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创造第一

　　　　　　　　　　　　　　　　第十一章深圳的前身——宝安是一个农业县，人口32万，除了当时县城深圳镇有几万城镇人口外，其余全部为农村人口。1980年深圳成立经济特区，先是用12年的时间完成了特区内的农村城市化转变，接着，又用了12年时间，到2004年完成了特区外的农村城市化。从此，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行政建制和农村社会体制的城市，创造了世界城市化的奇迹。宝安县改为深圳市时面积2020平方公里。成立经济特区时只是将南面靠近香港的327.5 平方公里划为特区，其中分设福田、罗湖、南山3 个区，特区外为宝安县（后改为宝安、龙岗两个区）。深圳的城市化分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从1992 年开始，首先将特区内的3 个区进行城市化转变，共撤销了68个村委会，建立了100 个城市居民委员会和8l家城市集体经济组织，将4.6 万农民一次性地转为城市居民， “农转非”达13851 户。特区内的农村纳入了现代化城市的统一管理、统一建设的轨道。第二阶段，从2003年开始，在特区外的宝安和龙岗两个区进行农村城市化工作，涉及范围包括18个镇、218 个行政村，一次性全面转变为城市体制，27万村民全部 “洗脚上田”，转变为城市居民。这次转变工作用了两年时间，到2005年工作任务全部完成。深圳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完全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一方面农村的功能开始从农业转向工业，客观上出现了人口集中、计划用地的需要；另一方面深圳城市建设需要统一规划，而农村这一块“自留地”规划滞后，开始出现混乱现象。深圳早期历史上出现“城中村”主要是因为政府缺乏资金造成的。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为了发展，提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采取了发挥各方积极性的办法。政府开发土地、搞基础建设，所需资金开始主要向银行贷款，后来通过拍卖土地使用权积累资金。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发展经济组织，对外招商引资，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港资、台资和外国资金来深圳建企业、办公司。对内降低门槛，引导社会资金办企业，特别优惠技术人员创办民营科技企业。对农村的发展则在土地上做文章，政府由于缺乏资金对农村自发开发土地的状况没有太多限制，采取一种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政策。农村建厂房引进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农民利用自己的宅基地建楼房出租收取租金，结果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建设混乱无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表面看起来红火、实际上已经有些失控的局面。当时的市委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市委书记李灏大声疾呼：“这种状况与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城市很不协调。”因此，市委做出了农村城市化的决定。农村城市化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拥有土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按照国家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原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一次性全部转为国家所有。二是村民转为城市居民，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更为城市居民户口。三是镇改街，村改居。撤销镇政府，建立街道办事处，街道办事处不再是一级政府，而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 撤销村委会，建立居民委员会。四是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转型为城市股份合作企业。根据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没有经济管理职能。村改居后，居委会与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脱钩，原村委会集体经济组织改制为股份合作公司，原村民持有股份。村民转为居民后，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社会保障，享受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五是市政建设实行3 年过渡期，镇办学校移交区政府，村办学校移交区政府管理或社会办学等。对深圳来说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深圳的农民掌握着一部分土地，靠着土地迅速致富。因此，在对待“农转非”的问题上，深圳的农民与内地农民想法完全不同。内地农民可能希望通过“农转非”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而深圳的多数农民却不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特别是特区内的农民更是不愿意“农转非”，因为越是繁华的地区土地越能获得更多的收益。