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航天大论战

　　　　　　　　　　　　　　　　第四章 “飞派”和“机派”能过五关斩六将，最后浮出水面实属不易。但两派清楚，载人航天是特大工程，方案最终花落何家，鹿死谁手，现在谁也不敢拍胸脯。所以两派专家表面看上去嘻嘻哈哈，暗中却都憋着一口气，下决心一定要抢占这块高地，击败对手，决不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1989年6 月上旬，航天部召开“小型航天飞机和飞船方案比较论证会”，中国几乎所有著名航天专家全部到场。而为了迎接此次论战，“机派”与“飞派”都做了精心准备。“机派”由李一民领队，“飞派”由王希季带头。会议一开始，双方均摆出一副“打擂台”的架势，“飞派”说飞船方案好，“机派”说小型航天飞机方案好，谁都不谦虚，谁也不客气。 “机派”的理由主要有四点：1.航天飞机集火箭、卫星、飞船的优点于一身，它既能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又可像卫星一样在天上绕着地球飞行，还能像飞机一样再次降临大地重返人间；2.航天飞机技术含量高，而且可重复使用，从发展的眼光看，可重复使用比一次性使用更经济，更划算；3.中国的载人航天的起点应该高一些，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航天飞机是一种发展趋势，代表着当今国际航天的最高水平。中国从小型航天飞机起步，可以一步到位；4.飞船是60年代的东西，技术上太落后，现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国家再去搞了。即便我们搞出来，早晚也会被淘汰。既然如此，何必再搞？ “飞派”的理由主要有五点：1.中国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成功率是100%，如果搞飞船，返回技术基础好，有利于确保航天员的安全返回；2.飞船既可搭载航天员，又能为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的救生艇，一船多用，既实惠又方便；3. 飞船比航天飞机技术简单，成本低，花钱少，研制周期短，一旦上报中央，符合国情，容易立项；4.搞载人航天安全、可靠，应该放在第一位。搞飞船技术相对简单，安全程度会更高；5.航天飞机技术复杂，投资大，研制周期长，前期发射场的投入和今后天上的维修费用相当昂贵。中国经济条件不足，航空基础较差，必然风险多多，困难重重，成功的概率低于飞船。两派陈述完各自的方案意见后，由老专家提问，双方答辩，然后两派面对面展开辩论。辩论中，你来我往，短兵相接，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时不时还碰撞出几点火星，把会场的气氛搞得颇为紧张。“飞派”的专家们还搬出了苏联著名科学家阿尔德·萨格杰耶夫院士的理论，这个理论说：“苏联美国的航天飞机犯了代价高昂、超前发展的错误。航天飞机是21世纪的技术，为什么要把20世纪的钱花在21世纪呢？耗资极大的航天飞机占了空间科学基础研究所必需的资金。用任何一种一次性的运载火箭把一个有效载荷送入太空，都要比使用航天飞机简便、便宜。” 最后，经过评议，多数专家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选一个比较稳妥的、循序渐进的、技术基础扎实同时又能省钱的方案，不失为上策。相比之下，飞船方案较为理想。此次会议“飞派”略占上风。但会议开了两天两夜，也吵了两天两夜，到底用哪个方案，最后还是没有确定下来。 1989年6 月下旬，钱振业所领导的专家小组达成共识：中国航天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在2000年左右研制出初期的多用途飞船；第二步，在2015年左右研制出两级起降的空天飞机；与此同时，以范剑峰为首的空间站专家组也写出了《我们国家的空间站地面研究》的报告，从空间站的角度，强调了飞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范剑峰说，空间站搞起来后，必须要有飞船停靠在旁边。因为空间站不可能永远不出问题，万一坏了，就需要飞船作为轨道救生艇上去对航天员实施救生，对空间站进行维修，而且还得回来。飞船小巧玲珑，非常方便，可以长期靠在空间站旁边。航天飞机就不行，那么大个东西，不可能长期留在天上，也不可能来回地跑。飞船在人类载人航天的历史上是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今后也大有前途，不仅小空间站需要，国际空间站也需要，将来还可以到火星上去。所以我的意见是，不管航天员怎么上天，从空间站的角度说，飞船作为轨道上航天员长期的救生艇是一定要有的。两个专家组的报告很快送到“863 航天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屠善澄的手上。屠善澄作为首席科学家，一开始便深感论证工作责任重大，棘手麻烦，所以一年365 天，天天早起晚睡，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与怠慢。范剑峰说，屠善澄做事非常认真，非常敬业。