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航天大论战

　　　　　　　　　　　　　　　　第五章在中国科技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当一个重大项目由于某种原因，正面久攻不下时，便有一些科学家采取迂回战术，把自己的观点、意见、建议用书信的形式，通过某种特殊的渠道，送到某些国家领导人的手上，让国家领导人了解掌握更多更真实的情况，以便决策。这种不走“前门”走“后门”的谋略方式，常常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对此有人比喻说，这是用科学的“钥匙”，打开政治的“后门”。在新中国的科技史上，此类事情不乏其例。50年代，钱学森撰写的《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直接呈送周恩来，周恩来第二天便做了批示。钱学森的这份 “意见书”，很快成为启动中国导弹的催化剂；60年代，“东方红1 号”人造卫星研制工作搁浅，在一次参加国庆观礼活动中，著名科学家赵九章借机在天安门城楼向周恩来反映这一情况，之后又给周恩来写信。不久，在周恩来的过问下，“东方红1 号”人造卫星二次启动；70年代初期，三位在系统邮电工作的年轻科技工作者黄钟玉、钟义信、林克平鉴于中国通信的落后，向周恩来写信，建议尽快发展中国通信卫星。周恩来读到这封“群众来信”后，很快做了批示，通信卫星工程由此启动；70年代中期，“长征3 号”火箭总体方案确定后，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火箭的研制、生产地点被强制定在了西南山区，165 名专家和技术骨干随之迁出北京，另有两千余名专家和技术骨干也在迁移计划之中。负责火箭总体设计的龙乐豪等八位专家联名给新上任的邓小平写信反映情况。邓小平接到这封“群众来信”后，很快做了批示，“长征3 号”火箭的研制、生产地点不久便从西南迁回北京；80年代，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中国做何应对？上上下下，观点繁多，意见纷呈，争论了好几年，也无结果。后来四位老科学家给邓小平写信，才使“863 计划”一锤定音！我们无需评判这种方式是否合适，有必要关注的是科学家们渴望国家强盛的心情。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们，中国有中国的国情，身为中国的科学家，想问题做事情，不能离不开中国的国情；要想干成一项大工程，科学家必须与政治家共谋，科学必须与政治联姻。惟其如此，方成大事。尤其现代社会，科学家们如果还是独善其身，埋头苦干，不走出书斋，不走出传统，不想方设法主动向国家献计献策，纵有学富五车，再有宏图大略，也是枉然。唯有科学加权力，才会等于强大。因此，当载人航天的方案上面迟迟没有拍板时，一部分专家便开始动脑筋，想主意，托 “关系”，找“后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或正式呈送组织报告，或私下传递个人书信，或择机口头表示呼吁，总之纷纷向中央反映情况，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愿望，恳请中央尽快决策。比如任新民，这是一位五50年代留美归国的老专家，被人称为“中国航天之父”。他自80年代起，只要有机会，无论是见了航天部或国防科工委的领导，还是中央或国务院的首脑，就呼吁中国载人航天的事。甚至在他参加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也抓紧点滴时间，向其他行业的人大代表们宣传载人航天，讲解载人航天，希望他们为促成中国载人航天的起步，多多给予支持与声援。比如范剑峰，这位一辈子老实巴交，只顾埋头干活，从来不问政事的专家，当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而飞船方案依然纸上谈兵、未经批准时，居然也想到了 “找关系”、“走上层”。一次，范剑峰在中科院做关于载人航天的报告，一位在邓小平身边工作的同志也到了会场。范剑峰过去就认识他，并有过接触，所以报告结束后，觉得是个机会，便找到这个同志，想请他回去后为载人航天立项的事说说话。可范剑峰是个典型的“书呆子”，生活中从不求人，也不“唯上”，更不会巴结领导，觉得求人说情，很不好意思；再加上知识分子骨子里那份与生俱来的清高与面子，所以憋得满脸通红，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但一想到机会难得，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向这位同志说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 “我不代表航天部，就代表我自己，请你把我的意见向中央反映一下，中国应该搞载人航天，早就该搞了！我搞载人航天搞了二十多年，搞得太苦了，太不容易了！希望你支持一下，回去给中央说一说，给小平同志说一说。至于经费问题，我知道国家困难，要是能给30个亿就行了，我们一定会勤俭节约的！”这位同志为范剑峰的真情与执着所打动，当即表态说：“老范，您放心吧，我一定把您的意见带上去！咱们这次下决心，一定想法把它搞成了！