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三十六个伤病员都有谁？ 三十六个新四军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敌后斗争的传奇故事，日后经回忆录和戏剧、 电影广为传播后，一些当年曾有过阳澄湖战斗和养伤经历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 由于当时经常栖身芦苇荡的伤病员居无定所，无法保留存档名单，一些人在时间计 算上不完全以夏光召开的第一次芦荡会议为准，加之年代久远当事人记忆上的模糊 和差别，后人统计三十六个伤病员的口径也不尽相同，致使第二十集团军军史馆和 所属部队有关旅团史馆所列伤病员名单，与苏州革命博物馆和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 馆所列名单及有关回忆文章的记载存有出入。一些在夏光主持的第一次芦荡会议之 后进入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伤病员，以及当年曾工作战斗在阳澄湖上的警卫人员 和医护人员，也都以跻身三十六个伤病员行列为荣。一时间，谁是三十六个伤病员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第二十集团军军史馆所列三十一名伤病员名单是：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 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金龙、陈金荣、叶耀青、狄凡、叶成忠、张 英、薛村、张世万、何刚、周义大、王新明、金辉、金耀忠、袁阿毛、费介成、王 佑才、巫中、叶克寿、李立根、谢锡生、李朱、黄德清、何彭福。 第二十集团军五十八旅旅史馆所列三十六名伤病员名单是：刘飞、夏光、黄峰、 吴立夏、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金光、陈金荣、叶耀卿、狄凡、叶 诚忠、张英、薛村、张世万、何刚、周义大、王新明、钱卓云、金辉、金耀忠、袁 阿毛、朱墨陶、费介成、王佑才、巫中、叶克寿、李立根、谢锡生、李朱、刘义龙、 黄德清、吴志勤、陈明、何彭福。 第二十集团军六十旅旅史馆所列三十二名伤病员名单是：刘飞、夏光、黄峰、 吴立夏、叶成忠、张世万、王新明、金耀忠、费介成、叶克寿、李朱、巫中、谢锡 生、潘阿兴、李之毅、袁阿毛、何刚、王佑才、李立根、何彭福、黄德清、金辉、 赵阿三、张金雷、陈金荣、朱墨陶、狄凡、薛树、顾金龙、叶耀青、周义太、张英。 原第二十军五十九师一七五团团史馆和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所列三十六名伤 病员名单是：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叶成忠、张世万、王新明、金耀忠、费 介成、叶克寿、李朱、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金龙、陈金荣、叶耀 卿、狄凡、张英、薛树、何刚、周义大、钱卓云、金辉、袁阿毛、朱墨陶、王佑才、 巫中、李立根、谢锡生、刘义龙、黄德清、吴志勤、陈明、何彭福。 苏州革命博物馆展示的留在苏常游击区养伤的“江抗”部分伤病员名单是：刘 飞、夏光、黄烽、吴立夏、潘阿兴、赵阿三、李之毅、张金雷、康金龙、陈金荣、 叶耀青、狄凡、叶成忠、张英、薛村、张世万、何刚、周义大、王新明、钱卓云、 金辉、金耀忠、袁阿毛、朱墨陶、费介成、王佑才、巫中、叶克寿、李立根、谢锡 生、李朱、刘义龙、黄德清、吴志勤、陈明、何彭福。馆中关于这份名单的介绍， 没有明确讲伤病员数量，但正好是三十六名。 由苏州市委党史办原主任乔家霖和陶克华、刘品玉撰稿，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出版的《江抗战史》一书，开列了二十二名伤病员名单：刘飞、夏光、黄烽、吴立 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缪、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 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 几处军地史馆和史书所列伤病员名单，数量不尽一致，人头也有差异，有的人 名音同字不同，有的人名形近字不同，显示出在史料传承和搜集整理中，错讹在所 难免。 实际上，真正意义上的三十六个伤病员，是指夏光按照刘飞指示在芦苇荡中召 开第一次会议并进行人员登记的三十六人。二零零七年五月十四日，新华社播发了 《芦荡火种——新四军三十六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通稿，《人民日报》等中央媒 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中突出刊发了这篇文约意丰的稿子，首次正式披露二十二 名伤病员名单。