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记得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你胸中的理 想依然存在,你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 升斗小民。” 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已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应该蹲在家里安度 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本不该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是, 当我听到钱秀玲的素材之后,偏偏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 着我,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1999年5 月,是我人生一个美好而又痛苦的开端——这天,作家朋友李占恒打 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我觉得这个素材很棒, 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简单讲了一下文章的内容: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 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她因此被比 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后,她又为那位接受审判的纳粹将军奔走呼号… … 我听了顿时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 己搞?” 他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 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国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 定能创作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是文革后中国文学讲习所的第一批学员, 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心 地善良,为人厚道,在作家圈子中是有口皆碑的。他对我的创作一直很鼓励。记得 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 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 纸。 我和李占恒都觉得这个素材本身所蕴涵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了,既有跌宕起 伏的故事,又有深邃而旷达的人性,甚至超过了著名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力争推出一部好作品。 开始创作以来,我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写低层的小人物,写他们的坎 坷人生及悲欢离合,写他们与命运顽强抗争的精神。这可能跟我的出身有关。另一 种倾向就是讴歌伟大人物。哈师大两位教授在写我的评传时,说我有一种“崇高美” 的情结。我想这可能跟我从小就崇拜伟大人物有关吧。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只有1100万人口,入 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么宽松。我一连跑了几个 月,跟比利时驻中国使馆的中方工作人员魏金凤女士、黄其光及梅斌先生都成了朋 友,他们给我出了不少主意。可我始终没有拿到签证。 无奈,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找到文化部的李英杰先生,通 过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于是,我冒昧地 一次一次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崇高人道主义精 神及重大意义…… 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 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 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在我采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 接到邀请函之后,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去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等 到第十五个工作日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生硬的中国话却令我目瞪口呆: “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当时,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从我身边兴冲冲地 走过去,而我心里却是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 上盖上“拒签”,那就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难了。所以,我不能让他们给 我拒签,急忙给比利时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说,我是一位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 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所以, 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比利时人民,她崇高的人道 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 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之后,我通过我的朋友翻译局副局长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把这封 信翻译成法文。在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我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 总领事看信时,我紧张得心“怦怦”直跳。 看完信,他却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5 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噢,上帝……我急忙打车回到北京家里,拿出准备出国的几千美金。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人带去 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波音747 飞往 法兰克福的721 次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