只是钱的问题，可能给不了那么多。”范剑峰说：“钱多少我不管，你只要把我的意见带上去就行，你只要给小平同志说一说就行，只要中央能批准载人航天立项就行！” 比如钱振业，这位专门论证中国载人航天问题的专家组组长，从80年代起，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便将自己的所有精力全融进了对中国载人航天的探索之中。六年时间里，他撰写的调查、研究、论证、方案报告便多达二十余份，四十余万字。为促成中国载人航天尽快上马，他多次在各种大会小会宣讲自己的观点；多次向航天部和国防科工委领导汇报阐述自己的意见；多次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央专委、国务院和中央呈送自己的研究报告。比如，1987年5 月，他向国务院呈送了《对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战略、目标体系和技术途径的思考》的研究报告；1989年5 月，他向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李鹏以及中央专委委员呈送了《为占据人类第四活动领域一席之地而奋斗》的研究报告；1990年5 月，他向李鹏和中央专委呈送了《为什么要搞载人航天》的研究报告。1990年7 月28日，他又产生了一个想法：给中央领导人写信。但信写给谁呢？李鹏？江泽民？还是邓小平？他犹豫了。后来他找到杨光耀、韦德森两位专家，三人经过商量，认为写给李鹏最合适。因为李鹏是总理，又是中央专委主任，主管航天工作。于是三人连夜躲进710 所一间办公室，熬了一个通宵，联名给李鹏写了一份长信。13年后，我查找到了这封信的原件：尊敬的李总理：您好！我们自50年代末，一直从事航天领域的型号研制工作。1986年以来还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兼做软科学研究工作，并直接参与了国家“863 计划”航天领域的论证工作。现将主要研究结论汇报如下，欲供您在第三次专委会决策时参考。一、过去的三十多年，人类利用人造地球卫星形成的通信、气象、资源、导航、军事和科学等应用系统促进了科技进步，加强了本国的国家安全，获得了很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进入80年代以来，除苏联已建成的“和平号”空间站外，发达国家也都把注意力转向了建造载人航天系统。在2000年前，美国研制的“自由号”空间站，以及西欧和日本在载人航天领域的直接投资分别达到了200 亿～400 亿美元的规模。发达国家在2000年前航天领域的投资都严重地倾斜到了载人航天。一般地说，发展载人航天首先是为了利用空间微重力环境进行材料和药品的开发与规模生产，并作为21世纪实现空间工业化、商业化和军事化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可是，宏观地看，苏、美、西欧和日本倾力发展具有很强综合性高技术的载人航天都是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综合思考的战略性决策，而不是什么单一因素的政治性决策和技术决策。他们从全球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把发展载人航天看做是显示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及水平的重要窗口；看做是扩展空间军事应用及其潜力的主要领域；看做是促进科技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杠杆；看做是开发空间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提高21世纪初期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必要因素；看做是增添世界多极化政治和经济战略格局的重要筹码。 1958年毛主席代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伟大号召。今天面对世界航天领域的挑战和机遇，我们认为，出自全球国家战略的宏观思考，也应做出“我们也要搞载人航天”的战略决策。二、怎么搞载人航天？首先，我们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也要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同时还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国力和基础。特别是要在低投入的条件下稳妥地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美国耗巨资研制成功的航天飞机技术先进而复杂、昂贵且很不经济，每架次运行费高达五亿多美元（含政府补贴）。苏联随后研制的 “暴风雪号”航天飞机，耗资百多亿卢布，用处也不大。欧洲凭借所掌握的现代航空技术优势搞的小型航天飞机也不是发展方向，只是一种过渡工具。实践证明，苏联成功研制并长期使用的载人飞船倒是一个廉价（价值几百万卢布）而可靠的系统，并仍处于发展和有效的使用状态。