本来他住在中关村，我住在农业大学，但为对中国载人航天负责，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居然拿着自己构想的草图，从中关村骑着自行车跑到农业大学，找我征求意见。这让我非常感动。所以不管他有什么事找我，我都一定尽力办好；而我遇到什么难处，他也总是帮助解决。但面对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两个方案，屠善澄却迟迟难以决断。最根本的原因是专家委员会内部意见不统一。时任专家委员会委员的王永志说，我们专家委员会七个专家，我和航空部两个专家主张搞小型航天飞机，其余三人主张搞飞船，开会一表决，三比四。而且三比四的局面随时都会发生变更。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专家开始同意搞航天飞机，后来又觉着应该搞飞船，有些摇摆不定，你说咋办？不仅专家委员会内部意见不统一，专家委员会之外的大专家们也有分歧：有的主张搞航天飞机；有的主张搞飞船；有的主张搞战略导弹；有的主张搞应用卫星；有的主张搞空间站；还有的主张搞登月。更为复杂的是，几个大的部门，意见也不尽相同。国家利益至上，这个原则人人都懂，人人都会遵循，但在国家利益之下，航天部出于航天部的角度，会有自己的想法；国防科工委出于国防科工委的角度，也会有自己的考虑；而航空部、中科院、上海航天局以及各个研究所站在自身的角度，同样也会有自己的打算。由于立场不同、角度不同、思维方式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评判标准也有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也。更何况，难就难在两个方案各有优势，各有缺点；二者都可以搞，却只能选择其一，舍弃任何一个，都有遗憾。航天飞机技术的确先进，能代表当今世界最高水平。可技术水平越高，研制周期就越长。有人曾经做过估算，中国搞航天飞机的研制周期，至少10年，很可能还是20年！想想看，10年20年，已经落后了近30年的中国人还有耐心等上10年20年吗？要是搞飞船呢，研制周期虽然短，可技术含金量小，无法与航天飞机相提并论。因此，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到底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飞船？上上下下，依然诸子横议，争鸣不断，无论是领导还是专家，都深感左右为难。但到了1989年8 月，意见不统一，也必须统一了。为什么呢？中央要在北戴河召开会议，听取航天航空部领导汇报有关载人航天的情况。于是，林宗棠、刘纪原两位部长着急了！从个人的角度说，林宗棠、刘纪原两位部长都主张搞飞船。但按照中央当时的指示精神，中国载人航天怎么搞，行政领导不得过多干预，先请专家们论证。也就是说，得听专家们的。问题是，中央原定用两年时间论证，现在已经论证了四年，争吵了四年，至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连航天部自己内部也没统一，怎么向中央汇报？尽管多数人的意见已偏向搞飞船，但仍有部分专家坚持搞小型航天飞机——比如，著名火箭专家王永志！王永志说之所以坚持搞航天飞机，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他的性格、经历有关。 80年代，航天飞机是国际上最热门的课题，不少发达国家都在跃跃欲试争相效仿。 1980年，美国给了中国两个名额，去美国观看航天飞机的发射，其中一个就是王永志。王永志他们到美国后，美国方面专门派了一架直升飞机，把他们从洛杉矶直接送到发射场。那天，是王永志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观看航天飞机的发射，让他眼界大开，心灵震撼，搞得当晚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烧饼，一夜都没睡好。为什么呢？王永志说，因为我是搞火箭出身的，一直钟情于火箭。我认为火箭发射，不能老是一次性使用，应该逐步向重复使用靠拢，这样才能做到成本低，可靠性高。而要做到低成本，关键是火箭最上面的那一级要能重复使用。航天飞机就相当于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我们搞火箭的人，心里最遗憾、最难受的，就是看着自己多年辛辛苦苦设计研制出来的火箭，一旦发射出去，只能在天上飞行十几分钟，等把别人送到最需要的地方，自己却在空中爆炸了，毁掉了，壮士一去兮再也不复还了！就像自己多年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眼睁睁地看着她离家出嫁，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不想让火箭总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希望自己设计的火箭发射出去后，像美国的航天飞机一样，能重返人间，再次翱翔太空。所以我一开始，就积极主张搞小型航天飞机！王永志时任中国火箭研究院院长，又是专家委员会委员，他的意见举足轻重。所以刘纪原部长很清楚，如果能首先说服王永志搞飞船，问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于是1989年8 月的一天，刘纪原亲自找王永志谈话。