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有一天，一个穿金戴银的中年女子跑到协和医院找杨秀玉，一见到杨秀玉就热 泪盈眶，她说她现在有钱了，要报答杨大夫。杨秀玉记性很好，凡是她治过的病人， 她基本都能记住。她很快想起来了，这个病人是一个曾经给她惹过麻烦的病人—— 很多年前，她得了绒癌，丈夫陪她来北京治病，因为没有钱，丈夫去北京站倒火车 票，结果被派出所抓到。派出所民警倒也很人性化，给协和医院打电话，找杨秀玉。 当时杨秀玉正在病房忙，听说有派出所来电话找她，吃了一惊。派出所在电话 里问她有没有一个叫黄××的病人？她说有的。派出所说，她丈夫在我们这里，需 要家属来领。最后，是护士长到派出所把人给领了回来。按说这样的交情，这丈夫 不应该做对不起医院的事情了吧？哪里想到，他对杨秀玉说他回家取钱，让医院先 给他老婆治着，杨秀玉答应了。后来，他们给病人治好了，结果不但没有拿来费用， 而且病人还来了一出“金蝉脱壳”。当时正值过年，整个绒癌组的奖金都因为这件 事情而受到牵连，院领导见了杨秀玉，对杨秀玉说：“你们的医疗水平是这个，” 边说边竖起大拇指，接着这个大拇指一个掉转冲下，说，“可你们的经济头脑是这 个。” 事过境迁，多年以后，这位当年“金蝉脱壳”的患者重返故地，一见杨秀玉就 对杨秀玉说，要把当年欠的住院费治疗费药费都还上，杨秀玉差点被她气乐了，说 ：“你还，你怎么还？你以为医院是我们家开的哪？” 当然，杨秀玉没有告诉这位如今富贵的患者，她当年的不辞而别给自己带来的 麻烦，而这位如今富贵了的患者，也根本不知道，救她一命的大夫，到目前为止， 每天还是要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杨秀玉每周二早上八点钟查房，她必须六点一刻出家门，这是经过她“反复试 验”最终找到的最佳出发时间。稍微晚一点，比如六点二十分，就有可能迟到，如 果六点半，则绝对迟到。一些人对杨秀玉说，以您现在的名望，不必这样辛苦，到 外面那些私立医院去，出一次门诊1500元，轻轻松松，一个月不要多，去四次，你 还用得着挤公共汽车？还不是想打什么车就打什么车？您一个享受政府津贴的医学 专家，上班要换两趟公共汽车，单程时间要花一个半小时，一去一回至少三个小时。 图什么呢？ 这些人根本不了解杨秀玉的脾气。她似乎就爱干那些多费力少挣钱的活，比如， 去支援西部，她去了，70岁的老太太，一马当先。到了当地，人家把他们这批国宝 级的专家当做上宾，请他们吃饭，招待他们游览地方名胜，但他们这批“老古董” 却对人家说：“我们是来看病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们来一趟也不容易，你们就让 我们多看好几个病人，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自来，我们要是图别的，也就没必要 到这里来，来就是为了被你们利用，你们把我们利用好了，我们的成就感也就被满 足了。” 他们说得确实是大实话，任何一个医生都明白，到西部医院去“送医送药”， 是一件性价比极不合适的事情，尤其对于杨秀玉这样的大夫，她在协和出专家门诊， 一个号就300 块钱，但是跑到西部去，那就纯粹是奉献。这个账谁都算得过来，但 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来说，他们的思维习惯不是那样的。他们愿意把自己的知 识和才华奉献给最需要的人——他们认为那才是应该做的才是最有意义的，或者换 句话说，假如他们不去、拒绝，他们内心深处会感到不安，似乎没有尽到自己作为 一名医生的职责。 去年上半年，一位曾经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的医学博士写了一本畅销书《医事 》，这本书不止在医学界，乃至在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那本书中，年轻的医学博士写了这样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实习的时候，去妇产科门诊跟着 一位女教授见习。这位教授快人快语，大嗓门，急脾气，说话常得罪人。我们进诊 室的时候，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拿着化验单，他爱人患了绒癌，刚拿到治疗 后的复查结果。教授看了看化验单，立即说必须继续化疗。中年男人面色惨淡，摸 遍浑身上下的口袋，找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说：”家里瓦房都卖了，我们已经 没钱治病了，就剩这一张回程火车票。