中国发展载人航天借鉴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在自行研制成功的可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基础上，选择既可载人、又可运货、还可兼作救生艇的飞船系统，作为开发空间资源并进行各种科学和军事应用试验的工具，是一个基础好、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可以承受的最优方案。并以此作为突破和掌握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形成有计划、分阶段、按步骤发展的布局……概括地说，面对世界载人航天的挑战，中国采取不能不搞、也不能大搞、飞船起步、平衡发展的战略是完全可取的。三、从总体上看，中国发展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就是用限定的微小投入，建立一个初步配套的、技术上并不太先进却完整的载人飞船系统……。我们要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聪明才智，以低于发达国家两个数量级的微小投入，建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以低投入为特征的载人航天系统。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低的投入，高效率地建成载人航天系统。那么对各个领域的大型系统工程的研制经费控制都将具有指导意义。四、科学的管理体制是保证和推动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平稳起步和发展的关键。专委决策后的任务目标和技术途径要靠高效率的管理去组织和实施。要在低投入条件下，创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系统。必须实行高度集中的统一领导，必须强化管理，特别要强化直接管理载人航天大型系统工程的总体机构。五、2000年前我们在重点发展应用卫星系统的同时，决定还要发展载人航天是完全必要和适时的。我们的载人航天必须也只能在已有卫星系统的技术基础上发展，才能少花钱、多办事，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加强国际合作是各国为发展载人航天而采取的重要政策和有效途径，但是我们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美国研制的“自由号”空间站是西方盟国间的合作，欧洲的载人航天计划是区域性合作，两者都具有排他性。而且这些计划中的国家最小投入规模也在10亿美元以上。显然，载人航天领域的国际合作的背景环境对我国来说是很苛刻的。但是，我们在低投入条件下采取多方位国际合作的发展方针，在学术交流、人员互访、空间科学、地面测控联网、单项技术引进等项目上，还是有机会和可能的。眼下，可以充分利用对苏联合作的机遇，以促进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六、我们认为，今天做出“我们也要搞载人航天”是正确而适时的选择。现在起步发展我国的载人航天是符合21世纪初全球和国家战略的需求，有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三十多年来，航天领域的全体人员历尽艰辛，为发展我国的航天事业进行了不懈地艰苦创业劳动，以低于美苏两个数量级的微小投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三十多年航天领域的总投资大约只有一百多亿人民币，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今天，只要我们更积极地调动航天战线全体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更充分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相信，同样也能够大约用三十多亿人民币的投入，初步建成一个以飞船为目标的基本配套的载人航天系统，那将获得更为巨大的成就。我们期望着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就并得到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此致敬礼钱振业杨广耀韦德森 1990年7 月28日信送走后，钱振业还不放心，同年10月，他又将自己和杨广耀、韦德森两人近五年来的研究成果，汇成一份长达近10万字的系列研究报告——《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然后请著名航天老专家任新民题词，著名航天专家杨嘉墀、王希季作序，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直接呈送李鹏总理。除上述三位专家外，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需要提及，这就是刘纪原。刘纪原并非单纯意义上的专家，而是一位集专家、领导于一身的高官，他对中国载人航天同样情有独钟。