这天是星期天上午，有太阳，没风，很静。王永志一到办公室，刘纪原便开门见山，直截了当，说，中央马上要在北戴河召开会议，李鹏总理要听取载人航天方案的汇报。可我们的意见现在还不统一，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永志说，我的意见还是想搞小型航天飞机。刘纪原说，究竟为什么呢？王永志说，飞船上天都30年了，航天飞机上天也快20年了，如果我们现在再搞飞船，技术上太落后，我感到没什么意思，或者说意思不大。刘纪原说，航天飞机迟早是要搞的，但我们可以先搞飞船再搞航天飞机，过渡一下嘛！如果现在搞航天飞机，一方面技术难度很大，周期很长；另一方面还会有别的因素介入，这样事情就更复杂了。但要是搞飞船呢，主要是航天部系统内部的事，事情做起来更容易一些…… 王永志后来告诉我说，我当时听了刘部长的话，感到很为难，因为航天部两个部长都主张搞飞船，你说让我怎么办？不过我心想，先搞飞船，再搞航天飞机也行，慢一点而已，就基本同意了。但我提出一个要求，给航天飞机15个亿的研制经费要保证。刘部长答应没问题。遗憾的是，后来这笔研制经费没给我落实。 1989年8 月4 日，林宗棠、刘纪原就载人飞船方案问题，在北戴河向李鹏总理作了汇报。汇报结束后，李鹏当即表态说：飞船方案年，ifr ｅetxt.com，底定！两位部长非常高兴，几年来悬在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当日傍晚，林宗棠、刘纪原陪同李鹏沿着海边散步。林宗棠自己心情不错，见李鹏心情也不错，便开玩笑说，李总理，我估计您这个总理能当两届。李鹏停住脚步，看着林宗棠，是吗？林宗棠说，如果中央能尽快立项，我向您保证，在您卸任之前，把中国的航天员送上天！李鹏笑了，说，好，说话算话！回京后，林宗棠很快在小范围传达了李鹏的意见。专家们听了后兴奋异常，尤其是主张搞飞船的专家更是情绪倍增，心想这么多年的努力，现在终于有了眉目，飞船方案这下总该定下来了吧。谁知到了年底，还是没有定下来。有的专家急了，四处打听，没有结果；有的专家又是分析，又是猜测，最后也没找到答案。载人航天到底还搞不搞？似乎又成了一个问题。要搞，是搞航天飞机还是搞飞船？谁也说不清，谁也道不明。历史走到这里，好像不经意间画下一个小小的顿号，而正是这个小小的“顿号”，中国载人航天的探索论证工作从高潮转入低潮。钱振业说，那段时间专家们的情绪受到很大影响，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像载人航天这样的大事，如同当年搞“两弹一星”，中央若不痛下决心，下面的专家纵有天大的本事火一样的热情，也是白搭！于是，专家们又开始嘀咕起来：中国搞载人航天，怎么就这么难呢？载人航天的决策对全世界而言，都是一道难题，一道大难题！原因在于，载人航天工程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复杂、最宏大、最尖端、最深奥的一项系统大工程，它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聪明与智慧、技术与才干、知识与力量、财物与金钱，体现了人类的卓识远见、博大胸怀和高远目光；同时还关涉到全国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一旦启动，牵动全国，影响极大。这就决定了其投资力度必然最大，而投资最大，风险最大，风险最大，责任最大，责任最大，决策也就最难！因此说，载人航天工程是国家的重大工程；载人航天的决策是国家的高层决策！在西方世界，参与这个高层决策的人很多，起作用的人也很多，但最关键的人还是总统。总统一旦拍板，等于有了美元；而美元的多少，又取决于项目的大小和工程进度的快慢。否则，要么无从谈起；要么进展缓慢；要么突然夭折；要么中途搁浅。所以，国外有人将载人航天工程称之为——“总统项目”！比如美国。美国第一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杜鲁门。上世纪40年代，五角大楼和军队开始着手研究火箭、导弹和卫星，却未上报总统，进展不顺。苏联原子弹爆炸后，美国上层开始讨论是否需要制定一项航天计划与苏联抗衡，效果仍然不佳。直至1952年杜鲁门亲自下令审查卫星计划，美国航天计划才得以实施。杜鲁门对航天的认识尽管与后来的总统无法相比，但杜鲁门的伟大和意义在于，他是美国第一个触及航天的总统；美国第二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制定的航天政策开始仅用于对付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但他在1953年～1957年第一届总统任职期间，还是做出了一系列有关航天的决定。如，批准了优先执行弹道导弹计划；把科学卫星计划作为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部分；批准发射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1958年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有关航天的咨文，请求建立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因此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后来美国航天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艾森豪威尔对载人航天也持有怀疑态度，但他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总统，而是一个需要别人说服、也可以被人说服的老头儿。