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看云起

　　　　　　　　　　　　　　　　第二章谭震林一家被轰出中南海，住到中直招待所。对许多人来说这也许要算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而15岁的谭晓光一生对气象极其敏感，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个云图改变，都会引起他的注意，但是他对自己少年时的这段“暴风骤雨”却懵懵懂懂。甚至于他还有一点小小的“窃喜”，他从来不觉得搬出中南海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像他也从来不觉得住在那里面有什么特别好的。相反，以前住在中南海的时候，他没有可能带同学到家里来玩，一走到大门口，就被站岗的警卫拦住了。现在同学可以自由来往了。以前家里管得严，谭晓光兜里从来没有过一分钱零花钱，现在搬出来了，中央办公厅给每个孩子每月25元的生活费，当然这个钱都是从谭晓光挨整的父亲的工资里扣出来的。每个月拿到钱，谭晓光自己留5 元，其余的20元全部交给家里。说来好笑，谭晓光当时手头有一套中学教改教材，他花了几个月时问通读了一遍，觉得自己已经全部掌握，认为肚子里的知识挺多，开始有点得意。哪里想到，有一天他寻到一本美国气象学家佩特森的著作《天气学》，一打开，第一章就是基本方程，是一组偏微分方程，谭晓光当时汗就下来了！整个看不懂。在谭晓光的概念里，他以为方程就是中学课本里的那点儿代数——一元二次、一元一次，可是佩特森说的方程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开始四处找书，他要弄明白，他不能连“气象学”的第一章都看不懂，那说明他这么多年的“气象兴趣”一直停留在“业余初段”水平。他要提高自己，至少要提高到能知道人家专业人士在说什么。这也是谭晓光生平头一次感觉“学无止境”，以为自己知道得挺多，其实还在门外边溜达呢！后来，谭晓光买到了樊映川主编的《高等数学》课本，开始自学微分方程，他需要全部学完微分方程，这才是理解佩特森的《天气学》的第一步，因为佩特森所讲的方程是偏微分方程，比微分方程还要难很多。就这么学着学着，不知不觉草长莺飞，谭晓光17岁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招工，但是，他是一个黑帮子女，走资派子弟，档案拿到哪儿去，人家一翻，根本不敢接。正好，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谭晓光虽然是一个性格内向热爱科学的青年，但毕竟也是一个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长大的。他背起行囊插队到吉林省白城地区，在自山黑水之间，做了三年“知青”。那是毛主席号召的，周总理亲自安排的，谭晓光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根本没有多加考虑，他觉得“当然应该去”，就是这样，说去就去了。那空旷的场院，那高高的玉米地，那曾经热闹非常的集体户，还能记得当年那个清瘦高挑的大男生吗？17岁的青春，寂寞的青春，躺在大通铺上的青春。一个开国元勋的孩子，一个热爱科学的少年，就在那里点上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枝烟，从此一生没有戒掉；喝了自己人生的第一口烈酒，从此，他的性格不再沉默寡言，他开始像东北的天空一样，爽朗豪放。 17岁的少年，有没有想家的时候？谭晓光从来不会去想这个问题，因为在他17 岁，已经没有了“家”，或者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那个年月，像他这样的黑帮子女绝大多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家破人亡骨肉离散，写好家书都不知道应该寄到哪里去。说起来，谭晓光还算是幸运的，因为他是插队到农村，而不是参加东北建设兵团。在白山黑水之间，老乡们对他是宽容的，所以他并没有像一些出身不好的兵团知青那样历经“蹉跎岁月”。他没有。他所受的苦，所有的知青都受了；他所流过的汗，所有的知青也都流淌过。谭晓光后来回忆说：“知青时候的友谊是最纯粹的友谊，那种情感比后来上大学时候同学之间建立的关系还要真挚，还要有分量，那是最无私的。患难之交啊！” 有一种人，属于风雨之后，永远相信彩虹高悬的人。谭晓光就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无论曾经遭遇多少风雨和坎坷，总是善于提取其中的积极因素，总是善于在不幸的命运中寻找幸运的曙光。谭晓光如今回忆从前那段知青岁月，他会说：“那段生活对我的锻炼非常大，我变得能吃苦了，心理承受力也增强了，这些都算是正面影响吧。当时我们都特羡慕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人，吃得好，每个月还有30块钱工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他们管得特严，还是我们好，插队到农村去，建个知青点，男生一间屋子女生一间屋子，全大通铺，晚上睡觉之前就讲故事。