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名字：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首都拼搏，辗转，聚集，不仅 仅为了生存，还为了生活，为了有平等、公正和尊严的生活。他们有诸多痛苦、挣 扎、挫折，但也不乏追求、梦想与快乐。他们有与众不同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 他们在进行一场新文化运动。他们是谁？ 在这城市现代化的公寓别墅的旁边 有着许多裸露着砖墙的矮矮的村庄 村里住着五湖四海的兄弟姐妹 大伙儿来这里求个发展 村子里那一排排一间间十来平米的小屋中 大伙儿用不同的方言会说些相同的话题 大伙儿早晨挤上公交车，挤进这城市的文明 然后就去面对生活的艰辛 村子里的路弯弯曲曲，显得有些脏 不管刮风下雨，老乡们总会在路旁卖菜 河南的烩面、陕西的凉皮、杭州的小笼包 大伙儿在这儿吃着家乡的东西 村里有所简朴的打工子弟学校 孩子们在这能学习，开心地玩着游戏 村子旁边那个工地上 戴着安全帽的老乡们 在辛勤地为别人盖着漂亮的房子 我们带着双手和行囊远走四方 我们努力生活就不会失去方向 那破旧的录音机里放着西北的秦腔 他铿锵有力地唱着生命的力量 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这城市的家 ——许多《这矮矮的村庄是我们在城市的家》 据老人们说，早先从地底下挖出一块石板，上面刻有“皮村”两个字，于是便 有了这个名叫皮村的地方。 皮村，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东五环与东六环之间的一个村庄，毗邻温榆河，距离 市中心乘车路线40多公里。常住人口1000多人，外来人口5000多人。外来人口数量 随着市里高楼拔起，仍在不断增长着…… 这是DV纪录片《皮村》的开场旁白。《皮村》没有故事，基本是人物访谈，当 地村民主要回顾皮村的历史，而新住民（打工者）则讲述自己的生活、工作状态。 我是先在网上看了《皮村》纪录片再来到皮村，找到纪录片的编导王德志的。 “《皮村》是2007年拍的，现在这里人口又多了，起码超过万人了，不过谁也 不清楚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我们只觉得几年间这里的厂房和小店铺越来越多，小 街也变得越来越挤。”王德志说。 尽管四周已经盖满了楼盘，尽管房地产开发商一直对这片土地垂涎三尺，但因 为皮村就在首都机场飞机航线的正下方，它才躲过了一劫。 王德志长得有些瘦弱，这几天冷空气下降，他得了感冒，不停地咳嗽着。 王德志告诉我：“我们这些进城务工的年轻人，最早一般都住在三环一带，后 来三环繁华了，房租太贵，我们就搬到四环；再后来，四环繁华了，我们就搬到五 环、六环。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了，我们却不断被边缘化……” 我说：“能不能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你们就像是打了败仗的士兵，在作一次次 撤退。” “不，应该说是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在作一次次阵地转移，最终，我们是一 定要夺回城市这块阵地的。”王德志说得很坚决。 除了《皮村》，王德志他们还自编自导自拍了两部直接反映打工者生活的小电 影。一部是《顺利进城》，讲述的是一个名叫顺利的农村青年，进城打工被黑旅店、 假中介、手机贩子欺骗的遭遇。另一部是《命运人生》，反映两个打工青年与自身 命运抗争的故事。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片尾，两个主人公有这样的 两句对话：“不是世界把我们的命运都安排好了，应该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命运。” “对，咱哥们儿先干起来再说。让我们改变命运。” 又一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片刻，王德志又说：“《命运人生》其实就有我自己的影子，它同时又是众多 打工者的影子。” 15年前，王德志从那个叫跃进马场的小地方走上漫漫打工路…… 1977年1 月，王德志出生在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跃进马场。那个地方原来是 部队的一个军马场，王德志的父亲年轻时就放过军马。后来，不养军马了，就改为 种地和放羊。 马场地处丘陵地带，站在家门口，可以看见连绵不断的小山包。王德志告诉我， 他们家有80亩地。我突然想起来，十几年前到陕北一个贫困县采访，我问一位当地 老乡家里有几亩地，老乡指着对面山告诉我：“那一面山都是我家的地。”