比如，他对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的商业、军事应用，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美国第三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肯尼迪。肯尼迪在竞选总统时就表示过对导弹和航天的关心，但入主白宫后，并未马上推行载人航天的措施，而是苏联加加林上天后，才开始行动——一方面新任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一方面向国会提交了一份法案，任命副总统为国家航天咨询委员会主任，将委员会升格为具有决策权的机构。1961年，肯尼迪对国会演讲时，还用了当时最有说服力的情报来支持美国在10年内实现登月目标的观点，并承诺实施一项耗资200 亿～400 亿美元的航天计划。尽管后来“阿波罗计划”和“双子星座计划”延期和超支，但肯尼迪却不让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家航天咨询委员会以及国家航空航天局替他承担责任，坚持支持登月计划，并提议在1964年财年的预算中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拨款57亿美元。更令人感动的是，就在肯尼迪遭到暗杀这一天——1963年11月22日，他在航天医学学校进行讲演时还激动地说：“航天研究并没有白花钱，它是为了自由，为了美国！” 美国第四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约翰逊。约翰逊一上任便表现出对航天的偏爱与执着。就在肯尼迪遇害的那个周末，约翰逊将卡纳维拉尔基地改名为肯尼迪航天中心。约翰逊曾与肯尼迪一道制定了美国的航天计划，可惜一上任就碰上了令人头痛的越南战争，不得不削减了1965年的航天经费。而1967年“阿波罗”飞船的失火，又使他失去了连任总统的机会。但在1968年圣诞除夕之际，约翰逊仍以总统的身份亲眼目睹了“阿波罗8 号”飞船将美国首批宇航员送上月球的壮观情景。需要指出的是，约翰逊是美国第一位认识到航天对于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有着重要价值的总统。在他执政期间，他让副总统出任国家航天咨询委员会主任，并始终与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即使卸任后，约翰逊依然坚持认为外层空间在召唤着美国的开拓精神。于是他曾激情满怀地说：“未来的空间探索会带来新的喜悦与成就。这些新成就会像我们曾经目睹过的辉煌时期一样伟大。我们已一再证明自己不愧是世界史上曾征服了一个辽阔的大陆，并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开拓者的子孙。” 美国第五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尼克松。尼克松1969年上任后便坐享了美国登月这一伟大成果。他在发表竞选总统演说时曾经表示：“美国在世界航天领域绝不屈居第二！”只是在他任职期间，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经费继续减弱，登月计划也被砍掉。但尼克松没有放弃努力。1969年，他任命的副总统阿格纽负责航天特别工作组，提出了宇航员登上火星、开拓月球、建造永久空间站以及航天飞机等航天计划。尽管该计划中不少内容白宫不予支持，但1972年1 月，尼克松顶住压力力排众议，还是批准了航天飞机的设计方案。用后来者的眼光看，尼克松似乎永远是一个有争议的总统，他曾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在感情上的轩然大波，让后人很难对他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美国有学者把他说成是一个对航天计划深表同情的人，说他对早期的阿波罗——土星飞行计划是支持的，并且曾通过无线电话与在轨道和月球上的宇航员们通话，还登上过打捞从月球上返回的宇航员的航空母舰；但也有人把他的这些表现说成是机会主义者，是出于政治目的；还说他砍掉了土星火箭计划，只对航天飞机给予了半心半意的支持。然而，正如不能把美国人登月的功劳都归功于尼克松一样，也不能把“阿波罗”时代国家航空航天局衰败的责任全搁在尼克松的头上。因为当时有一客观现实是，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都不支持美国大力发展载人航天。美国第六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福特。福特坐在总统椅上的时间仅有两年半。如此仓促的时间显然不可能在航天事业上大有作为，但他曾签署了一项立法，重新确定了科学顾问在新的科技政策处的地位，并为美国航空航天博物馆专门举行了落成仪式。