那些故事真好听啊。我记得我们有一个男生，他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按说也是出身不好，平常还有‘反动言论’，要在建设兵团估计早整得差不多了，可是在我们这儿，他就是一个‘故事大王’，自己编武侠故事，不比金庸的差。我们关系特别好，后来他跑到澳大利亚，听说在华人圈小有名气，可惜，年纪轻轻得白血病死了。他太有才华了。” 在那几年的插队知青之中，谭晓光觉得自己受的苦算轻的，尤其是和“老三届” 前两届比——“66届去陕北，听说都是最穷的地方，一年干到头，都吃不饱肚子。还有一届是去山西，一天的工分值9 分钱。我们是去了东北，一天一块五，差的时候一块三，就是冷点儿，可比他们前两届强多了。”忆起往事他会说，“我是69年 4 月走的，有17岁。在我们那儿管‘知青点’叫‘集体户’，我算岁数小的，他们对我都挺照顾，所以没有让我太‘蹉跎’。那时候的朋友，有几个到现在还联系，关系亲，只有共同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体会我们的那种亲。” 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文质彬彬的谭晓光往往会不自觉地露出“知青本色”— —你能想象到一个穿着大棉袄扛着锄头下地干活的谭晓光吗？一个吃着大贴饼子就咸菜的谭晓光吗？当你在气象科研所那带空调的办公室见到谭晓光时，你会觉得他就应该是，而且从来就是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的温厚学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学者、专家——他和那些从小成绩好，一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清华北大，硕博连读的海归一样，他应该是从来都不知道庄稼长什么样的，只知道数据、计算机、软件开发——你无法想象他有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活，在那三年中，他每年夏天，天天拉肚子，每年冬天，天天睡觉前必吐一回，否则无法入睡。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刚插队的那一阵，因为拉痢疾，紧急送到县医院，可是痢疾是治好了，但拉肚子是怎么也治不好，后来也就不管它了，随它去。那个时候，人不像现在这么金贵，就那么夏天拉冬天吐，折腾了三年，但是一回到北京就自然好，再一去就又旧病复发。谭晓光笑言：“奇了怪了，大概是水土不服吧？要不怎么一离开就好了呢？” 谭晓光的17岁，和现代人的17岁完全不同——现在的17岁被称为花季年龄，每一次微笑和泪水都是要装到水晶瓶里，预备着捧在手心里宝贝着的。而谭晓光的17 岁不一样，那是广阔天地的17岁——如果不是因为热爱科学，如果不是因为心中还有一片琢磨不定的云，谭晓光的17岁将和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知青命运一样，充满忧郁和茫然。谭晓光的下乡装备中最值钱的是一箱子书，那些书如果整整齐齐地摞起来，足有一立方米的体积。其中就有那本他还没有学完的《高等数学》和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的佩特森的《天气学》。他如饥似渴地学着书本上的那些知识，他并没有想过，有一天这些知识会使他有机会脱离土地，将给他腾飞的翅膀。他没有，他只是热爱，那是一种真正的热爱，发自肺腑，与生俱来的热爱，他喜欢，喜欢那些在旁人看来复杂的方程、枯燥的数学运算，他感到在那些数字和方程中，有一个神奇世界，吸引着他，召唤着他。谭晓光常常说：“艺术需要天分，而科学需要热爱。” 他在知青年月，交往过许多有天分的朋友，他们有很高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们都过早地陨落了。当谭晓光自己的儿子在很多年后，面临文理选择的时候，谭晓光主张儿子学理工科，因为他认为文科太需要灵感，一旦灵感丧失，则不可避免地遭遇“江郎才尽”的难堪。而理科似乎只要爱好、喜欢，就一定能学好，只要勤奋、肯钻研，就一定能出成绩。实际上，这往往是在理科方面有天分的人的偏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天分，所谓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人不会无缘无故喜欢一样东西，谭晓光总是说自己“因为爱所以爱”，他从来不觉得气象工作枯燥，从来不认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观测同一个地方的天气有什么乏味，这不仅是因为他深深地热爱气象工作，而且还因为他有这方面的天分。一位气象界的后辈曾经感慨——我多么希望我能有谭老师那样的天分，爱一项事业，并且还能有能力为它做贡献，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说起知青岁月，谭晓光和所有的知青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他不再是气质沉静的沉默少年，他抽烟喝酒睡大通铺扛着锄头下庄稼地。