当时我 吓了一跳，那一面山该有多少地？该打多少粮食？后来，才知道那些地都是贫瘠的 薄地，都是靠天吃饭的地。老天爷高兴了，多下几场雨，能图个肚子饱；老天爷不 高兴，就贷款吃国家返销粮。 王德志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初中才刚刚读了一学期，家里的地种不过来，父亲 就让他休学了。农村的孩子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读书，考大学。现在读书梦 彻底破灭了，王德志在被窝里悄悄哭了两场。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王德志帮父母种过地，放过羊，上山凿过石头，往城里 贩过菜，但家里依旧是一贫如洗。 有一次，在邻居家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王德志突然发现相声节目特 别受欢迎，他想，自己要是也能写相声、说相声，那就可以出人头地、当明星，帮 家里挣钱。于是，他居然异想天开地写起相声来。当然，这些都是秘密的，谁也不 知道。 他永远记得这个日子——1995年11月18日，他从家里卖粮食挣的1500元里悄悄 拿了700 元，给父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准备到北京闯世界，交给一位要好的伙伴， 让第二天送给他的父母。而他自己当天悄悄离开家，乘公共汽车赶到旗里，然后再 转乘火车来北京。 火车到达北京是第二天清晨，一路打听到了中央电视台。传达室接待人员问他 要找哪个部门哪个人，王德志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哪个人，只说自己写了个相声， 准备上春晚节目。人家一听笑了，告诉他：“小伙子，实话跟你说吧，今年春晚的 节目早就敲定了。” 王德志像是被谁用冷水从头到尾浇了一遍，浑身直打颤。 家乡是回不去了，那会被乡亲们笑死的。 首先得要解决住的问题。在西客站附近羊坊店转了一圈，最破的地下室也要15 元一晚。他找了家地下室，买了15袋方便面，把自己关在里面整整“憋”了三天。 三天后开始找工作，既没有老乡，也没有熟人，不过电杆上到处贴着招工小广 告。他没有文化，又没有手艺，只能找那些最简单的活儿。 会城门有家饺子店要招一名杂工，他找上门，老板见小伙子一副朴实样儿，便 招用了。说好管吃管住每月工资350 元。 每天从早上8 点干到晚上8 点，一刻不停地洗碗洗菜。他不觉得苦，觉得比在 老家干农活儿要轻松多了。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他很激动，自己留下50元，其余的 全部寄给了父母。以后，他每个月都给家里寄300 元。 半年以后，他觉得趁现在年轻，应该学一门手艺。便辞了饺子店的活儿，找到 新中街一家不大的酒店学配菜。这家酒店上午不营业，中午开门一直要营业到第二 天凌晨三四点。慢慢地，他发现一个规律，每到凌晨一两点，便会有许多漂亮的小 姐来店里吃宵夜。开始，他觉得有些纳闷，这些漂亮的小姐为什么会集中在一两点 来这里吃宵夜？后来，才弄明白，离这里不远就是港澳中心和亚洲大酒店，这些漂 亮的小姐都是歌厅里的“歌姐”“歌妹”，一两点正是她们下班的时间，歌唱累了， 肚子饿了，经过这里顺便来吃宵夜。 后来，他还当过厨师，当过面包师，当过推销员，当过送水工。 打工生活是艰辛的，不过，再艰难再艰苦他都挺过去了。 住在西四的时候，有一回，他出门刚走出胡同口，就被两位警察喊住了，说是 要检查暂住证，他一摸口袋，忘了带了，连忙说回去取。警察不容他分辩，一下将 他拉到一辆面包车里，送到不知道什么地方的一个小院子里。后来，还是给酒店的 老板打电话，老板代交了几百元的办证费，才给保了出来。 隔不久，有天在路上，王德志又被联防队和一位警察截住，要求查看暂住证。 这回，王德志随身带着暂住证，但他有些不服气，就要求先查看对方的证件。警察 一愣，亮出了证件。警察随即让王德志拿出暂住证验验真假。当他从王德志手中接 过暂住证时，连看都不看一眼，一下给撕了，然后，说：“好啊，你竟敢拿假证糊 弄人？”王德志又一次被带走。 这两次经历，都让王德志刻骨铭心。 有一天，王德志在翻看《北京晚报》时，无意间发现有一所艺术学校正在招收 相声学员。隐藏在心中的那个明星梦又被牵引了出来。 学校每星期上一次课，而且是在晚上，不影响上班。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第一次与老师见面，老师听他满嘴浓厚的内蒙古“普通话”，便对他说：“德 志啊，你想说相声，必须先改改你的口音，把普通话说好。否则，观众怎听得懂你 的内蒙古口音‘相声’？” 当时，王德志在公主坟附近的一家水站上班。工友们发现，一有空闲，王德志 就苦练普通话和基本功。