正是因为他的支持，航天飞机计划才摆脱了透支和进度一再拖延的困境。此外，他任总统期间，美国的“阿波罗”与苏联的“联盟号”实施了对接，将美国和苏联的宇航员第一次连接在了一起。福特不光和宇航员们通了话，还在白宫设宴招待。这看起来是一项航天活动，其实是美苏政治缓和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整个 70年代，美国的航天政策如同其他政策一样，几乎止步不前。福特作为总统，在对航天问题的处理上常常捉襟见肘，也就显得自然；美国第七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卡特。卡特对航天的支持比福特稍强一些。在卡特时代，卡特组建了航天政策评审委员会，由总统科学顾问做领导。该委员会发表了政策评审备忘录，促使卡特做出了多项总统航天决定。如，由卡特秘密签署的37号总统决定和1978年公开发表的42号总统决定。可惜这一决定尽管支持继续研制航天飞机，却对未来的航天发展没有做出客观的预测。但军用航天计划仍在继续扩充之中。美国第八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里根。里根对美国的航天事业情有独钟，投入很大精力，因而使航天的地位在诸多计划中显得尤为突出。在里根出任总统的头两年，美国的航天计划基本是过去10年的延续。但渐渐的，形势发生了转变。1982年1 月，里根不顾众多支持者的反对，宣布了一项军民用航天研究计划；1983年3 月，提出了震动全球的“星球大战计划”；1984年1 月，又宣布建立永久性空间站。即便在执政的最后一年里，里根也试图加速美国的航天研究——他与苏联商定了一系列的空间合作协议。虽然在1988年的国情讲话中他多少有意回避了某些航天问题，但后来就航天的领导权问题专门在国会作了一次讲话，并让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达到了115 亿美元，比原来一下提高了30%.更重要的是，他在1988年签署了一项新的国家航天政策，紧接着又宣布了一项下个世纪的、内容更为广泛的航天政策和商业空间倡议。尽管这一做法后来遭到不少人的批评，但该政策中的一些建议最终却成为里根时代宝贵的遗产。因此说，里根是入主白宫的人中对航天事业最热心的一位总统，也是做得最成功的一位总统，因而80年代美国的航天政策明显地打上里根的烙印，使他在美国历届总统中显得最为抢眼。当然，里根在航天方面取得的成功，除了远见卓识、大胆决策和个人魅力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国会与公众对航天技术的潜力和前景有了新的共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日趋成熟的航天技术使里根总统在80年代取得了航天方面的巨大成功，一如当年日趋成熟的航天技术使肯尼迪总统取得了把美国人送上月球的巨大成功一样。美国第九位触及航天的总统是布什。布什就任总统前是得克萨斯州的国会议员，所以对航天方面的情况比较熟悉。布什在1988年竞选总统时，在几次演讲中对支持航天的投票人都给予了不少承诺。上任后，他大胆宣布：美国将用40年的时间探索月球和火星，并下令将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再增加20% ，并想法说服国会和公众支持这项计划——在美国预算紧张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有气魄的决定。1989 年，布什重建国家航天委员会，并任命副总统奎尔兼航天委员会主任，而国务院、国防部、财政部、运输部和商务部的头头均为委员。国家航天委员重建后，按照总统的要求，对美国航天政策进行严格审查，成为总统身边一支重要的决策力量。毋庸置疑，美国总统在航天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统所制定的政策和项目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国家航天的命运。当然，所有决策，并非总统一人说了算。总统提出的任何政策和计划，须经国会的批准和财政的资助方能生效；而国会总是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权制定相关法律。比如，美国国会下设总审计局、技术评估局和国会预算局。总审计局对官僚机构的浪费、舞弊和滥用职权进行监督，在各部、委、局均设有专职检查员，每年都要提出约1000份报告；技术评估局主要协助国会评估立法议案中所涉及的技术含义和研究鉴定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职能方面与行政机构中的科技政策处相似；国会预算局与白宫的管理预算局和经济顾问委员会是对应的立法机构，主要就通货膨胀问题对各个法案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负责检查政府经济计划所承受的经济负担情况。此外，国会还有权提出制定新的政策或修改总统推荐的计划，而在航天投资上，对总统也有制约作用。如，1985年“星球大战计划”投资的第一年，里根总统申请了17亿美元，国会却只拨给他14亿美元；1986年里根总统申请了38亿美元，国会却只拨给他27亿美元；1987年里根总统申请了48亿美元，国会却只拨给他30亿美元。