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一家挂着“粤华公司”匾额的茶叶店内,正举行秘密会
      议。参加会议的有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领导廖承志、连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
      书记张文彬、粤南省委书记梁广、香港市委书记杨康华、东江游击队政治委员尹林
      平及中共南方局派来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等,乔冠华、夏衍、邹韬
      奋等文艺、新闻界的有关人士也参加了会议。
      
          “粤华公司”实质上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1938年1 月成立。为了不妨
      碍港英当局的“中立”地位,对外称“粤华公司”,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有电
      台与中央联系。
      
          “嘀嘀嗒嗒”的电报机旁,机要员潘柱戴着耳机,将来自延安中共中央和重庆
      南方局的无线电波变成文字交到办事处领导廖承志手中:为保护我国文化界的精英,
      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乘日军立足未稳,情况尚不熟悉之机,以最快速度把他们从香
      港全部抢救出来。
      
          从8 日港战爆发,廖承志就接二连三收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发来的特急电报,
      他似乎看到了周恩来眉宇紧锁、焦虑万分的神情。
      
          如何把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迅速疏散撤离?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刘
      少文、梁广、潘柱等人留下来负责香港方面联络营救工作;尹林平负责布置由九龙
      到东江游击区的护送和接待;廖承志、连贯、乔冠华迅速经东江游击区到惠州、老
      隆、韶关等,开辟国统治区地下交通线,布置沿途秘密联络点。一些在香港工作时
      间长,或在电影、戏剧界工作,接触面广,容易被日伪认出来的同志,可通过我党
      掌握的大中华酒店,安排他们乘走私船只经长洲岛过伶仃洋到澳门,由澳门地下党
      和秘密联络站帮助他们经广州湾或江门、台山到桂林去。
      
          廖承志还当即指派乔冠华和叶以群等立即返回九龙,通知所有住在九龙的民主
      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到香港隐蔽起来,等候撤退的通知。
      
          “粤华公司”过于暴露,已不宜作为联系点,连贯命令潘柱另找一个隐蔽的地
      点,作为办事处的战时联络地。当时只有22岁的潘柱生于香港,是个“香港通”,
      他很快在铜锣湾附近的湾仔道找到一间二层楼房,房东把整个二楼租出,楼下留作
      自用。房子墙壁是水泥的,很厚实,楼房傍山,有利于紧急时撤离,后门阶下还有
      一间半地下的仓库,可作临时防空洞,实在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小潘称连贯为“舅舅”,称八路军办事处另一工作人员张淑芳为“表姐”,张
      淑芳把她四五岁的孩子也带来了,并请了个保姆。“一家人”以避难为由聚在一起,
      迅速开展营救工作。
      
          24日傍晚,一伙日本兵突然冲进屋内,连贯、小潘见状大惊,以为走漏了风声,
      日军前来搜捕。但日军并没往楼上冲,其中一个腰挎指挥刀的头目,趾高气扬地在
      房子前后匆匆看了一遍,然后站在屋里指手划脚叽哩哇啦一通,旁边一个汉奸翻译
      说:皇军要在这里建立指挥部,你们通通搬到楼上去!
      
          不由分说,大家都被赶到楼上,床铺却一张不让搬。接着,日本兵又吆喝大家
      下楼搬沙包,在门口堆掩体。连贯和小潘是仅有的两个壮劳力,被迫去抬沙包。他
      们趁机观察一下情况,看到日本人在屋外贴了一张字条:“香港攻略之夕,止足此
      地。”下面还有“前进指挥部”的落款。
      
          真是冤家路窄。晚上,几个人躺在地板上难以成眠,连贯悄悄对小潘说:“天
      明之后,尽快离开这里。”外面枪炮声、马达的轰鸣声彻夜不息,这里因为有“日
      军指挥部”的字条,倒也清静。楼下的日军指挥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在搜捕与
      营救抗日文化人士与民主人士的争夺战中,对手的指挥部就与他们共处一室。
      
          次日一早,连贯等人陆续借口离去。日军的前进指挥部也向中区开拔,颇有戏
      剧意味的两个指挥部相遇的滑稽戏也结束了。敌人走了,“一家人”又回来工作。
      
          港督手持白旗向日寇投降时,大部分文化人士、民主人士都已在香港隐蔽下来。
      司徒慧敏等把香港中央电影院的地下室作为临时避难所,廖沫沙与胡仲持搬到中环
      坚尼地道的一座集体宿舍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到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夏
      衍、于伶、邹韬奋、胡绳等大部分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则分散居住在铜锣湾贫民区
      内,还有人住到米铺里,一些女同志甚至去做了女工或女仆。
      
          茅盾夫妇和八个朋友隐蔽在一家已停业的歌舞厅里,在《脱险杂记》中,茅盾
      记下了这段难忘的经历:“那间大厅原是我们包了下来的,可是后来,跳舞厅的老
      板娘的客人带一个舞女也挤了进来,红男绿女,整天闹哄哄,非常有趣,如果不是
      机关枪架在路口,我们还舍不得离开呢!……旅馆的另一半被日本兵征用,日本兵
      曾到我们房间内看我们打牌,一个伍长还对我们大肆宣传其‘皇军’作战目的是为
      了‘解放’中国人,甚至殷勤地问我们有没有受惊,有没有损失。”
      
          1942年元旦,传来消息,日军为解决粮食紧缺的困难,准备近期内疏散大批难
      民回内地,这可是逃脱的好时机。又传来消息,香港党组织已同东江游击队接上头,
      正策划分期分批抢救文化人。
      
          这些消息着实让人振奋,大家摊开小本的中国地图,许多手指都在上面比划,
      以香港为出发点,向东、向西或向北、陆路或水路,划出各种不同的路线,你一言
      我一语描述着自己离港的梦想。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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