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航天大论战

　　　　　　　　　　　　　　　　第三章迄今为止，全世界把人送到天上的运载工具，不外乎有四种：一是宇宙飞船；二是小型航天飞机；三是航天飞机；四是空天飞机。四种工具各有优长，互有短缺，作用不同，价值迥异。中国要搞载人航天，只能选择其一。问题是，选择哪种最佳？或者说，选择哪种最适合自己？这就需要专家们拿出意见和方案。在中国科学界，有三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都姓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这三位科学家大家耳熟能详，但还有一位姓钱的航天专家，大家却一无所知。这位专家叫钱振业。钱振业1932年生于江苏，1957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直在航天部秘密从事导弹的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上，钱振业和范剑峰一样，可以肯定地说，都是有着积极贡献、不可或缺的人物。钱振业做事肯动脑筋，喜欢牵头，有战略眼光和战略头脑；但脾气倔强，凡事较真，年轻时更是心高气傲、桀骜不驯。 60年代初，某导弹改型时要做实验，几位老专家主张做两次，时任主任设计师的钱振业却偏偏坚持只做一次。开会前夜，政委找他谈话，说，明天是钱学森主持会议，领导们已经定了做两次试验，你就不要再谈自己的意见了，只参加会，不要说话。第二天，他果然坐在会场的一个角落，面向墙壁，背对主席台，一声不吭。与众不同的是，他在自己的椅子背后，贴了一幅漫画，漫画上画了一张大嘴，大嘴上贴着一张封条！钱学森一进会场，一眼就看见了钱振业椅子背后贴的这幅漫画，也看见了嘴上的那张封条，便问政委，小钱今天是怎么回事啊？政委说，他有意见。钱学森说，有意见好啊，有意见就提呀！然后对钱振业说，小钱，你先谈谈你的意见好吗？钱振业站起来，大声地说道，我认为做一次实验就够了，没必要做两次。钱学森问，理由呢？钱振业说，如果是必然性故障，一次就够了；要是偶然性故障，就是做七次八次、九次十次，也不管用。钱学森听后点点头，让大家先讨论讨论，再作结论。结果，大家认为钱振业的意见有理。钱振业这才把椅子转过来，面对主席台，端端正正地坐到了会场的中央。钱振业对载人飞船，可谓真正的“铁杆代表”。早在加加林上天不久，他就给钱学森写信，建议中国搞载人飞船。70年代，鉴于国内形势不好，他又给钱学森写信，建议“曙光号”飞船应该及时下马。1986年4 月，四位老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后，航天部内部反响强烈，火箭研究院提出了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空间技术研究院提出了空间站方案，而他和杨广耀、韦德森等几位专家则提出了飞船方案。但飞船方案开始却得不到响应，达不成共识，找不到市场，自然也就得不到支持。 1986年9 月8 日，中国宇航协会运载专业委员会在宜昌召开第二届学术交流会，研究小型航天飞机方案。本来大会并未安排钱振业发言，但自由发言时钱振业还是放了一炮：中国不具备研制小型航天飞机的技术基础，只能从载人飞船起步！由于此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小型航天飞机，钱振业的这一观点依然没有引起会议的注意；但新华社国际内参编辑部一位叫王怀智的记者却对钱振业的观点很有兴趣，会后找到钱振业，让他写一份关于中国载人航天要从飞船起步的材料，由他以内参的方式上报中央。钱振业回到北京后，很快将写好的材料交给了王怀智。1986年10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在王希季的主持下，召开第三届空间站讨论会，钱振业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国航天高技术发展途径探讨——兼谈飞船及其应用》的报告。会后，还请钱学森的秘书王寿云先生将这份报告送给了钱学森。但这时的钱振业是空间技术研究院508 所的副所长，地处基层，一些想法和意见很难直接传递到上层决策者的手上。为此他深感困惑与苦恼。 1986年11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成立“航空航天战略研究组”，聘请钱振业为客座研究员，负责组织相关专家对“中国载人航天发展战略和发展途径”进行软科学研究。国际经济研究所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职能机构，其职责是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这对钱振业无疑是一件再好不过的好事情——一来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中国载人航天的探索与研究；二来研究成果有机会通过国际经济研究所直接呈送国务院和党中央。于是钱振业和杨广耀、程玲珠、韦德森三位专家一道，把研究的方向首先定在了对国外载人航天技术的分析和研究上。