吊嗓子，背菜名，时不时还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扁担长，板凳短，扁担比板凳长；不是扁担比板凳长， 是板凳比扁担短……” 断断续续学了三年，当年报名的二十几名学员，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王德志一 人。除了单口相声，说相声一般要两个人，老师帮他找了个也在北京打工、同样喜 欢相声的青年李永做他的搭档，两人一直合作至今。 王德志曾经想当专业演员，等他跑了几家专业文艺团体后，他自知对于他来说 这无异是天方夜谭。 那时候，北京街头各种促销活动很多，搞促销，为了吸引顾客，就要有小型文 艺演出。抱着锻炼自己的目的，有机会王德志他们就上台演出，即使没有报酬白演 也行。 有一天，也是在报纸上，王德志获悉某电视台正在举办相声小品邀请赛，他和 李永带着他们的原创作品《飘》，赶紧跑去报名。凭借实力，他们闯进了第二轮， 但最终没能入围决赛，只获得了一个安慰奖。通过这次参赛，王德志发现相声界是 个讲究师承，论资排辈的圈子，自己并非师出名门，想在这里找到立足之地是根本 不可能的。 2002年过了春节，王德志听说雍和宫附近有个“打工妹之家”组织，是专门为 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服务的。他跑去一了解，果然有这么个组织。一些社会学者和大 学生志愿者，利用周末时间，为附近的农民工服务，主要是组织大家在一起聊聊天， 做做游戏，举办各种讲座，有时也有小型演出。 就在这里，王德志认识了孙恒，当时双方都有一种惺惺相惜，英雄相见恨晚的 感觉。回想当时的情景，王德志说：“当时他唱歌，我说相声，他给我的印象是这 小伙子歌唱得真好，而我给他的印象是相声说得真不赖。” 来自河南开封的孙恒，1995年毕业于一所师范学院音乐系，当上了中学的音乐 教师。由于无法忍受那千篇一律的生活，1998年初秋，他披着一头长发，怀抱一把 吉他，来到了北京。 走出西客站，夜幕刚刚降临，迎着刺眼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车流，他不知道 走向何处，何处是他的落脚之地？原来心中的那份兴奋和豪迈之情倏然消失了，他 意识到必须立即找到一份能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当搬运工， 几乎是无法忍受的强体力活，一个月才只给300 元。后来，他还当过推销员、送报 员，在酒吧和地下通道卖唱。在他最窘迫的日子里，他靠十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 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孙恒不怕吃苦，但他感到迷惘和孤独，这里没有熟脸，这里无人 可以倾诉，这个城市不属于自己。 孙恒离开了北京，开始一边卖唱、一边打短工的漂泊生活。在那大半年里，他 走了好几个省，接触到了大量的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从建筑工人到小商贩，从推 销员到保安、保姆。他们酸甜苦辣的生活，同时也丰富了孙恒的人生阅历。他们的 故事，变成了孙恒的一首首民谣。 一次，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一位老乡。天气寒冷，大学生社团募捐了一批衣 服，准备送给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孙恒带着吉他，也跟着去了。在毛竹搭成的极其 简陋的工棚里，挤满了刚刚下班的满身灰尘的工人，孙恒为他们唱自己写的歌，他 唱了一首又一首，工人们的掌声一次比一次热烈。 像是与兄弟姐妹在聊天，像是心灵间的对话，孙恒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因为自 己找到了知音。他发现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工也同样需要精神文化生活，他可以用自 己的歌声，直接去为劳动者服务。 为劳动者而歌，为打工者而呼！王德志完全赞同孙恒的理念。 “五一”国际劳动节，孙恒、王德志和几位志同道合、爱好文艺的年轻人，成 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后来打工青年艺术团的前身）。同年11月，他们在工商 局注册了旨在为打工者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机构——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 心（简称北京工友之家）。