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导师的帮助下,1939年,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
      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书籍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这本书把人类学
      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
      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
      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同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国际人
      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掌声如雷,花团锦簇,可费孝通的心却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住在泰晤士河畔
      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分,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隔着沉沉的暮霭,望着人声
      鼎沸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人异乡客的心头。大都市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铁
      锤,紧紧地压着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是最大的寂寞,人群中
      的孤独是最深的孤独。人似乎是水中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文化的孤
      独还是生活的孤独?费孝通那颗火热的心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当费孝通在大洋彼岸戴上博士帽的辉煌时刻,他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
      下。马林诺斯基热情地挽留他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祖国
      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
      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毅然告别了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由于战乱,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创
      建了社会学系,学成归来的费孝通不远万里投奔恩师来了。
      
          当时的昆明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
      钱穆、吴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
      
          费孝通乘船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到昆明后,他在由云
      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主持工作,并且担任了燕京大学和云南
      大学的助理教授。当年老师教的田野工作法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非常
      注重实地调查,刚刚到昆明半个月,他就跑到离昆明100 公里的禄丰县深入生活。
      他来自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
      凭着对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他一口气又写出了很多
      文章。当时,他所在的村子名字很拗口,他给这个村子起名为禄村,把自己的研究
      文章取名为《禄村农田》。
      
          费孝通是多血质的性格,他热情奔放,容易激动,他有一颗创造性的头脑,他
      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自己周围。战乱时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连文房
      四宝都紧缺,哪里有地方印书啊?为了让这些写给农民看的文章早日问世,费孝通
      和他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很多文章都是费孝通亲自刻蜡版,亲
      自印出来的。他的学术著作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他写的每一段话都说到了农民的
      心坎里。人们称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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