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88年，距离中国国土上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过了3 年。王爱霞受邀前往泰国调 研艾滋病的防控举措。在这个有名的艾滋病高发区，王爱霞深入红灯区实地调查， 和妓女们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泰国对所有的妓女和同性恋都要进行登记。如果有人担心自己感染了HIV ，就 可以到相关检测机构，无须报出名字，提出检验HIV 的要求，工作人员马上就给检 测。如果是阳性，就会继续追查该患者是同性恋、吸毒，抑或是因为输血感染。这 个机构非常注重对病人的隐私保护，所有个人信息都予以保密，接诊的大夫也是固 定的。要对病人的病毒载量及CD4 数值进行定期追查，一旦出现CD4 数值降低，就 提供免费的药物治疗。 回国后不久，王爱霞便把泰国的经验搬到了北京协和医院，设立了艾滋病门诊 （不对外挂牌，但病人都知道），建立了艾滋病患者登记档案。这就为之后HIV 感 染者在协和接受规范的诊治提供了途径。 首例艾滋病患者毕竟是外国人，是不是中国人中就没有？国际报道的病例中， 艾滋病多见于同性恋、吸毒人员和献血人员。1989年，王爱霞在中国的献血员中开 展了HIV 的筛查工作。那时候的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毕竟凤毛麟角，哪里会轻易 找到？苦思冥想后，王爱霞思绪豁然开朗，梅毒与艾滋病同为性传播疾病，梅毒血 清阳性患者中会不会隐匿着HIV 阳性？她立刻找到医院检验科以联合署名为条件， 将陈定一研究员珍藏的、已确诊为梅毒的病人血清标本一部分拿到手，结果在67份 血清中筛查出了一份HIV 阳性。为了得到临床证实，王爱霞根据病人在病案中留的 家庭地址，在当地派出所的帮助下，派遣学生持介绍信上门家访，结果得到的消息 是病人已经出国，去了澳大利亚悉尼。 许多事情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几年后的一天，王爱霞突然接到了东城区防疫站 （现CDC ）刘英同志的电话，“王教授，您还记得那年报告的那例HIV 阳性病人吗？ 前几天，我去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一个学术活动，顺便聊起来，澳大利亚官员说，确 实有一位叫某某某的北京来的病人，是他们当地一个艾滋病人的同性恋伴侣，刚来 的时候只是HIV 阳性，但仅仅过了一年之后就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现在已经确诊艾 滋病了”。这是我国发现的首个成年男性同性恋患者HIV 感染。 第三例艾滋病人的发现同样充满了福尔摩斯探案般的神奇色彩。一位29岁的男 青年，因发烧初步诊断为肺结核，住进协和医院老楼8 楼三层病房第六床。那个病 床离卫生间很近，可小伙子总说，从病床步行到卫生间的几步内，就感觉气短、憋 气，总想吸点氧。下级大夫抱怨这个病人太娇气了。王爱霞听完病历汇报后，来到 病人床旁，仔细听诊后，她让病人从床上坐起来，就在这一瞬间，一个小小的细节 被王爱霞捕捉到了，病人的鼻翼出现扇动。这是严重的呼吸窘迫才会有的表情呀， 立即做血气分析，氧分压只有70多一点，极有可能是PCP 引起的气短。为肯定诊断， 立即抽血化验。当时病房里不少人说，“王大夫对艾滋病太着迷了吧？见什么都是 艾滋病。” 诊断并不总是一帆风顺。这例病人临床症状典型，且有同性恋史，但防疫站做 的蛋白印迹法检查结果血清抗体呈阴性，并不支持临床诊断。王爱霞不服气，她设 想到：病人在感染早期，会出现抗体低、抗原高的情况。于是再抽20毫升血送到中 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检测，不出所料，诊断HIV 感染的特异性P24 抗原确实特别高， 结果再次支持了王爱霞的判断。病人经过积极治疗，病情迅速稳定。当他对王爱霞 表示千恩万谢的时候，王爱霞说，“谢我，就把你的伙伴劝来看我门诊。” 一年后，也就是1993年，这位先生的性伴侣A 先生来找王爱霞看门诊。如今20 年过去了，第三例病人早已病故，A 先生仍然活得很好。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艾 滋病患者越来越多。当时国内没有仿制药，治疗药物全部需要从国外进口，不但价 格昂贵，而且数量奇缺。看到有些病人因此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王爱霞心急如焚， 她利用出席国际艾滋病研究学术交流大会等的机会，打听到国际上哪些机构可以提 供免费药物，就千方百计为病人申请，这就保证了许多患者得到持续不间断的治疗。 1995年，王爱霞主持制定了中国艾滋病诊治的国家标准，2001年又主持修订了 该国标。多年来，她还坚持在全国的学习班上宣讲HIV/AIDS的防治知识和新进展， 为全国培养了一大批治疗艾滋病的专科医生。在她的倡导下，北京协和医院于2001 年3 月率先对所有患者手术前、血液透析前和有创操作前开展抗HIV 抗体的检验， 卫生部将协和的做法向全国做了推广。 王爱霞对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巨大贡献，还体现在她带出了一个极具实力的 艾滋病专家团队。今天的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拥有众多位优秀的艾滋病专家，是全 国大型综合医院中收治艾滋病患数量最多、治疗效果最好的医院，也是国家传染病 重大专项——艾滋病研究的全国牵头单位。 李太生1987年考上王爱霞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已是国内外著名的艾滋病专家。 他于1997年在国际上率先提出免疫功能重建理论，提出被HIV 病毒破坏掉的免疫系 统经过治疗是可以恢复重建的。这一理论对于人类攻克艾滋病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让人们看到了艾滋病诊治的新希望。 王爱霞说，“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有的病人HIV 病毒拷贝数最高的时候都快到 5 万了，经过治疗后降到50以下，而CD4+T 细胞从最低的149 恢复到600 以上。这 些数据反映出患者配合‘鸡尾酒治疗’后，HIV 病毒数量受到稳定控制，也证实了 免疫系统重建的有效性。”“既然我们已经肯定了免疫重建理论，那么，你们就要 好好用药，把生命留住，赢得时间，就会赢得胜利。”有这样一条治疗新路，王爱 霞常常以成功的案例为她的病人们鼓劲，一定要坚定信心，不要轻言放弃。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人群感染艾 滋病。国家开始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加大了对开展相关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 这时候恰好李太生学成回国，成为继王爱霞之后新的领军人，带领协和感染内科艾 滋病研究军团开展了全面、系列的临床与基础研究。他们所完成的“HIV/AIDS临床 诊断及免疫病理的研究”获得2002年中华医学科技进步二等奖，是艾滋病研究领域 迄今国内最高的奖项。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