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器说”的偏颇（2） 从上文的理论分析与经验实证中可以看出，“稳定器说”在应用于当前中国中 间阶层分析时，存在许多值得商榷之处。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关于中间阶层政治作用各种理论 的综合了解。西方学者对于中间阶层的论述很多，其中许多著作中涉及了中间阶层 与政治秩序的关系问题。但令人奇怪的是，几乎没有学者在引用“稳定器说”的时 候提及其他中间阶层理论。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出于学者自身的偏好，就是国 内的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缺乏深入研究。 直接应用“稳定器说”的国内学者缺乏对西方“稳定器说”的讨论背景的辨析。 如果说自然科学可以讨论科学规律的真理性，社会科学在这个问题上要谨慎得多。 任何社会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于当时的社会经验和时代需求，时空变化，理论也随着 变化。中间阶层的“稳定器说”可以体现出一定国家和地区在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政 治特征，但如果时空转换，“稳定器说”往往失去了解释力。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 现，各种关于中间阶层的理论之所以差异较大，除了学者本人的视角和立场之外， 关键在于讨论背景的变化。 几乎无一例外，这种“稳定器说”在被引入中国的中间阶层分析时，在没有任 何理论推导的前提下，就将其结论作为不证自明的理论。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推演的 过程，就如亚里士多德，他从中间阶层的拥有财产量的适中性，推演出中间阶层在 性情上的中庸特点，到政治哲学上的理性，最后推导出他们在阶层冲突中的缓冲特 征。 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具有一些西方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特点， “稳定器说”缺乏本土经验的支持。中国中间阶层的萌发具有自己的特点，综合体 现在许多方面。比如，中间阶层对民主建设的消极在其他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是难以 理解的，而在中国则是无可回避的现实。西方已经走过的路，并不是我们将要走过 的路。即使方向相似，在具体路径上也不会完全相同。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可以作 为我们的一个借鉴，但并不一定适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 “稳定器说”过于简单，不一定能够解释复杂的阶层分化。一种理论越简单， 就显得越精致，但在解释社会现实时就越容易陷入偏激。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 的社会科学理论都可以找出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事物总是具有辩证的两个方面， 只不过在某种时空条件下一个侧面表现更突出，在另外的时空条件下另一个侧面表 现更突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原有一些理论的修正、甚至颠覆过程，也往往是接 近真实的过程。“稳定器说”描绘了中间阶层缓和社会矛盾的一面，但中间阶层并 不会用实际行动来“响应”简单理论；相反，理论应该在日臻完善的基础上能够解 释更复杂的中间阶层政治作用。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过于简单化的理论局限， 能够从更广泛的思路中寻找破解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关系的途径。 “稳定器说”是一种静态的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阶层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就 如一个人，从儿童、少年、青年到中年的不断成长过程中，他的性情随着年龄和自 身地位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我们不能从他的某个年龄段的性情完全推断另一个年龄 段的性情。中间阶层自身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分化的结果，它与政治秩序的关系必 然受到自身发展的影响。中间阶层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远未成形，其发展 历程也很难预测。用一种静态的理论来描述中间阶层的政治作用，难免显得僵化。 第三节理性与秩序的逻辑〖1 〗一理性的“去道德化”在论述中间阶层对于政 治秩序的稳定作用时，常常要强调他们的理性特征。有关中间阶层理性的论述可以 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在人们的一切社会生活方式及城邦政治活动中，存 在着过度、不及和中庸等各种状态，遵循正义即遵循中庸的行为标准。决定国民阶 层地位的是拥有财富的多少，而只有中间阶层拥有适当的财富，最容易听从理性， 是理想的中庸阶层：在一切城邦中都有三个部分或阶层，一部分是极富阶层，一部 分是极穷阶层，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人们承认，适度和适中是最好的， 显然拥有一笔中等的财富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这种处境下人最容易听从理性， 而处于极端景况的人，如那些在相貌、力气、出身、财富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方面 超人一等的人，或者是与上述人相反的那些过于贫穷、孱弱和鄙贱的人，他们都难 以听从理性的安排。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12月版，第144 页。然而，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 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都并不可靠。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