在他任职期间，概括起来说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坚持对外开放，让中国“长征号”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为后来发射载人飞船奠定了基础；二是想方设法出谋划策，积极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上马。早在80年代初，刘纪原和航天部总工程师白拜尔就曾经组织专家对中国航天飞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过软科学研究，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到了飞船上。载人航天论证工作被列入“863 计划”后，刘纪原和白拜尔在航天部内部也组成了一个专家论证组，由老专家庄逢甘负责，就载人飞船问题专门展开论证。这个专家组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载人航天应该从飞船起步。于是，刘纪原以航天部的名义向国务院呈送了一份关于搞载人飞船的报告—— 具体说，向国务院总理李鹏呈送了一份关于搞载人飞船的报告。由于工作的关系，刘纪原与李鹏接触较多。但除工作关系外，二人还有一层比较特殊的关系，这就是，刘纪原当年在哈尔滨四中上学时，四中的校长就是李鹏的母亲，而李鹏的母亲与刘纪原的母亲刘亚雄又相当熟悉，所以刘纪原从小就认识李鹏。刘纪原去苏联留学时，已在苏联留学的李鹏还特意买了一盒绘图仪送给刘纪原，鼓励他好好学习。所以飞船的报告呈送国务院后，刘纪原曾两次找过李鹏和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当面汇报过有关情况。刘纪原说，我通过向李鹏总理和刘华清副主席的汇报，感到无论是李鹏还是刘华清，对搞飞船都很有兴趣，也很重视。所以当时我就感到，飞船上马有希望，只是个时间问题。于是刘纪原又从航空航天部各单位抽调19名专家，组成一个联合论证组，由钱振业具体负责，展开工程论证。即是说，从工程的角度，先为中国载人航天勾画一个蓝图，比如研制经费问题、研制周期问题、管理问题，协作问题、技术指标问题、关键技术问题、大型设施问题、允许使用苏联贷款问题，等等等等。其目的，就是为中央的决策尽可能提供实实在在的依据和内容。 1991年1 月30日这天，即春节前夕，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马宾、外交部副部长余湛以及刘纪原等航天界要人，均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第一天，刘纪原便见到了第二炮兵副参谋长栗前明。栗前明是邓小平的妹夫，航天部的老用户，刘纪原的老朋友。所以刚一见面，刘纪原便和他谈起载人航天的事来。刘纪原说，那天我的手刚和栗前明握在一起，脑子里就蹦出一个念头：能不能请栗前明把搞载人飞船的意见带给邓小平？于是我当时就向栗前明简单谈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栗前明听了后，认为是件好事，而且事关重大，应该抓紧想法落实。于是我们利用会议的间隙，又对相关细节问题作了认真商量。然后栗前明让我把材料准备好后，就给他。会议结束后，我很快准备了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开展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一份是《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然后交给航空航天部计划司总工程师张宏显。张宏显说，刘纪原部长把两份文件交给我后，我马上把两份文件封进一个牛皮纸袋，然后亲自送到了栗前明的手上。栗前明接过牛皮纸袋，看了看，只说了一句话：转告刘副部长，放心，我一定送到！至于里面写的什么，我没有打开看，只知道很重要。 12年后，我在刘纪原呈送给邓小平的《关于发展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建议》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认为，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也不是科技工作者能定得了的。要靠下面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创建的，来之不易的航天国际地位存在着得而复失的危险。恳请中央尽快决策。邓小平会是什么态度呢？邓小平收到栗前明转送的《请示》和《建议》后，有何感想？是何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在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常常敢于拍板、善于拍板，确有史实为证。比如，1961年，当饥饿威胁着中国人的生存时，“东方红1 号”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遇到难关，当时谁也不敢让卫星研制工作暂停，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拍板的政治任务。