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 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 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 二十二名伤病员大部分为闽东籍红军战士，其中五十二团一营营长陶祖全和副 营长叶诚忠，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在宝应县大官庄战斗中英勇牺牲。当年淮宝地区 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为了永远铭记烈士英名，在大官庄矗立了一块纪念碑，上面写 着：“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为解放大官庄而壮烈牺牲的新四军十八旅五十二团一 营营长陶祖全、副营长叶诚忠等烈士永垂不朽！”为纪念两位烈士，当地政府决定 将叶诚忠牺牲地大官庄乡命名为“诚忠乡”，将安乐桥乡命名为“祖全乡”。 曾参加过浒墅关、火烧虹桥机场等战斗的“江抗”东路排长张世万，后担任新 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二大队大队长，一九四三年八月在浙江余姚县丈亭战斗的 敌前侦察中牺牲，二零零-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张世万遗骸由他当年的通信员 徐道明操持，自余姚县迁葬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旁的绿园。王佑才等人在南北转 战中下落不明，刘飞、夏光、黄烽等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病故。三十六名伤病员在 时代变迁中的人生旅程各不相同，但这一英雄群体所创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为人们 所传颂。从三十六名伤病员中走出了两名共和国将军，刘飞为一九五五年授衔的开 国中将，曾任福州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的黄烽，于一九六四年由大校晋升为少将。 新华社通稿中提到的伤病员名单，与《江抗战史》最为接近，通稿中提到的伤 病员袁阿毛，《江抗战史》中为袁阿缪，一字之差疑为发音不同所致，其余名单和 排序完全一致。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原第二十军为编纂军史，多次访问刘飞、夏光、黄烽、吴 立夏等人，他们对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在阳澄湖芦苇荡开会登记的三十六个伤病员反 复进行回忆和核对，取得共识的是二十三人。一九九六年，济南军区黄河出版社出 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二十集团军军史》记载，根据刘飞的回忆，伤病员是 ：刘飞、夏光、黄峰、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成忠、张世万、谢钧 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佐才、陶祖全、杨弟二、章斗、赵阿山、 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高桥（日本人）。 第二十集团军军史在以上名单后专门写了一句话：其余伤病员的名字无法核证， 成为永久的遗憾。 显而易见，以上七份名单中，《江抗战史》和第二十集团军军史中的名单，与 新华社播发通稿中的名单基本是一致的。其中第二十集团军军史名单中除多一个日 本人高桥外，有两个人的名字音同字不同，有五个人名中的一个字形似，基本可以 认定是一个人。 当年，第二十军军史编写组找夏光同志访谈时，他曾不无自责地说：“未能保 管好那份花名册（指一九三九年十月间在芦苇荡开会登记的名册），是我最大的失 误，有愧于那十三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啊！” 曾在新四军第六师第十八旅五十二团战斗过的原舟山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万中原， 长期从事“江抗”历史研究及其精神的弘扬。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万中原在其所撰 《关于三十六个伤病员》一文中谈道：关于三十六个伤病员，“自然要以第一次伤 病员会议登记的三十六人为准”。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讲道：“主持第一次伤病员会 议的夏老还健在，近与他夫人言勇同志联系，夏老已九十三岁高龄，回忆不起那一 次的登记人员名单了，事实上不可能也无必要再予考证核对。” 第二十三名伤病员竟然是日军战俘？ 在二十二名伤病员之后，其他伤病员的名字已很难记清，但有一个伤病员的名 字却被刘飞等当事人所铭记，他就是日军俘虏高桥。 