经一个时期的研究，钱振业他们发现，搞载人航天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主要取决于各国的政治、军事、科技对航天的需求，取决于本国的财力、物力、人力以及传统优势、技术基础等条件。全世界搞载人航天的国家走的无非是两条路：一条是苏联的路，即不断发射载人飞船，用飞船把人送上天，然后发展空间站，进而实施空间实验；另一条是美国的路，即不断发射航天飞机，用航天飞机把人送上天，利用航天飞机发展空间站，进而实施空间实验。那么中国的载人航天该走哪条路呢？钱振业他们的结论是：中国载人航天的起步，应该走飞船的路，即苏联的路。但当时的情况是，全世界都正热衷于航天飞机，大家对飞船没有兴趣，所以中国多数专家们的眼睛也都盯在了航天飞机上。不少人说，飞船是苏联美国60年代搞的东西，早就过时了，现在再搞，没什么价值。钱振业却固执地认为，过去的手表现在的手表都叫手表，却不可同日而语；过去的汽车现在的汽车都是汽车，却不能相提并论。为了搞清中国到底能不能搞航天飞机，从1986年11月起，钱振业和杨广耀一起深入航空部所属的研究所和工厂，展开实际调研。钱振业说，我们当时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的身份去的。我们先准备了一个调研提纲，列了10个问题，如中国的航空和国外的差距有多大，中国到底有没有条件搞航天飞机等。但我到某飞机设计所第一天，就有人问，这个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我不好说什么，就把国务院研究员的工作证给他们，借口说帮我定一张返程的机票。他们一看我的证件，就另眼看待了。我去另一个设计所也是如此。我们每到一个单位先参观，再找人座谈。我主要找三种人谈，先是单位行政领导，然后是总师一级的专家，最后是管计划生产的负责人。有一次我在某飞机设计所开总师座谈会，一个总师在会上说：“我怎么有一种大跃进又要来了的感觉？我们连飞机都搞不出来，还想搞航天飞机？是不是在做梦呀？”而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一个总师居然当着我的面拍着桌子说：“我们的发动机都是买的，现在连高超音速飞机都搞不出来，怎么可能搞航天飞机！我看简直是在开玩笑！”我去成都某飞机制造厂调研时，一位负责人也对我说：“我们年生产能力是200 架飞机，可我们一年的订货量却只有10 架飞机！我这个厂是个封闭的社会，什么都有，连运输尸体的车都有，就一样东西没有——焚尸炉！我每天厂门一开，就要花钱，只要开工一天，就需要20万元的费用！你说这日子让我们怎么过？怎么活？没有办法，为了生存，为了活命，我们现在只有去生产鸟笼子了！”这位负责人说的是实话，我亲眼看了，他那儿所有生产设备都是从以色列引进的，很先进，一套就300 万左右，可没活儿干，只有在那儿摆着。当年中国航空工业起步，主要为了满足空军的需要，一直用的几乎都是引进的东西，从米格9 到米格11，再到米格23，都是如此。但航天不同，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技术全被封锁了，只有自己搞。这是中国的航空和航天的最大区别。再一个问题，就是航空有的技术比航天复杂，比如发动机，飞机是重复使用，需要工作1000小时；而火箭是一次性使用，两小时左右就够了。所以在1986年11月的时候，赵紫阳准备投资300 个亿与国外合作搞飞机，想把中国的航空业搞上去，就向世界招标。可国际上最知名的三家飞机公司，没有一家来应标的。后来只和中国搞了些零部件的合作。因为在商场上，谁都不愿意培养一个竞争对手。就这样，马不停蹄，行程万里，历时两月，钱振业和杨广耀跑遍了航空部60% 的单位。他们先后到过沈阳地区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厂、航空发动机设计所、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西安地区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厂、飞机试飞基地以及成都地区飞机设计所、飞机制造厂和航空发动机试验基地等11个单位，获得了大量第一手可靠的信息和资料。他们发现，尽管中国的航空工业起步较早，三十多年来已仿制生产了1.2 万架军用飞机，为中国空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现状却不容乐观。航空工业系统共有职工51万人，大型企业115 个，科研设计所34个，科技人员八万左右，其规模居世界第三。然而旧有的生产体制无法适应航空工业新的战略转移形势，空军订货急剧减少甚至停止，不少单位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51万航空产业大军的存活面临危机。比如，某飞机制造厂拥有职工2.4 万人，工程师1100人，新补充的大学生五百余人，机床设备2100台，具有年产300 —400 架“歼—6 ”型歼击机或年产50架“歼—8 ”型歼击机的生产能力。可该厂在1986年投产制造了10架飞机，空军1986年却只订购了6 架飞机，1987年只订购了3 架飞机。