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革”后，谭震林恢复工作，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数年后，退居二 线任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去世。父亲正直的一生，给谭晓光留下的最宅贵财富就 是——第一，不能把自己当做一个高干子弟，搞任何特殊化；第二，如果说要比普 通人特殊，那就是在学习和工作方面，要比别人更努力，做得更好更认真。 插队三年以后，谭晓光回到久别的家——北京。他选择到北京气象台担任“观 测员”，这一做就做了五年，每天和百叶箱、风向标、温度计、气压计、湿度计打 交道。一般人都忍受不了做“观测员”的辛苦，但谭晓光不觉得，他觉得有意思， 好玩。 一遇到大暴雨，观测员拔脚就得往外跑，因为那个时候的自动雨量计比较脆弱， 容易出故障，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没有记录下来可就损失大了。 “所有的气象记录都很宝贵，因为这个记录不会重复，万一没有记下来，是没 有办法弥补的。”谭晓光做观测员的那五年，没有一次下大暴雨不是往外冲的。如 果是雷雨，他还得记下是几点几分开始打的雷，几点几分开始掉的点儿。如果是夏 天，有的时候，天气发闷，要下雨不下雨的那种天，最考验观测员了，谭晓光往往 提前就要站到屋外，随时伸出手去接接，看看有没有小雨滴下来。哪怕掉一个点下 来也要马上记录在册。赶上下冰雹，不仅要记录，还得拿尺子去量冰雹的尺寸，直 径有多大都要做记录。遇上刮风，虽然不用出屋，但也不能掉以轻心，谭晓光做观 测员的时候，是七十年代初，那时候我们国家的观测设备比较落后，是用一根电线 把测速仪联到房间里，所以观测员得盯着看，只要瞬时风速超过17米，就得立刻记 下来几点到几点，超过17米，就是8 级。瞬时风速达到8 级或两分钟平均风速达到 6 级，气象台就要报大风。下雪也是一样，只要有积雪，别管多深多浅，赶紧拿尺 子量去，不能耽搁，万一雪化了怎么办？ 谭晓光所工作的观测台地址在北京郊区，具体位置相当于现在的南五环。不过 那个时候，可没有如今这么便利的交通，在那种地方工作，就意味着孤独和寂寞。 再加上观测员的工作本身需要室外作业，所以不是真正热爱这一行的还真没几个可 以坚持下来的。 谭晓光记得他们的观测室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平房”，就是那种屋顶是平的， 可以顺着楼梯攀上去的平房。一到雷电交加的时刻，谭晓光就得火速冲到房顶上去 ——这是他的职业要求。在观测员的术语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现象叫“雷 暴”而远处有闪电但近处没有雨的现象叫“远电”，这些全都是要做记录的。谭晓 光回忆站在房顶记录那些电闪雷鸣的青春日子，他觉得特别有意思——他特别真诚 地说：“真的不觉得辛苦，那会儿年轻，觉得好玩，尤其是站在屋顶看远处的‘雷 暴’和‘远电’，有一种特别说不上来的享受，很难形容。” 如果说做一个气象观测员的生活，你还不觉得单调乏味，那你这个人一定是特 殊材料制成的。每天都要记录，每个月都要汇总成表，交到上级单位。如果胡乱填 写，那么专业的气象人员一看就能看出来，因为物理上会有矛盾。这样的生活，一 个普通的人，能做多久？谭晓光做了五年。 整整五年，北京的春夏秋冬寒来暑往，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每一滴雨落， 每一阵风过，每一片雪花，甚至每一道闪电。如果要他说，他甚至能很详尽地告诉 你每一粒冰雹的大小，每一阵风过的速度以及每一次雷声的准确时间。 他慢慢地通过自己的观测，逐渐寻找一些规律性的认识。那是七十年代，我国 的通讯技术极其落后，估计一秒钟75位左右，相当于9 个字节，这是什么概念呢？ 谭晓光举了一个例子：“现在我们上互联网，最慢的电话拨号，一秒钟也要几百个 字节。你能想象一秒钟9 个字节是什么速度了吧？”因此，在当时通讯设备的制约 下，我国盛行一种叫做“单站预报”的天气预报方法——即根据一个气象站的数据 做预报。 而“单站”预报的准确率是很难保证的，因为就全球而言，各国之间是存在气 象协议的，根据协议，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各国之间都应该交换各自的气象资料， 供全球使用。比如说，如果今天报北京明天的天气，那么主要看华北和东亚的资料， 如果预报连续几天，就至少要看北半球的资料。但我们国家那时候之所以强调单站， 除了通讯技术落后，无法和人家共享气象资料以外，还有一个小因素，就是“战略” 考虑，蒙古和苏联都在我们国家的北面，那个时候，不是什么都怕人家卡我们脖子 吗？我们虽然是和别人交换气象资料的，但是要防着别人不给我们资料，所以当时 的发展重点是“单站”预报。 谭晓光就在那个时候，悄悄地拾起童年的梦——他曾经梦想过当一个预报员， 现在他可以利用在气象台工作的机会，向这个方向努力了。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一时间，所有的年轻人都兴奋起来，有的后悔自己早 把课本丢了，担心现在捡，时间来不及；有的已经成家有孩子，为了家放弃了这一 机会；还有的就是像谭晓光这样的，胸有成竹——他要学气象。 人生有很多偶然因素，如果没有“文革”，没有十年浩劫，也许谭晓光不会学 气象，尽管气象一直是他的最爱。 谭晓光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和现在的不一样，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是 紧密相连的。我们小时候说个人的理想，那实际上不是真的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而 是看国家建设需要什么。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理想。我记得在‘文革’前，我那时 候有一个理想，我想学机械，因为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机械化水平低，落后，我就说 我学机械吧，将来可以为国家做贡献。后来赶上‘文革’，啥也没学。一场浩劫下 来，再恢复高考，我想我还是学气象吧，因为我不仅喜欢气象，而且我还意识到气 象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我们那批大学生岁数大，有一种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这和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艰苦朴素，无私奉献，毫不利已 专门利人。” 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 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 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 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 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 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 “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 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 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 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 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 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 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 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 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 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 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 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 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 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 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 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 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 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 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 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 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 （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 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 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 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 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 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 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 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 认真地对待。”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