可唯独邓小平发话说：“明年卫星不放，与国力不相称。”“东方红1 号” 卫星的研制工作由此暂停；1966年，邓小平去酒泉发射场视察，发现发射场离苏联边境太近，鉴于中苏关系破裂，以防后患，他当即提出，另建一个发射场。果然，三年后中苏局势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1975年3 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审议发展中国通信卫星的报告。会上两派意见，分歧很大，僵持不下。最后，邓小平说：“不要再吵了，我看还是把通信卫星放在第一位吧！”通信卫星工程的报告由此顺利过关；1986年，邓小平接到四位老科学家的来信，第三天便做出批示，敲定“863 计划”，并拨款100 个亿，一场史无前例的科技大革命由此悄然启动。而在载人航天问题上，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邓小平的胸怀与气魄。1979年大年初一，邓小平飞赴美国华盛顿。在美国总统卡特特意为他举行的隆重的国宴上，已是 75岁高龄的邓小平第一次与卡特总统举杯豪饮。当日下午，邓小平不但没醉，反而头脑清醒，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位于华盛顿的航空宇航博物馆。第二天，邓小平又飞抵埃林斯空军基地，参观了曾经完成过伟大的“阿波罗登月”计划的美国休斯敦测控中心，接着又参观了美国著名的约翰逊航天中心。在“阿波罗17号”舱前，邓小平见到了第一位绕地球环形飞行的美国宇航员。握住这位宇航员的手，邓小平以四川人特有的幽默说：“我今天可是见到‘活神仙’啰！”随后，邓小平又健步登上模拟航天飞机，坐在乘务员的座位上，煞有介事地摆弄了几下身边的仪器，俨然像个即将飞天的宇航员；而在航天飞机的舱外，徐徐展现在他面前的，是模拟的地球家园和外层空间的各种画面。望着如此美妙神奇的景致，邓小平的脸上露出了孩子般陶醉的笑容，好像自己已经飞到了天上。参观结束后，在得克萨斯州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兴奋地说道：“昨天，我在休斯敦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我在航天中心会见了一些美国的科学家、学者和宇航员，还和方毅副总理临时成了‘太空人’。我们在太空走了一趟，很高兴啊！你们美国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1988 年，邓小平在参观北京正负电子对接机国家试验室时，说：“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行列，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后来有科学家解释说，邓小平说的“其他一些重大项目”，指的就是载人航天；1992年，邓小平去珠海参观某仿真控制系统时，也说过这样一段话：“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就越高兴。不止我们高兴，人民也高兴，国家也高兴。”再后来，据说邓小平还说过这样两句话：我平生有两件事情未了，一件是三峡工程；另一件就是载人航天。由此可见，高科技——包括载人航天——在邓小平的心中，有何等重要的位置。刘纪原说，1991年春节过后不几天，我就接到了栗前明打来的电话，栗前明在电话里告诉我说，邓小平很重视载人航天这事，你们就抓紧准备吧！不久，上面真的就有动静了。 1991年3 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办公厅的一位负责人正在忙于处理公务，身边的专用电话突然响了。电话是国务院秘书局的一位秘书打来的，说国务院有电话通知，请做好记录。航空航天部办公厅负责人一听是国务院的通知，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字不差地记了下来。12年后，我查找到了这份电话通知的原文：3 月15日下午3 点至5 点，李鹏总理要邀见任新民同志和了解飞船情况的同志，听取汇报。此通知在航天部高层很快传开，无论是领导还是专家，兴奋至极。因为这一信息至少表明，载人航天，中央已进入实质性的接触。刘纪原当即通知老专家任新民和“了解飞船的同志”钱振业，速到办公室。二人刚一落座，刘纪原便把国务院的电话通知递了过去。二人看完后，刘纪原说，你们尽快充分做好汇报工作。汇报时要言简意赅，有重点，说到点子上。这次与总理会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争取飞船方案上马！中国的科学家能受到国家总理的召见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不过著名航天老专家任新民早在50年代就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其间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不计其数，所以更多的不是激动而是冷静。但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大一个工程，而且极有可能将是他一生中最后涉足的一个工程，所以他把这次李鹏的召见，也看做是争取载人航天上马的好机会！