刘飞的女儿刘凯军证实，三十六个伤病员确实应包括因负伤被俘的日军人员高 桥，而且他的名字应该排在新华社公布的二十二名伤病员之后。因为这既有父亲刘 飞当年的回忆和“江抗”老战士提供的信史，也有后来高桥访问中国与母亲朱一等 人会面的佐证。 这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奇观，当年在阳澄湖芦苇荡养伤的三十六名伤病员中， 可以确认的第二十三名伤病员，竟然是一名日本人！ 《沙家浜战士足迹》一书，收入了当年“江抗”后方医院白衣战士王嶙、庞露 和白山，于一九八九年回忆五十年前在阳澄湖面临的一场严峻考验的文章。文中讲 到，高桥在苏常太地区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我军俘虏，并因病住进阳澄湖新四军后方 医院，由住院的战地服务团的章立负责教育和日常生活，得到了精心治疗和照顾。 高桥亲身体验到我党我军的俘虏政策和在医疗、生活上对他的特殊优待，亲眼看见 了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我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心坚决抗日的感人事 迹，心灵受到极大震动。加之经常受到时事政治教育，高桥思想感情上逐渐发生了 变化，由起初担心自己被杀头，到与新四军伤病员融为一体共同抗战，还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拂晓，头一天刚刚转移到曹家浜村的后方医 院突遇日寇水上偷袭，二十多名伤病员和医护人员被抓，高桥也被带走。他凭着自 己的特殊身份，及时向外传递有关信息，并根据新“江抗”司令部的指示，积极参 加营救被捕人员行动。高桥还借到监狱为女同志送生活用品之机，暗示要设法出钱 保释她们。包蕴奉命回家通知被捕同志的家长和亲属，动员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做保 释的工作。在党组织和红十字会及各方努力下，高桥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有 十多人被营救了出来。 高桥于抗战胜利后随遣返日军俘虏回到日本。当时，为了他的安全和回国后有 一个好的处境，他的真实身份和经历没有公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桥以商 人身份访问中国，专程来到南京寻访当年一起在阳澄湖养伤的异国战友。当时刘飞 已经病故，朱一和当年“江抗”东进参加火烧虹桥机场的六团二营营长、“江抗” 二支队支队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的夫人史凌，抗日战争 时期任苏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张藩的夫 人彭克，在南京金陵饭店接待了这位日本籍的阳澄湖伤病员。美人忽迟暮，香草犹 芬芳。看到当年阳澄湖后方医院伤病员和驰骋江南的新四军将领的夫人满头华发但 神采奕奕，高桥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他从三位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巾帼英雄身 上，依稀找到了刘飞等人的影子。这是他重返再生之地寻亲访友最大的收获。 一九五七年，崔左夫用两个多月时间，到阳澄湖采访三十六个伤病员斗争事迹 后写的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没有提到高桥这个日籍伤病员，恐怕与当时保 密和政治上的要求有关。但崔左夫这篇重要史料记载的阳澄湖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中， 还有共产党员吴有民和王作财，以及新“江抗”成立后，在东塘墅“江抗”办事处 担任主任负责筹集粮款和做团结各阶层抗日工作的蔡悲鸿三人。《百旅之杰》一书 中，王传洪、黄苇所著《你的旗帜插遍江高宝》一文，有“五十二团二连连长薛才 如是闽东老红军，三十六个伤兵病员中的一个”的记载。 在三十六个伤病员和在阳澄湖养伤者的生命之花差不多都已凋谢的今天，已经 很难确切搞清全部参加“芦荡会议”的伤病员了。这的确是一件憾事。不过，时隔 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讲，当年所有在苏南抗战中负伤并在阳澄 湖后方医院养过伤的红军、新四军和当地革命武装组织的官兵，都有理由共享三十 六个伤病员的荣誉。因为尽管“三十六个伤病员”在时间和人头上有特定含义，但 与芦荡会议召开后因作战负伤栖身阳澄湖后方医院的其他伤病员并无本质区别，广 义上讲都可以看作三十六个伤病员的化身。他们不仅共同创造了芦荡火种的英雄传 奇，而且为这种伟大精神的薪火相传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胡传奎有原型吗？ 沪剧《芦荡火种》中塑造的刁德一这个地头蛇的形象，是文牧根据自己抗战生 活经历中遇到的人物，用典型化的手法拼凑和聚拢来的。