具体说，深圳农民掌握土地有以下几个好处：农村有地招商引资或自办工厂，村民有分红收入，村民长大成人可以分到100 平方米宅基地，有了宅基地就可以建出租屋出租收租金，农村人口允许生两胎，多子意味着多财多福。有这么多好处，为什么要变成城里人呢？厉有为同志任市长时，已经感觉到问题的迫切性，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他带领工作小组走村串户，调查研究，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农村城市化30条”，采取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政策，终于妥善处理好了“农转非”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为写这篇文章，我专门采访了厉有为同志。我问他：“农村城市化工作中最难的问题是什么？”他回答说：“最难的是保护农民利益问题。农民有各种各样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农村城市化工作不可能那样顺利。由于市委市政府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由于各级干部深入细致做工作，再加上深圳的农民有比较高的觉悟，所以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深圳特区是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开始创办经济特区的。当时的市领导形容深圳靠“两皮”起家：靠嘴皮宣传深圳，洽谈生意，招商引资；靠地皮吸引项目，开办工厂，出让土地使用权设厂，或者建好厂房租给外商办公司。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政府手中的建设资金很少，只能保重点，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城市的主要基础建设和文化项目上，而对农村力不从心，就注意发挥农村自身的积极性，允许农民自主开发，修建道路，建设工厂、商业楼宇，发展经济。但是，这种做法代价很高，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由于规划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城市中建起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城中村。在这些城中村里，农民密密麻麻盖起了厂房和住宅，租给外商办厂或租给外来工居住以收取租金。后来随着深圳进入快速发展期，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出租屋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农民赚到钱后又开始修建新的出租屋。由于土地紧张，房子越盖越高。政府规定农民自用的住宅高度在五层以下，但是后来普遍盖到七八层，有的甚至十几层。楼与楼之间距离很近，邻近的两个楼上窗户打开，房客伸手能够摸到对方，因此被称作“握手楼”。住宅区里电线乱拉密如蛛网，产生了安全和火灾隐患。区内卫生很差，垃圾成堆，污水横流，蚊蝇乱飞。房屋业主只想多出租多收费，不管租房人的身份，出租屋的房客形形色色，也隐藏着一些犯罪分子，出租屋成了藏污纳垢的地方，使社区的治安开始恶化。随着深圳市区用工成本增高，加工业、企业开始外迁，出租屋空置率增加。业主开始将房屋出租给服务业，出租屋区内开始出现食街、舞厅、卡拉OK厅、发廊、按摩房、洗脚屋等，结果又出现了黄赌毒泛滥的问题。人们将“城中村”称为城市的“恶性肿瘤”。因为“城中村”的存在，深圳这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已经出现一般老城市才有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以及复杂的社会治安等一系列社会难题。随着农村城市化的过程，深圳开始了对城中村的改造。由于城中村数量多，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全部拆除重建成本太高不现实，因此，采取了不同情况区别对待的办法。主要方式有三种：有的推倒重建；有的部分拆除，进行改造，有的穿衣戴帽，改变面貌。其中，罗湖区渔民村、福田区渔民村是推倒重建的成功例子。罗湖区渔民村在罗湖桥北侧，与香港一河之隔。解放前的渔民在陆地上没有像样的住房，在船上生活被称作“柴流水”。渔民村是深圳最早富裕起来的村庄，划出一片土地统一规划建起了三四层高的新村。1984年小平同志第一次视察深圳时参观了渔民村。他来到村委书记、老渔民家中做客聊天，发出了“全国农村都要过上这样的日子恐怕还要一百年”的感叹。2000年渔民村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造，罗湖区政府将其列为改造城中村的试点单位，决心按照国际化都市的要求彻底解决问题。按照新的改造方案，旧村推倒重建，需要投入建设资金9000万元。新方案得到了村民的理解和支持，资金由村自筹解决，每户需要投入300 万元。在新社区中分得价值600 万元的12套住房。开始，也有少数村民不愿意，因为拆除旧房建设新村需要两年时间，减少出租房屋收入50万元。经过教育讨论最后统一了认识，为了城市的整体面貌，从长远看是划算的。新村建好后，几十栋十分拥挤、质量很差、存在隐患的旧楼没有了，出现了七八栋崭新的20多层的高层建筑，腾出很多空地种树铺草，建设公共设施，使渔民村真正变成了城市社区。全国许多大城市的领导慕名前来参观学习，称赞渔民村改造得好。福田区渔民村位于深圳皇岗口岸，与香港隔河相望。以前的渔民村缺乏规划， “握手楼”密不透风，道路交通拥堵，杂乱无章，卫生极差。2005年渔民村出现了违法建筑抢建高潮，环境进一步恶化。区委区政府采取了强力措施，开始了改造行动。5 月实行了“中国旧村改造第一爆”，4 秒钟内16栋20层高的在建楼房整体爆破成功。两年后，一个面貌崭新的渔民村出现了，社区中央是一个4600平方米的中央公园，小区内绿化率达35％。中央公园的南侧，数栋高楼临河而建，总建筑面积达18.5万平方米；西侧结合地铁站建了许多公共设施。新渔民村环境优美，生活质量巨变，过上现代化生活的居民脸上露出了笑容。物质与精神的变化特点不同。