而钱振业则不同，受国家总理的召见是第一次，难免有些激动，同时还有一种历经酸甜苦辣后终于得到上级认可、国家肯定的欣慰！ 3 月15日下午3 时整，任新民和钱振业准时步入国务院202 会议厅。二人刚一落座，李鹏便出现在了会议厅的门口。李鹏入座后，与两位专家简单寒暄了几句，便开门见山，切入正题。李鹏说：今天请你们二位来，主要是想听一听，有关载人飞船方面的情况。载人航天一般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就不谈了，我们今天只谈飞船。谈几个主要的具体问题。第一，先谈谈载人飞船的事；第二，能不能利用现有的“长征2 号E ”运载火箭发射飞船？第三，载人航天在未来战争中到底有什么作用？第四，搞飞船要花多少钱？它的发展速度和投资有没有关系？任新民说：先请钱振业同志谈谈吧，他对这方面的情况很熟悉。钱振业是第一次当面向国家总理汇报，心里难免有点紧张。但载人飞船的情况他太熟悉了，所以一旦提起，如数家珍。钱振业说：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它们的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的航空技术不具有这个优势。小型航天飞机技术风险和投资风险都很大，而且研制周期还长。所以我们认为，中国载人航天从飞船搞起，是较为理想的选择。而飞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搞技术试验，在 1990～2000年期间研制多用途飞船；第二阶段进行空间试验，在2000～2010年期间搞一个有人照料的小型空间站，把飞船作为运输工具；第三阶段搞空间开发，在2010 ～2020年间搞一个由小型空间站组合而成的大型空间站。另外，在航天技术上中国已经有了三个里程碑，一是我们已经发射了几十颗国际国内卫星，熟练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二是我们成功地发射了定点同步卫星，掌握了卫星的控制技术；三是我们多次成功地发射了返回式卫星，掌握了卫星的返回技术。而载人航天，应该成为中国的第四个里程碑。在这方面虽然我们不能和美国、苏联去搞竞赛，但我们可以在一个点上有所突破，比如从飞船搞起。经过多年的论证，我们总结的发展战略是 16个字：不可不搞，不可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任新民说：经过863 专家组的充分论证，飞船是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有效工具，可以作为过渡性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还可以成为空间站的救生艇和轨道机动飞行器。另外，飞船研制难度相对要小，如果能早日发射上天，既有利于带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培养后继队伍，又能为空间站提供技术基础和经验。李鹏说：在航天技术方面，看来我们已经掌握了卫星发射技术、卫星定点技术和卫星返回式技术，现在只剩下载人技术了。载人这个技术，我们也应当掌握。的确，我们现有的条件是不可能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的，但我们也要在某些点上显示我们的实力，不能落后。任新民说：我们具备了研制飞船的技术基础和条件。我国航天员的环境控制和生命保障技术，预研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有较好的基础；计算机综合管理技术，我们可以利用多台计算机对飞船进行控制；运载火箭也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措施，解决可靠性问题；就是飞船上升阶段的应急救生技术过去没搞过，但可以想法找到解决的途径。钱振业说：我们可以用“长征2 号E ”运载火箭发射载人飞船。从“长征2 号 E ”火箭现有的技术水平来看，没什么问题，发射推力已经够了，再改进改进，提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就可以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节省不少运载火箭的研制费用。李鹏说：飞船如果可以用“长征2 号E ”火箭发射，那太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充分利用我国火箭技术现有的成果来搞载人航天，既节省了时间，又节约了经费，两全其美嘛！钱振业说：如果搞小型航天飞机，经费可就多了。美国搞航天飞机共投资了155 亿美元；欧洲搞小型航天飞机投资了15亿美元，现在也没搞起来；日本为了发展载人航天，研制无人微型航天飞机，提出了一个投资4 兆亿日元的计划。李鹏说：我们搞飞船，你们计划需要多少钱？研制周期是多长？投资与研制周期有没有关系？一提到钱，任新民和钱振业心里就难免有些紧张。两人心里都明白，钱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关键的一个问题。