“女教授听了，快步走到诊室的衣架旁，从 衣服口袋里掏出一沓钞票说：”救人要紧，这是我刚发的工资，你先去取药。“末 了，用她那火急火燎的大嗓门对中年男子说：”记住一定要治，千万不能耽搁！ “不明就里的人听着会以为她在训斥病人。 第二个故事是她一位朋友的经历。那位朋友因为无法忍受化疗的痛苦而擅自决 定出院，但却被她的主治大夫断然喝住。人在痛苦的时候往往失去理智，她的这位 朋友对那位主治大夫说：“我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我不想治了，怎么就不行？”那 位主治大夫站在她这位朋友的病床前，整整讲了一上午，最后那位主治大夫对她说 ：“我干这行已经三十年了，这中间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我 希望在你的身上看到成功而不是失败。你不要说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你根本不知 道生命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但我是一个医生，我知道，失败就 是死亡，就是失去所有治疗机会，你现在还有活的希望，为什么要放弃呢？” 这两个故事中的主人公：第一个故事中的女教授和后一个故事中的主治大夫都 是杨秀玉——这些事情，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许很难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 大夫。但熟悉杨秀玉的人，都知道杨秀玉就是这么一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一直 到现在。她永远是这样，她似乎很少为自己的事着急，凡是让她着急的事，都是跟 她八竿子打不着的，却和病人治疗有关的事。 杨秀玉是那种必须接触以后，你才会感受到她的正直以及崇高的人。很多病人 在刚开始的时候，都会认为她厉害，态度不好，其实她那不是态度不好，而是替病 人着急，比如病人不肯做化疗，她就会火冒三丈，对病人说：“态度好，假如态度 好能治好病，我态度能比谁都好。” 性格即命运，也许她自己也知道，像她这样做医生不但很辛苦，而且有的时候 还吃力不讨好。杨秀玉感触最深的是，有一次她看特需门诊，一个外地患者由于婚 后多年不孕，四处求医，被以赢利为目的的私立医院赚了二十多万。那些医院对她 态度倒是很好，给她左查右查，一会儿说她这，一会儿说她那，后来这名患者慕协 和盛名，找到杨秀玉。杨秀玉一看，对她说，你没有什么毛病，就是内分泌失调。 建议她先看看内分泌。哪里想到患者不干了，破口大骂，好像挂了一个三百元的专 家号，就非得现场解决问题，非得看出点毛病来。当时杨秀玉很委屈，但后来一想， 既然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她也只有像她的前辈一样，唯有这样，才能无愧于 心。 杨秀玉这一生最佩服的人，是她的导师宋鸿钊教授。“文革”期间，宋教授被 当做反动权威拉去批斗，站在高凳子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是批斗会一结束， 马上戴着口罩到病房。有一次，杨秀玉忍不住问宋教授，他们都批斗你什么？宋教 授笑笑，说：“我也没听清楚，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 宋教授还是保持了一个学者的风范和尊严。 “我光顾着保持平衡来着”给杨秀玉很深印象，她觉得作为一位学者，就应该 像宋教授这样，无论别的^ 说你什么，无论周围的环境什么样，你都要对自己有一 个标准有一个交代要做到问心无愧。 也许杨秀玉自己也深知做一名好医生是多么困难，所以她从来不鼓励自己的亲 人去学医，她女儿考大学的那年，杨秀玉正好在英国进修，等她回来的时候，女儿 委屈地告诉她，她原本是想学服装设计的，可父亲一定要她学医，说是女儿要向母 亲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大夫。 杨秀玉说，如果她当时在国内，是断然不会让女儿去学医的，不是说学服装设 计有多好，而是学服装设计，最多就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但绝对不会有性命 攸关的大事。而做一名医生，却是与人的生命在打交道。