也就是说，即使把空军两年订购的飞机卖出去，库房里也仅剩1 架飞机。所以该厂只有靠贷款过日子。而另一家飞机制造厂是一个拥有1.8 万名职工的大型企业，本来具有年产300 架歼击机的能力，却同样无人订货，致使该厂难以生存。此外，由于我国民用航空不发达，导致各航线上的飞机均为外国货，中国市场几乎被国外全部抢占；加之生产布局的不合理，民用飞机的发展现状也令人堪忧。例如，某地区有个老航空基地，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设备却很陈旧；而数千里之外的飞机制造厂设备先进，人员素质和技术水平又较落后，以致一位来中国考察的外国专家竟当众提出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你们中国把高技术水平的人放在这儿，先进的生产设备摆在那儿，最好的测试手段又搁在另一个地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调研结束，钱振业回到北京，赶写了《我国航空工业的形势严峻》的调研报告，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51万航空产业大军向何处去；二是军用飞机的发展众说纷纭争论不息；三是民用飞机的发展面临航空殖民化危险；四是航空工业体制存有严重弊端。最后的结论是：中国目前没有能力搞航天飞机！钱振业说，这份调研报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送给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看完后就找到有关负责人，问怎么办？这期间正赶上航空部召开一个规划会议，会场上出现了这个调查报告的手抄本，人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哪个小子吃了豹子胆，到航空部搞了这份调查报告。航天部李部长也打电话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为什么跑到人家航空部去了？我说这事航天部管不着，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让我去的。其实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了解一下我们国家到底有没有能力搞航天飞机。并且通过调研，钱振业更坚定了中国载人航天只能从飞船起步的观点，撰写了长篇论文《为什么要把飞船作为航天产业发展的第一步》。后来我在采访中查到了这篇论文。原文这样写道：飞船是探索太空最简单、最省钱、研制周期最短的工具，所以苏联、美国在探索太空的初级阶段，借助的都是飞船。如果我们把飞船作为探路的工具，先通过搞飞船来突破空间站所需的一些关键技术，那么中国在建立永久性空间站时，就可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研制成本，减少研制难点，避免走弯路。因此，中国航天高技术的发展，不能走苏美以创造“世界第一”为发展目标的模式，也不可能走欧洲空间局和日本从依附到自主发展的模式，而只能走以跟踪为目标、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把飞船作为第一步，通过对飞船的研制和发射，从技术上和工程上为建立永久性空间站系统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促使中国空间产业的跟踪研究尽快起步。 1987年2 月，“863 计划”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正式成立，钱振业被任命为这个专家组的首席科学家，并出任专家组组长，具体负责论证：用什么火箭发射？用什么工具把航天员送上天？当了“官”、掌了“权”的钱振业接受任务后，反而一下感到为难了。为什么呢？钱振业说，第一，这个组的专家来自全国不同的单位，有北京航天部火箭研究院的副院长王德臣，有上海航天局的副局长施金苗，有北京航空学院的教授李椿萱，有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幼兰，有航空部606 所副所长严成忠，有航天部 3 院31所科技委主任刘兴洲，有航天部火箭研究院11所主任设计师朱森元。这些专家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只有我和王德臣是“土八路”，所以我感到工作不好开展，意见很难统一；第二，虽然看起来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专家组，但我们这个组却是为国家作决策的，不是给某个人或某个部门出主意的，事关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所以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第三，我过去一直是主张搞飞船的，现在又是组长，我既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又不能用我的观点去主导专家组，更不能利用手中的特权搞独断专横。