钱多好办事，钱多效率高，要是总理能高抬贵手多给点钱，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不过两人也清楚，这么多年来，国家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一直大力支持航天事业，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搞飞船，又要让国家掏腰包，实在是件很为难的事情。但没有钱，就别想搞飞船，钱少了，也搞不成飞船。所以，最后钱振业还是硬着头皮，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开了口。钱振业说：我们估算了一下，研制飞船的经费大约需……需要30个亿人民币。其中，飞船研制经费大概需……需要24个亿，火箭需要两个亿，其它设备改造费和技术设备改造费大约4 个亿。当然，如果投资经费能再……再多一点，研制周期相对会缩短。李鹏说：我们国家的研制费用比国外低，这主要是我国的劳动力便宜。国外的费用相当大一部分是以工资的形式支付掉了。我国的工资是国家给的。你们提供的国家30年来在航天方面的投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你们提出的飞船研制经费24个亿，再加上6 个亿的设备改造费和技术改造费，总计30个亿。要是这样的话， 96年上天行不行？钱振业没有回答。任新民也没有回答。李鹏说：97年呢？97年上天行不行？钱振业说：如果能保证经费到位，保证全国大协作，几个关键的技术解决了，六年时间可以。李鹏说：我们的发展目标是有限的。我们先搞8 吨飞船，投资24个亿，再加上 6 个亿的技术改造费，共计30亿。六年时间行不行？钱的问题，国家目前的确是有困难的，但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嘛。只是有一点，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载人航天，我们是一定要搞的，就从飞船搞起。1997年发射，争取建国50周年载人飞船上天！这时，一直讲话不多的任新民讲话了。任新民说：中央同意搞载人航天，这是一个英明的决策。中学生曾寄钱和写信给宇航学会，强烈希望我们中国要搞载人航天。有的小学生听说要搞载人航天，居然把自己节省下来的10元钱的伙食费装在信封里给寄来了，很感人哪！我参加人大会议的时候，一些人大委员也纷纷反映，如果国家经费有困难，哪怕采取集资的办法，也要搞中国的载人航天。这说明载人航天有很大的凝聚力，它可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只要中央下决心，我相信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有能力做到！李鹏说：载人航天谈不上什么英明决策，但它确实是个决策问题。例如，去年我们国家粮食丰收，国家拿出500 个亿，把农民手中的粮食买下来。农民手中有了钱，一来保持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二来市场也活了，国家也有了储备粮。我国差不多五年时间里，有两年丰收，两年歉收，一年持平。粮食多了，也给我们创造向苏联出口的可能性。钱振业说：未来战争伴随着高技术的发展，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现在难以做出准确的预测。但从海湾战争来看，未来战争的特点将是陆、海、空、天地一体化。空间的争夺将是激烈的，谁占据了空间，谁就有对世界事务的发言权。正因为如此，美国已开展了利用航天飞机进行有关星球大战计划中的试验，西欧和日本也把载人航天作为本国发展战略而加以实施。李鹏说：是的，“海湾战争”告诫我们，要保持大国的地位，就要有一定的实力。当然，我们不能和美国搞竞赛，我们也搞不起。但在某些方面，我们一定是要搞的！钱振业说：只要全国大协作，上下齐努力，飞船是完全可以搞成的。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很快就要退下来了，却积累了三十多年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我国既有搞“曙光号”飞船的经验，又有搞返回式卫星的经验，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生命保障技术、环境控制技术、返回防热技术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苏联一些成功的经验。李鹏说：我国要搞飞船，基点还是自力更生，必要时也可引进技术。苏联的条件是可以利用的。我们不是依靠，但可以利用与苏联合作的有利时机。有些关键技术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引进来再消化。比如，宇航服，可以先买嘛。这样可以缩短第一次上天的时间。必要时，也可以引进“设计思想”。这次我们给苏联贷款10个亿瑞士法郎，你们可以利用其中的20% ，就是2 亿瑞士法郎，作为从苏联引进飞船技术和产品的费用。在载人航天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充分利用现有的一些条件。任新民说：这么多年来，航天界也遗留了一些问题。