物质的改变是刚性的、看得见的，而精神的转变是柔性的、看不见的；物质说变就变了，但是思想文化这些精神方面的东西往往有惯性，不容易立刻随着改变。农村城市化，农民变居民，有身份的转变，也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从身份的转变说，洗脚上田容易- 从思想的转变说，洗脑进城困难。农民转变观念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呢？生育由多胎变为一胎。各级计划生育部门与实行城市化前符合一胎生育政策的育龄夫妇签订了生育合同，较好地实现了由农村计划生育政策向城市计划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为特区实行统一的计划生育和人口发展的政策奠定了基础。澡圳的计划生育工作是多年全国的先进，这里面农民做出了最大贡献。丧葬由土葬变为火葬。解决了生的问题还要解决死的问题。要从当地祖祖辈辈的土葬转变为火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长时间里许多村民强烈要求保留土葬风俗。最典型的例子是有一个村干部，坚决要求土葬去世的老母亲。当时农村刚在改制，这方面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制度，只是规定给予经济处罚。这位村干部交出十万元现金（这笔钱当时可以建一座小楼房）说：“我母亲最大的愿望想要土葬，我不能违背母亲的遗愿……”像这样的问题，要各级干部反复做工作才能解决。后来深圳又遇到迁坟问题。当地村民的先祖们土葬在附近的山地里，当遇到城市改造，土地开发，需要征用土地时，村民们的想法是希望迁坟，但是深圳寸土寸金大面积迁坟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行的做法是通过做工作，劝说村民将先人的遗骸火化后保存，这个问题也经过了十多年的工夫才彻底解决。破除速信神龛变为书橱。深圳原居民中相当一些村民有迷信思想，普遍在家里设有佛龛，出门前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平安好运。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开展的文明创建活动中，这是一个要重点解决的问题。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龙岗区南岭村。过去的南岭村家家设有神台。1996年6 月23日，村委召开村民大会提出“破除迷信，相信科学，拆掉神台，兴建书台”的要求。原来以为难度很大，由于动员工作做得充分，3 天之内全村170 户村民都撤掉了神台，购置了书台，户藏书量达到300 册以上。除陋习改变生活方式。以前有一些村民喜欢吃美食，喝洋酒，玩扑克，打麻将，唱卡拉，洗桑拿，过一种不健康的生活。农村城市化后，各个社区提倡居民树新风，讲文明，除陋习，过文明健康生活，组织村民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宝安区组织当地青少年学唱京剧，着迷的京剧娃已有600 人，前往英国、香港、广州等城市进行专场演出30多场次。宝安京剧娃2006、2007连续两年获得全国戏剧小梅花比赛金奖。宝安区沙井镇璺岗村是深圳有名的“足球之乡”。1998年1 月，经中国足球协会批准成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足球俱乐部。龙岗区坑梓街道从陕北安塞请来老师教居民打腰鼓，成为当地群众喜爱的文娱活动。晚饭后，广场上挤满了人，腰鼓齐响，很有声势。龙岗区横岗街道修建了万米文化广场，每天晚上有几千人在广场上跳交谊舞。街道组织成立的国标舞协会已有16年，培训舞者近万名，被誉为 “交谊舞之乡”。在2009年5 月举办的深港澳少儿国标舞大赛中，横岗的小选手一举夺得19个金奖。龙岗区布吉街道于2003年1 月成立了客家音乐联谊会，300 多人参加。发烧友们研究、演奏代表客家文化的广东汉乐、山歌、采茶、花朝等民族音乐，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抓青年教育培养优秀接班人。深圳农村老一代原居民中前半辈子参加各种农活，较好地保持了朴素的本质。但是新一代青年，没有干过农活，没有过过艰苦生活，具有性格不稳定、可塑性强的特点。这些青年，家庭有多套房产，有一定的存款，过着一种经济富裕、衣食无愁的生活，其中出现了一些一不种田、二不做工、三不上学的“三不青年”，整天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甚至个别人染上了赌博、吸毒、色情的不良毛病。有一些领导和学者对此很担忧，提出了“二世祖”的问题。因此，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各级领导都重视青年人问题，要求抓好青年的教育工作。宝安区大规模地开展了创业、立业、学业的“三业活动”，要求所有当地青年人都要参加“三业”活动，不允许一人掉队。龙岗区要求发扬客家人“崇文重教”的文化传统，抓好青年人的学习教育工作。许多社区和股份公司制定出经济鼓励政策，鼓励青年人读书求学。经过多年努力，当地青年的生活方式慢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青年认真学习，报考大学甚至出国留学，学成归来后成为村里新一代有文化有知识的领导人。如，张育彪是龙岗区南湾街道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深圳市南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长。1974年出生的他毕业于深圳大学，硕士研究生。30年间，南岭村从一个贫穷的“鸭屎围”变成了富甲一方的新农村，提出了 “穷时有穷志气，富时没有富毛病”的口号，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成为全国新农村的一面旗帜。江泽民勉励南岭村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胡锦涛在南岭村提出了“不自满，不松懈，不停步”的希望。张育彪获得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