所以，国会与总统之间，常常出现关系紧张，尤其是在航天政策与外交政策重叠或者航天投资与战争经费“打架”的时候。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上，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曾促使一位性格倔强的共和党总统由开始反对空间探索到后来转而支持，这一事例也足以证明，美国国会在航天政策中的作用。总之，国会与总统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制约，时而总统稍占上风，时而国会略胜一筹，此消彼长，此长彼消，最终归于一个平衡点上，使决策趋于完美与成熟。苏联的情况则有所不同。苏联的航天政策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在苏联，苏共在政府之上，航天政策和航天计划的最后决策掌控在苏共总书记的手里。在赫鲁晓夫时期，基本上是赫鲁晓夫一手遮天——他说搞就搞，他说不搞就不搞；他说什么时候发射飞船，就什么时候发射飞船；他说让几个宇航员上天，就让几个宇航员上天。科学家们制定的计划，一直屈从于他手中的政治权棒。当然，苏联也有部长会议、科学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机构，但在戈尔巴乔夫调整机构之前，部长会议从属于苏共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科学院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要对部长会议负责，一方面指导苏联的科学计划；一方面随时向部长会议报告工作。科学院还下设两个机构，一个是外层空间和利益委员会，一个是航天研究所，前者协助政府制定航天计划，后者负责航天计划的实施。而部长会议，则决定航天和国防事业的预算，但最后决策却由苏共总书记拍板。后来随着苏共力量的削弱和经济的衰退，过去的中央集权被下放到各管理部门和研究机构，这对苏联的航天决策和航天部门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即使到了90年代初，苏联航天计划的发展势头和方向也没太大改变，甚至1992年东欧巨变之后，各加盟共和国在航天计划上的合作，依然一如既往——至少是有条不紊。这说明俄罗斯民族对航天事业是何等的执着与虔诚。但由于载人航天的复杂性，苏联上层在决策中的矛盾有时也会表现得非常尖锐，尤其在前期。所以苏联高层对航天的决策，总是在不断地修改和调整之中。再看中国。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与美国完全不同；科技体制则与苏联多有相似之处。尤其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科技体制几乎等于苏联的翻版。虽然中国就是中国——既不是美国，也不等于苏联，但单就载人航天决策而言，同样是国家高层次的决策，同样离不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掌心与视线。换句话说，中国航天及其他尖端科技项目自50年代起步起，国家领导人的决心就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两弹一星”，如果没有中央领导人拍板，绝无可能。而载人航天的决策，其难度远远大于“两弹一星”。因此，不仅专家们感到棘手，国家领导人同样非常为难，以至于本该早点决策，却迟迟难下决心。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原因很多，也很复杂。根据我的调查采访，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经费短缺。搞载人航天必须大投资，这是载人航天的性质决定了的，全世界都一样。而中国经济基础薄弱，加之改革之初，问题成堆百废待兴，各部门增加投资、申请项目的报告成箩成筐不计其数，资金短缺便成为中国当时最突出的矛盾。比如，农业部有农业部的问题，交通部有交通部的问题，水利部有水利部的问题，电力部有电力部的问题，教育部有教育部的问题，卫生部有卫生部的问题，光国务院几十个部，一个部解决一个问题，国家要支付的经费就不得了！此外，还有军费开支，陆军有陆军的计划，空军有空军的打算，海军有海军的构想，武警有武警的方案。这些计划、打算、构想、方案固然都很重要也很美好，但必须通过一个“钱”字，方能变成现实。而国家就像一个家长，国库就那么点银子，养了一大帮儿女，每个儿女都在伸手要，银子拿走一两就少了一两，到头来日子怎么过？再说了，当时国家要上的大工程就有好几个，什么三峡工程、京九铁路，还有航空母舰。就说航空母舰吧，海军想搞航空母舰已经想了几十年了，都因为钱的问题被搁置一旁。80年代末90年代初，海军又向中央提出要搞一艘航空母舰，上报的预算经费是80个亿！这笔经费显然不够，因为要搞航空母舰，就必须要带飞机，还要有保护航空母舰的舰队。这样的话，光一艘航空母舰的副产品就得80个亿！而航天部这边，又要搞载人航天，至少100 个亿，你让中央怎么办？其实，航天人自己心里也明白，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眼睛盯住的是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是现实矛盾，即便国家同意搞载人航天，投资数额也是有限的。