沪剧中的刁德一的身份虽 是个教官，但极其阴险狡诈，设置这个角色，主要为便于展开剧中的矛盾冲突，反 衬阿庆嫂的机智灵活。 而文牧笔下的草包司令胡传奎，是个粗野蛮横、大炮式的人物。根据剧情和人 物性格，这个乱世英雄时常胡搞，于是便让他姓胡。至于名字传奎，也有讲究。 “传”字音轻且为缩口音，“奎”字音则突出有力，两相组合能够形成轻重对比， 戏中叫起来也有抑扬顿挫的效果。 戏剧公演后，苏南一带不少人认为剧中的胡传奎，就是当年的土匪司令胡肇汉。 实际上，“江抗”东进后，当地流匪胡肇汉的队伍确实编入了“江抗”的建制，他 本人受命为“江抗”独立一支队支队长。“江抗”西撤后，胡肇汉重新拉起一支百 人的队伍，既受国民党的委任，又受“忠义救国军”的委任，暗中还接受了日本鬼 子的番号。夏光任新“江抗”司令后，出于开展统战工作和壮大自己力量的考虑， 给胡肇汉写了一封问候信。 接到夏光来信后，胡肇汉便差人送来十担大米和一件皮衣，还约夏光在镇上的 东来茶馆见面。一番寒暄之后，竟然乡音融融。原来，夏光是邵阳人，胡肇汉是岳 阳人，两人是湖南老乡。夏光感谢胡肇汉在“江抗”伤病员困难时给予的援助，并 将皮衣还给他，告诉他当兵的人穿军装，要皮衣派不上用场，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胡肇汉见夏光连支手枪都没有，便解枪相赠。夏光拍拍上衣口袋说：“胡司令， 不用啦！我有金星自来水笔，手枪你留着防身用吧！”胡肇汉颇为感动，对夏光也 非常赞赏。这次夏胡会，促成了胡肇汉后来与“江抗”的第二次合作。 在东路地区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斗争局势中，国民党顽固派以“正统”、 “合法”身份自居，加紧拉拢收编地方武装。“忠义救国军”打算委任胡肇汉为先 遣支队司令，企图通过收编他敲开“江抗”南面的门户。夏光和杨浩庐商量，决定 联名写信给胡肇汉，委任他为“江抗”副司令员。但一连写了几封信，胡肇汉既不 回信，也不见面。夏光考虑到胡肇汉曾经受过“江抗”总指挥部的委任，有继续争 取的基础，于是几次有意把新“江抗”部队移到胡肇汉的活动区域，希望在无意邂 逅中自然而然做他的工作。但老奸巨猾的胡肇汉同新“江抗”玩起了“躲猫猫”， 双方总也遇不上。后来经仔细打听，得知胡肇汉在阳澄湖北岸的车渡有个秘密的窝， 他经常去那里过夜。一天黄昏，夏光带部队移驻车渡。部队安置好后，便在村口和 湖边布置岗哨。夜幕四合时分，忽见湖上出现一条小篷船，船头挂一盏灯，悄无声 息向车渡驶来。船快要到岸时，忽然又停下来，既不进，也不退。哨兵拉一下枪栓， 大声喊道：“靠船，靠船，不靠船就开枪了！”小篷船这才缓缓地驶进岸边。 夏光冲小船问了一句：“是胡司令吗？” 胡肇汉神情紧张地钻出篷船，连声向夏光和杨浩庐打招呼问好。 当晚，胡肇汉无可奈何与夏光和杨浩庐同住一家地主的大屋里。 夏光向胡肇汉说明，“江抗”主力西去执行任务，很快就要回来，现在上级命 令组建“江抗”东路司令部，委任他为副司令员。胡肇汉满脸堆笑地应付着，晚上 却吓得睡不着觉。夏光与杨浩庐商量，是乘机扣留胡肇汉，强迫改编他的部队，还 是表明诚意，解疑释惑，逐步消除其对立情绪？经反复权衡利弊，感到新“江抗” 力量有限，即使解决了胡肇汉，也无力控制阳澄湖，反而可能让日伪势力乘虚而入， 于我军不利。倒不如让胡肇汉在阳澄湖独自行动，一定程度上接受新“江抗”制约， 必要时新“江抗”也可到阳澄湖活动。于是决定第二天一早就放胡肇汉走。 谁知天一亮，两眼充满血丝的胡肇汉就来找夏光，说他的部队就在附近，打算 下午来车渡请司令训话。夏光提议开个联欢会，胡肇汉喜不自胜，连声说好。于是 新“江抗”准备了饭菜，下午，双方部队官兵在一起又唱又演，然后兴高采烈地聚 餐，夏光和胡肇汉都讲了话。当晚，夏光、杨浩庐同胡肇汉告别，新“江抗”返回 东塘市。此后，胡肇汉对新“江抗”的态度明显好转，还经常与新“江抗”东路司 令部通过书信等方式进行联系。新“江抗”到阳澄湖一带活动时，胡肇汉总要赶来 见见面，还提供一些给养。 在当年敌后不乏两面派和“多面人”的特定环境中，新“江抗”把胡肇汉作为 统战对象加以争取，在一定阶段有效遏制了其反共行径，利于我开辟和建立抗日根 据地。但胡肇汉的本性决定了他必然与人民为敌。一九四零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 第二次反共高潮，反复无常的胡肇汉再一次露出狰狞面目，接受国民党保安团长加 委，率部充当忠义救国军先遣队，配合日伪与新“江抗”作战，残害抗日干部和爱 国群众，死心塌地充当日伪的走狗和鹰犬。一九四九年春，胡肇汉逃往台湾，被国 民党军统委任为“江苏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二纵队”副指挥官，继而潜来上海。 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匪首胡肇汉在上海浦东落网，十一月二十八日，被苏州行 政区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舞台上的胡传奎与生活中的胡肇汉虽有相似之处并同姓，但纯属巧合。文牧在 后来的一篇创作谈中专门讲道，写胡传奎这个人物时，并无以胡肇汉为模特的考虑。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