比如，有的修电站需要钱，有的修公路需要钱，有的搞别的其它项目需要钱，都从我们的研制型号经费中摊派。这样做，无形中增加了型号的研制费用，很不合理。这些问题总解决不了，应该由国家出面统一解决，或者另想什么办法解决，否则今后会影响到飞船工程。李鹏说：飞船工程的钱，一定要专款专用。我们要找一个会计师，专门来管！不能搭车，不能把什么都挂在载人航天这个项目上！任新民说：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李鹏说：不过，在经费预算上，你们也不要抠得太紧了！要自己给自己留点余地。你们自己留点必要的钱，不可预见的钱，也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总而言之，中国的载人航天，我赞成先从飞船搞起。你们回去后，先做出一个实施方案来，然后再在小范围内议一议，争取建国50周年的时候，把载人飞船送上天！好了，今天就谈到这儿吧…… 会谈结束，李鹏将任新民和钱振业送到门口。两位专家在回来的路上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是李鹏已经明确表态：“中国的载人航天，先从飞船搞起。”这就意味着，飞船方案基本已成定局，专家们五年来的争论，可以画个句号了。当晚，任新民向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汇报；钱振业向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汇报。钱振业说，我刚回到研究所，气还没来得及喘上一口，就接到了刘纪原副部长打来的电话，让我马上去他办公室汇报。我从晚上7 点一直汇报到11点。汇报结束后，我和刘纪原都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李鹏已经斩钉截铁地说了，就是搞飞船！第二天，即3 月16日，刘纪原又接到国务院秘书局的电话通知，李鹏要他去谈谈载人航天的情况。刘纪原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接到通知后马上就赶到中南海。刘纪原说，我这次和李鹏总理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这两个多小时中，李鹏详细询问了方案论证情况及其它相关问题。在所有问题中，李鹏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一个是中国搞载人航天的条件到底具备不具备；另一个就是不同意搞飞船的同志，到底具体都有哪些意见？这说明李鹏总理对载人航天问题相当重视，也相当慎重。 3 月20日，航空航天部收到了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转来的《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之五的报批件。秘书很快将报批件送到刘纪原的手上。多年后，我查到了这份报批件的原文，上面有刘华清、李鹏的亲笔批示：泽民、李鹏、尚昆同志：此件请阅示。最近几年来许多专家都希望中央尽快下决心搞我国的载人航天技术，建议中央下决心干起来，似不要再拖延。经济是个大问题，但二十多年的时间，每年分担出，也是可行的。当前财政实在困难，动用国库存的金子，每年出点也得干！妥否请批示。刘华清 1991年3 月1 日此事由专委讨论后报中央。李鹏 1991年3 月7 日在刘华清和李鹏的批示上，是江泽民的画圈签名。江泽民画圈签名的时间是1991 年3 月9 日。看了几位领导人的批示画圈，刘纪原很感动。从3 月1 日到3 月9 日，短短八天时间，由航空航天部负责呈送的《航空航天重大情况》便从军委副主席刘华清那里，到了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手上，然后再到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案头。如此快速的反应，直觉告诉他，中国的载人航天有戏了！第二天，刘纪原又得到一个“小道消息”。刘纪原说，这个“小道消息”告诉我，我托人转送的《报告》和《建议》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后，“老爷子”很重视，并很快发了话，说，飞船是大事，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小道消息”是否属实，我无从考证，刘纪原本人也说不准。但刘纪原说，我记得有一次我陪同李鹏和刘华清出国，在机场时李鹏和刘华清对我说过，小平同志已经同意了。因此我想，载人航天的事如果小平不下决心，不发话，肯定是搞不起来的。王永志也说，大概是1991 年底左右，我听说小平同志发话了，说小平同志已经讲了，飞船一定要上！我记得刘华清也说过，小平同志非常关心飞船，经常问起飞船的事。上述种种说法，无法确认。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中国载人航天如果没有邓小平点头，要想启动，恐怕绝无可能。而且，这位“永远打不倒的小个子”一旦出手，总是大气魄，大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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