与生命打交道的人，就必 须要懂得奉献，不仅要懂得奉献，而且还需要掌握高超的本领，否则你光奉献，可 是医术不行，不是照样害人性命？没有医术却心眼好的医生，最多只能说是个“好 人”，而好医生则是“人好”＋“医术高明”，但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1965年，绒癌组有一位曹姓病人，呼吸没了，只有心跳，那个时候没有呼吸机， 医生就用麻醉机代替呼吸机，而这个代替的关键要诀就是医生的手要“长”在麻醉 机的皮球上，一分钟捏16下，所有的人轮流捏，一直捏了72个小时，终于病人有了 自主呼吸。后来这个病人康复以后，到甘肃当了赤脚医生，成了当地的劳模，她觉 得这条命是医生给捏回来的——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什么叫好医生？好医生在1965 年的标准，就是为了挽救一个普通患者的生命，连续72小时捏皮球。 1985年，协和医院的第一例绒癌脑转移开颅手术。杨秀玉记得那天她已经上了 班车，班车马上就要开了，这个时候急诊护士跑来，告诉她来了一个重病人，在当 地已经确诊是绒癌。杨秀玉立刻下了班车，直接跑到急诊室，这是当年协和的规矩， 凡是急诊病人，是哪个专业组的就通知哪个专业组。当时，病人已经因脑转移、脑 水肿而处于昏迷状态。杨秀玉当即告诉病人家属，必须要开颅减压才有望争取时间 获得治疗时机。病人的母亲问杨秀玉：如果是你的女儿呢？杨秀玉说，是我的女儿 我也会这么做，否则发生脑疝就无法挽回了。　“那么开颅一定有救吗？”　一般 医生不愿意回答家属的这些问题，因为回答就意味着承担责任。毕竟在此之前，没 有先例。杨秀玉对家属说，绒癌的晚期治愈率有50％，如果不死于脑疝，应该有希 望。当天晚上，外科就做了手术，那一夜杨秀玉和做手术的外科教授一起留在医院。 人家做手术，她等着手术结果。杨秀玉的这个毛病，家里人早都习惯。 这位患者后来不仅痊愈，而且还生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作为第一例脑转移 开颅手术且彻底康复的患者，她为自己感到幸运，因为她遇到了好医生。只要有人 问到她，什么叫好医生，她就会说，一位好医生，仅有水平是不够的，还得肯承担 一定风险。她的想法如果换成杨秀玉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那就是作为一个医生，一 点风险都不肯担待，那只能是一个平常的医生。优秀的医生除了水平高除了好心眼 还得要有承担风险的能力，如果是有八分把握两分风险的事，你都不肯做，那你肯 定成不了一位好医生，不过，同样道理，病人和病人家属也必须承担需要他们承担 的风险，否则的话，大家都做百分之百有把握的事情，医学就没有进步了。 杨秀玉直言不讳地表示，做医生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患者对自己的认同。看到 自己亲手治好的病人能够重新生活，是她最大的快乐。有一次，她收到一张婴儿的 照片，上面写着婴儿的名字：“念杨。”那是一个患者为了表示对杨大夫的感谢， 特意给孩子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还有一次，一个农村妇女跑到医院来找杨秀玉，对 她说：“杨大夫，现在我发达了。我要感谢您当年的救命之恩。”那是80年代，她 所说的“发达”是她种的土豆丰收了，她送给了杨秀玉一大袋土豆粉。那一段时间， 妇产科绒癌组的护士鞋是最白的，因为杨秀玉根本不知道土豆粉是做什么的，护士 长说用来擦鞋吧，擦鞋最好使了。 在同事的眼里，杨秀玉是一个大大咧咧心无城府的人，活了一辈子，单纯得像 透明的玻璃鱼缸。她家就是请一个保姆，也会请出一个故事来。那个保姆实际上并 不是要来做保姆的，她一直想找杨秀玉看病，但一直挂不上号，后来偶然得知杨秀 玉需要一个保姆，就这么来了。干到第三天，保姆对杨秀玉说了实话，说自己结婚 数年一直没有孩子，看了好多医院花了好多钱，后来听人家说，杨秀玉是妇科专家， 所以特意慕名而来。　这件事，但凡旁的人听了，都会觉得杨秀玉被算计了，哪里 有这样的保姆？但是杨秀玉却为了那个小姑娘在协和医院跑上跑下，该做的检查都 做了一遍，而且还得倒贴医药费。她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件原本跟她完全不沾边的 事，一旦成为医患关系，她立刻转变角色——小保姆转变成患者，而她成了医生。 在她的价值观里，医生是不能和病人计较的。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