如果要求国家像60年代发展战略武器那样集中资金、集中力量搞载人航天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中国的载人航天别说像美国、苏联那样大搞，就是“小打小闹”，经费也是个大问题。有专家已经做过预算：搞飞船，至少40亿，多则上百亿；搞小型航天飞机，少则400 亿，多了没个准。那么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同时搞航空母舰和载人航天，这几百个亿去哪儿拿？找谁要？因此，搞不搞载人航天，怎么搞载人航天，关键还是一个钱字。没有钱，飞天梦不管被科学家们描述得多么美好，多么动人，也只能是纸上谈兵，精神会餐。二是国内国际局势复杂。载人航天的决策，不仅受到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经济条件、科技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1989年，中国出现 “六四风波”，国内气氛紧张，国际舆论四起，如何稳定政局，把国内人民的积极性引到经济建设上来，是中央领导人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国际上两伊厮杀血迹未干，海湾战争又骤然打响，特别是苏联政坛狂飙突起，飘摇了74年的苏维埃国旗一夜间悄然降落，致使美苏两大阵营格局迅速改变，不仅影响了世界发展的走向，更震撼了中国的神经与心脏。在这种局势下，同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停下改革的脚步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还是顶住压力继续走自己的路？也是国家领导人迫切考虑的大事情。所以，载人航天的决策不可能马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三是公众航天意识淡漠。搞载人航天，除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和决心之外，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国民的航天意识和公众的舆论支持。国民航天意识淡漠，缺少民众舆论的呼吁，是不利于载人航天决策的。美国、苏联开始搞载人航天时，遭到不少人反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众对载人航天不了解，国民航天意识淡漠。在中国干事情，国民意识和公众舆论同样重要，也很微妙。什么事情，大家说好就好；大家说搞就搞，只要公众舆论认可了，决策起来就容易得多，干起来也会顺利得多。否则，就是犯众。但当时的中国，人们对载人航天知之甚少，不少人连载人航天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楚，其价值和意义更是一无所知；至于天上的事情与大家有何关系，能为大家带来什么好处，老百姓的脑海中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少是一个不现实的概念。因此，载人航天对千百年来习惯讲究实惠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不过是一个好玩的政治名词，而并非是一种生存的需要。于是在国民呼声不高、公众舆论缺席的情况下，中央的决心自然也会受到某些影响。四是意见不统一。当时，飞船和小型航天飞机两种方案，都通过不同的渠道，送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的面前；部门与部门、专家与专家、领导与领导之间都有意见分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还有少部分人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央专委、国务院或者某些领导纷纷反映情况，反对搞载人航天。比如，有人向中央写信，说搞载人航天花钱多，看不到具体的经济效益，不如把钱投到别的方面；有人向国务院反映，国内急于上马的项目很多，如医疗、教育、环保、公路、铁路、民航等，而载人航天工程是一个很虚的工程，可以暂缓；甚至社会上还有人给江泽民主席写信，说航天部的人是骗子，千万别把国家的钱投在载人航天上！这些反映情况的人的动机，虽然都是爱国的，都是为国家担忧，为国家着急，但意见越多，事情就越不好办，必然为中央的决策带来难度。除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外，事实上还有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矛盾和问题困扰着中央。因此中国的载人航天到底搞不搞？怎么搞？是先搞飞船还是小型航天飞机？到了1989年底，中央仍在反复思考、权衡之中。而无论是思考还是权衡，都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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