而要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发动第一线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展开讨论，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不同的意见，走技术民主的道路。后来，钱振业琢磨来琢磨去，决定发布一个公告，用投标的方式向全国进行招标！即是说，中国载人航天到底怎么搞？从哪儿搞起？从哪儿起步？运载火箭怎么搞？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怎么搞？技术途径是什么？具体方案是哪种？投资强度是多大？研制周期是多长？投资经费是多少？等等这些问题让各单位先拿出自己的方案，看看专家们到底有多少主张、多少智慧、多少点子。因为科学没有惟一性，只有合理性。招标书发送全国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各地反响十分强烈，航天部、航空部、国防科工委、中科院、国家教委、总参谋部等部门纷纷应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积极踊跃应标的单位多达六十余家，参与论证的专家逾2000人！由于此次行动纯属学术探讨，没有行政领导干预，所以专家们在思想上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为国献计献策的自由与舒坦。在短短两个多月里，就拿出了11种技术方案。然后经专家小组论证筛选，从中挑出了六种方案：第一种：航天部601 所提出的二级空天飞机方案。该方案技术含金量最大，技术难度最高，国际上也正处于攻关阶段。特点是可以像飞机一样水平起飞、水平降落，并能重复使用。中国若能研制成功，无论是航空技术还是航天技术，均可一步抵达世界顶尖水平；第二种：北京11所提出的二级火箭飞机方案。该方案技术难度仅次于空天飞机。它能像火箭一样垂直起飞，如飞机一般水平着落，可完全重复使用。与德国搞的方案有相似之处；第三种：上海航天局 805 所和航空部604 所联合提出的“长城1 号”带主动力航天飞机方案。特点是垂直起飞，水平降落，可部分重复使用。与美国搞的航天飞机有相似之处；第四种：航天部火箭研究院提出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特点是借助运载火箭进入轨道，既可载人，又可载货，可部分重复使用；第五种：航天部611 所提出的法国小型航天飞机方案。该方案在总体技术上与第四种方案接近，是航天飞机方案中简单的一种方案；第六种：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508 所提出的多用途载人飞船方案。此方案与苏联的“联盟号”飞船相似，技术档次在六种方案中最低。六种方案选出后，到底选用哪一种方案，专家组并未急于下结论，而是让所属的六家单位对各自的方案继续论证、继续修改、继续完善，等完成技术可行性论证报告后，再参与下一轮的竞争。在选中的六家单位中，最具实力、也最具对抗力的，是中国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前者，是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的代表；后者是载人飞船方案的老板。二者的暗中竞争其实早就开始了。 1977年，时任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计划部副主任的王永志建议组织一个小班子，跟踪美国的航天飞机。时任航天部副部长的芮新文当即表示支持。于是火箭技术研究院很快设立了航天飞机跟踪小组，王永志任组长，郁乃庸、黄作义、王丹阳等为成员。从1977年到1986年，专门埋头跟踪论证。他们一方面天南海北，四处奔波，周密调研；一方面面对浩瀚的外文资料认真考究，潜心钻研，最后搜集整理出来的国外航天飞机的资料和自己设计的图纸堆了满满一屋子！其间，他们还计算出了一个公式：1 元人民币＝2.4 美元。即是说，中国人搞航天，花钱少办事大，1 元人民币能当2.4 美元使。10年间，他们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几乎与世隔绝，耗费半生心血，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搞小型航天飞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是可行的。并搞出了一个发射20吨重的小型航天飞机的方案——这个方案提出的时间比日本还早。所以“863 计划”启动后，他们很快就拿出了小型航天飞机的方案，并顺利杀入“六强”，进入决赛。而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于早在60年代就开始追踪飞船，加上多年来一直搞卫星——其中返回式卫星技术与飞船返回技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很快也搞出了飞船方案，并挺进“六强”。