别的知青干“坏事”，他也不甘落后。比如一帮子原本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居然成为“偷菜游击队”，趁老乡不注意，一个闪电战，就把人家的菜偷到知青点。不过，东北老乡憨厚，大大咧咧，人家才不在乎知青的那点小偷小摸。再比如夏天锄草，一道垄往往长达三里多地，在地头上，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还一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勤样子，一锄到玉米地的深处，扛起锄头就跑，“那时候是大锅饭，千活尽瞎糊弄。”许多在东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类似的回忆——田野就是青纱帐，高高的玉米秆是最好的掩护，干活儿的人就这么一路狂奔，你追我赶一直到地的另一端。那一端接壤的是邻村的西瓜地，抱过瓜就吃—— 好爽啊！甜到心坎里，那是火热的青春中最冰爽的一个章节——仿佛锄草就是为了奔跑到另一片地里偷西瓜。这样的回忆，谭晓光也有，但是他更记得刚到“广阔天地”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自己出钱，搞过小化肥的试验。那个时候，谭晓光和知青战友们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劲头，农村闹鸡瘟，比现在的禽流感还让人恐怖，鸡一只一只的死去，老乡不敢吃，全让谭晓光他们这批“革命小将”给吃了，大饱口福，而且居然没有发生任何不幸的事件。人生总是充满各种难解之谜。在谭晓光做知青的村子里，有一件怪事：每天晚上都能在村外草原上看到一堆火，距离有时远，有时近，颜色是黄的，也不像是磷火。村里胆大的青年曾经在晚上到大草原上找过，但无论怎么走也走不到跟前，最后害怕，也不敢再往草原深处走了。 “不知道现在是否解开这个谜了。”只要回忆知青生活，谭晓光就会想起草原上那团莫名的火。那就像逝去的青春，忽远忽近，但永远走不到跟前。那是一团怎样的火啊？谁又能说得清楚？岁月如歌，往事消散如云烟。但对于气象专家来说，没有一片云烟是没有来由的。巴尔扎克说过这样的话——对于天才而言，苦难是一笔财富，是他人生的垫脚石；而对于平庸的人来说，苦难则是灭顶之灾。曾经听过一个演讲，一个知青讲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当年的插队生活，一些人无论白天干活多么辛苦，但晚上总是挤出时间来看书，这些人最后改变了自已的命运，属于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还有一些人就那么混着，后来虽然也回了城，做了工，但很快就在新一轮的竞争中被淘汰下来，他们几乎是最早下岗的那批工人；另外一些人则更不幸，他们在广阔天地摔打得伤痕累累，留下一段不堪回首的孽缘，有的甚至使自己的一生都在为之痛悔不已。为什么同是知青，个人的命运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如果这个问题要问谭晓光，他会怎么回答？他的理解是，生活没有固定模式，没有哪种好哪种不好的区别，关键看自己怎么走。 “对我来说，感觉在农村插队那几年对个人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至于好在哪儿，一时也说不清楚。” 谭晓光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懵懂少年，对科学无比热爱——这种热爱使他无暇关注周围的人。他还是喜欢看天，喜欢琢磨天上的事。在看场院的那些夜晚，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中穿行，他的注意力却全部投入到他所掌握的气象学之中。如果还有闲暇，他就以播音员的语气、语速，诵读马列著作，无论懂还是不懂，他就那么读，一篇接一篇。“学广播电台的播音员”，实在没事干，这算是一项娱乐活动，其娱乐指数估计类似今天电视台的各类“模仿秀”。说起那段日子，有一件事情，谭晓光不应该忘记——他们知青点集体户的一个女生和别的集体户的一个男生之间，发生了被知青文学中称之为“孽缘”的事情，那个女知青怀了孩子不幸流产出了意外，几个大龄知青抬着担架，风风火火地把那个女知青往县医院送。一路上，鲜血滴答滴答地流出来，谭晓光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时候他那个年龄什么都不懂，只觉得是自己知青点的战友，他也得出点儿力，就跟着跑…… 那个奔跑在担架边的知青兄弟，岁月匆匆，如今已经成为一名气象专家。这一切，当初有谁会知道？那个17岁的青年，那个爱看天爱看云的少年，那个在田埂上奔跑的气喘吁吁的身影，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吗？预测人的命运，和预测哪朵云彩会下雨，到底哪一个更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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