主要致力于打工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 其生活状况的促进和改善；提倡互助合作、团结友爱、立足社区、奉献社区，为促 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服务。 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四环附近的一个建筑工地，四五百 名刚刚下班的工人闻讯赶来，把土台子围得密密匝匝。 尽管打出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的旗号，但当时设备简陋，全部“家当”只有 两把吉他，一把口琴，一只家里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的麦克风，两只又小 又破的音箱。电线上挂了几个照明用的小灯泡，台前挂着一条“天下打工是一家” 的横幅。 唱完了《打工打工最光荣》，孙恒接着唱《团结一心讨工钱》： 辛辛苦苦干一年， 到头来不给工钱， 面善心黑的周老板， 躲藏起来不相见； 寒冬腊月要过年， 全家老少把我盼， 空手而归没法办， 只有横下一条心， 跟他干！ 团结一心跟他干！ 条件一个讨工钱！ 当时建筑业拖欠工人工资现象十分严重。孙恒弹着吉他，唱得全神贯注，激情 澎湃。 孙恒唱到了工人们心里的痛处，他们也跟着他一起吼唱起了最后两句：“团结 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讨工钱！” 正在这时，一个工头带着几个人走上舞台，问孙恒：“你们是哪里的？” 孙恒回答：“我们是打工青年演出队。” “谁叫你们来这里乱唱的？” 孙恒愣了一下，说：“是我们自己来的……” 工头恶狠狠地说：“你们这是在煽动工人闹事，破坏社会稳定。快滚吧，要不， 我打电话喊警察啦！” 尽管第一场演出几乎是被人赶出来的。几个年轻人依然感到很刺激、很兴奋、 很有成就感。 刚开始，他们借住在海淀区肖家河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明圆学校。平时排练 节目，周末去工地、社区、学校演出。 2004年秋，明圆学校扩大招生，教室不够用，他们又转移到东坝，也是借用一 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舍。这时候，他们得到了一家慈善机构的资助，几位骨干每月 有了1000来元的生活费。 2005年春节后，他们又开始找地方，7 月，最终来到了皮村。 王德志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由于他学习刻苦，加上这些年来生活的磨砺，他 比一般的打工青年要成熟得多。与他交谈中，他的嘴里会不时地冒出社会学者和媒 体记者惯用的词语。 “15年前，我是为了出人头地，带着一个明星梦来到北京的。艰辛与挫折告诉 我，像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既缺乏当明星的先天条件，又没有当明星的后天环境， 是绝对成不了明星的。成不了明星，我却在为打工者服务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实 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王德志像是为自己15年走过的打工路在作小结。 我请王德志谈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他谈了他们这代人的优点、缺点和追 求。他说：“我们这代人目标很明确，离开农村，就是向往城市生活，就是想通过 迁徙流动，永远成为城市公民。” 我问：“听说你不赞同‘农民工’的提法，为什么？” 王德志说：“‘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双重身份，既是农民，又是工人。凭什么 说我们是农民，我们既没有土地，也不会种地，而且，我们已经离开了农村。” “不称‘农民工’，应该称什么合适？” “我们应该被称为工人，或是新工人。”王德志说：“既然我们是工人，我们 就应该享有城市工人的权益。住房、医疗、就学……这一切都应该享有！” 我问：“你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 王德志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地说：“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农民，在工业化、城市 化的过程中都转为工人，成为新市民。我们这代人肯定要留在城市里，肯定会留在 城市里！”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