。另外，拜佛在普通人的现实 生活中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首要选择，而是其他选择难以如愿的最后一条心理防线。 这种倾向反映在政治领域，就是中国城市中间阶层对于民主理念的功利性和短 视性，可以称之为民主理念和需求上的“拜佛主义”。 毫不夸张地说，民主理念相当程度上成为了一种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与 宗教崇拜相提并论。社会之所以需要民主，可以有两个理论出发点。一个是功利主 义的，认为民主是可以促进公共利益、避免公共权力失控的制度安排；一种是价值 性的，认为民主本身就是不言自明的价值诉求。西方学术界有人把它们概括为“保 护型民主”（如三权分立）和“发展型民主”（如人民主权理念）两种模式，参见 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第一部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达尔则概 括为麦迪逊式民主和平民主义民主。参见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三 联书店、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无论这两种民主模式存在怎样的理论分歧， 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和若干世纪的文化传承、制度建设，民主理念本身作为文化价值 已经深深地烙在了西方民众的意识之中。 与西方不同，民主之于东方，更多地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就是“拜佛主义”倾 向，期望民主这尊“佛”能够直接解决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基本权利保障等诸多 现实内容。而且，对民主所能带来的现实期望是短视的，并不会“未雨绸缪”，先 推动民主建设而后期望民主成果。相反，只有在已经产生了诸多现实需求，而现有 的社会资源取得方式不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时候，才会想到要“拜”民主这尊佛。而 且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在亲身体验了民主所具有的优势和所能带来的利益之后， 才会产生民主建设的诉求；否则，宁愿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利益诉求。这样，即使 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并不稳定，一旦利益诉求不能凭借民主制度得以实现，会轻易地 推翻它。 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产生民主需求需要双重条件，一个是 民主启蒙，另一个是利益动机。而且，这两个条件并不是平行的，相对于利益动机， 民主启蒙是首要的。因为，在缺乏民主启蒙的条件下，中间阶层为实现其利益动机， 宁愿选择其他对于他们来说更熟悉的诉求方式，如权威主义，而不是非本土传统价 值的民主理念。也就是说，如果经过了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不强烈，也会产生 民主理念和一定程度的民主诉求；如果没有经过民主启蒙，即使利益动机很强烈， 也不会将利益动机引向民主理念的建立和对民主的需求。这种民主需求的双重条件 和优先顺序要求，使得在接受民主理念上显得比较困难，容易导致民主冷淡现象。 说到底，“拜佛主义”反映的是东西方在接受民主观念上的文化差异。民主理 念是一种纯粹西方的价值传统，这种政治文明成果在当前的世界中是否具有普适性， 是个充满争议的课题。但本土文化对民主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任何学者都不能 否认的。他们的争议在于，民主的普适性能否克服这种本土文化的差异，超越传统 价值观念，成为新的主流价值观。 中间阶层是社会骨干阶层，作为社会转型中所分化出的新生力量，拥有较高的 教育背景，接受了许多新事物和观念，其中许多来自于西方。但民主启蒙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过程，对于其他阶层如此，对于中间阶层也是如此。正如朱海（05）所说 ：“我们这个民族还是一个习惯被统治的民族，严厉的制度约束还是适合中国的， 至少比较稳定。”只不过，中间阶层对新价值观念的接受速度较其他阶层要相对快 一些，在接受程度上要相对高一些。 对于当前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来说，社会现实为民主需求所提供的条件恰恰还 不充分，从而导致了他们的民主冷淡：缺乏民主理念启蒙，缺少利益动机，利益动 机的实现有其他替代性的诉求方式。这些社会现实条件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①舆论长期引导所产生的效果，直接延缓了民主启蒙的进程。这种舆论引导的 效果，对于整个社会民主理念所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这种引导经过长 期沉淀，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意识形态式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与其他类型的 意识形态影响具有共同的特点，比如程式化、不加分析、无可置疑等。即使对于那 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来说，这种影响也已经潜移默化在价值 观念中。 比如民主建设与民主素质问题。本研究中的很多被访者以国民素质不高作为否 认民主建设可行性的首要理由。然而，当前国内的民主实践恰恰是从“素质最差” 的农村村民开始的；相反，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居民并没有实践更多的民主内容。已 经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对农民选举意识和选举的调查和分析中，各种类型的选民意 识和选举行为积极性的调查数字都反复显示，农民表现的选举积极性明显高于城市 居民。在对不同职业的选举者的态度调查中，农民的选举积极性排列相当靠前，高 于其他许多职业身份的人，包括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国农民的素质对他们的选举 积极性并没有形成障碍。然而，认为农民素质低却成为一种习惯的看法。在调查中， 有一个让选民评价谁参选积极性高的问题是“您认为哪些人会积极参加选举投票？”， 共列举了以下六种人：第一，党、团员、干部；第二，知识分子；第三，学政治、 法律的人；第四，农民；第五，普通市民；第六，私营业主、个体户。经统计排序 的结果，农民被排在最后一位。参见蔡定剑：《公民素质与选举改革调查》，载《 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2 期。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