于是信心大增，决心与对手一比高下。因此，两家竞争对手得知自己的方案杀进“六强”后，为了能在下一轮击败对手，各自连夜翻开方案，通宵达旦，加班“备战”！ 1988年7 月24日，“863 ”专家组在哈尔滨召开专家会议，将对六家单位用了一年时间修改完成的方案进行评审。会议报到那天，全国数十名德高望重、白发苍苍的老专家风尘仆仆赶到哈尔滨；每一位专家，仿佛都成了哈尔滨一道难得的“风景”。这些“风景”是：屠善澄——“863 计划”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朱光亚——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屠守锷——航天部火箭研究院总设计师；王希季——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总设计师；杨嘉墀——航天部空间技术研究院院士；梁思礼——航天部科技委院士；王树声——航天部火箭研究院研究员；吴中英——上海航天局研究员；王南寿——航空部科技委研究员；陆孝彭——航空部飞机总设计师；何庆芝——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彭成一——南京航空学院教授；周曼珠——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黄文虎——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疏松桂——中国科学院教授；…… 上述专家，都是钱振业特意聘请来的，其目的就是要评审出真正的最好的方案。而且钱振业还定了一个标准，必须65岁以上的专家，才有资格参加这次会议。为什么呢？钱振业说，这个年龄的专家才有经验呀！只有梁思礼一个专家是个特例，他 64岁，差了一岁！最使我感动的，是航空部的著名飞机设计师陆孝彭先生，他已经七十多岁了，身体很不好，但得知是评审中国载人航天方案的会，专门让两个人陪着他，从南昌赶到哈尔滨。这次会议由钱振业主持，但他在会上不发言，不表态，而是先请六家方案的代表上台阐述各自的方案，再由老专家提问，一个个地答辩，一个个地评审，最后每个老专家再给六个方案写出评语——白纸黑字，签上自己的大名。钱振业说，为了方便老专家们的工作和休息，我给每个专家安排了单间，专家们很高兴，评审起来特别认真，每天晚上都要开夜车到12点。特别是著名老专家屠守锷，他一般是很少参加这种会的，这次不但来了，而且还非常认真，有一天晚上已经凌晨两点多了，我见他还趴在灯下写呢！哈尔滨会议开了七天七夜。其间，六个派别纷纷登台亮相，各种观点畅所欲言。为了一个方案，大家可以辩论几个小时；为了一个观点，彼此可以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有时为了一句话，也把会场吵得一塌糊涂。评委们最后得出的基本意见是：空天飞机和火箭飞机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目前尚不具备相当的技术基础和投资能力，现在要搞不太现实；航天飞机方案在技术上难度很大，搞起来也很困难；唯有可供下一步研究、比较的，是小型航天飞机和多用途飞船！为了体现此次评审会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会议对六种方案采用打分决胜制，即每个方案按七个内容打分。打分那天，不光被打分的单位的领导心里忐忑不安，打分的老专家的心情也同样紧张，因为每一分代表的都是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水平、甚至自己的人格，同时也关系到国家的成败荣辱。打分的结果是：小型航天飞机方案获总分84分；飞船方案获总分83.69 分。飞船方案比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仅差0.31分！从这微不足道的0.31分中，既可见专家们对小型航天飞机的青睐，更可见专家们对国家与人民的负责与认真。范剑峰说，事实上，在整个会议期间，只有他和王希季、钱振业等少数几位专家是飞船方案的积极推动者，而多数专家都倾向于搞小型航天飞机。钱振业虽然一直主张搞飞船，又是专家组组长，但他上面的一些领导主张搞小型航天飞机，有些话他在会上也不好说。所以在哈尔滨会议上，主张搞飞船的人其实是比较孤立的。但打分结果出来后，钱振业并未在这次会上宣布谁是最后的胜者。钱振业说，到底是选择小型航天飞机方案，还是飞船方案，事关重大，不仅我自己做不了主，会上任何一位大领导和大专家说了也不算数。所以钱振业只在会上通知双方代表：再用一年时间，对现有方案作进一步修改、论证，然后迎接“863 专家委员会”的最后裁决。于是，兴师动众的哈尔滨会议结束后，先前热热闹闹的六十多家应标单位，只剩下了火箭技术研究院和空间技术研究院两个单位；曾经论战多年的十多个“派别”，也只剩下“航天飞机派”和“飞船派”，我将这两派简称为“机派”和“飞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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