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2004年4 月9 日，医生把我叫进去，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 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 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澜一 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 我接到他的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 幸福和未来碎了。 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 昏迷和吐血的现象。 医生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 元。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 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1996年，我的病情 恶化，又做了一次手术，左肺被切除，右肺仅剩三分之一功能，那次花去四五万元。 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暗 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涨，卖不了几个钱。 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去。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也许 会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又一个绝望掐住我的脖子。 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 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 我小时很苦，我爸过去是德都县粮食局质检员，1958年大跃进，响应党的号召， 带着家人下放到我妈的娘家——庆丰大队二小队。父亲不会干农活儿，在大队记工 分。 我们家有四个孩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父母的身体不好，工分挣得少， 家里很穷，我四五岁，一双草鞋和弟弟俩人轮着穿。北大荒的冬天多冷啊，我要出 去上厕所得跟弟弟商量，让他把鞋子脱给我，从厕所回来再脱下来还给他。 六七岁时，有一次我发烧咳嗽，父亲花一块多钱给我抓了一副中药。药熬好了， 父亲逼着我捏着鼻子喝下去。我喝下去又“哇”地吐出来，连刚喝下的子粥都吐出 来了。父亲用碗把我吐出的东西接住了。他说：“你给我喝下去，一块多钱啊。多 少人想喝这药还喝不起呢。”父亲命令我站到墙角，背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然后将那个碗递给我，让我再喝下去。我是流着眼泪和 鼻涕把那碗东西喝下去的。 家里穷，姐姐早早就出嫁了。我初中没毕业就回生产队下田了。艰苦的劳动养 成了我泼辣要强的个性。那次刘行军弄错了药，我气愤得冲上去要挠他，再见到他 时，我很不好意思，有一阵总躲着他。他偏偏总来我家，成心跟我过不去似的。我 的父母挺喜欢他，有的知青半夜三更下地里偷青玉米，烤着吃；偷别人家的下蛋母 鸡，杀了煮着吃。他却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他勤快，谁家的活儿都干； 心地好，不管屯子里谁病了，哪怕深更半夜也要背着药箱出诊；虽然那次给我爸抓 错了药，可是他的医术真的不赖，黑灯瞎火也能把针头扎进静脉。 我那次去外屯换鸡蛋回来，远远就看见路边坐着一个人，没想到是他。他给我 一个纸条，说他喜欢我，问我能不能进一步发展。我还不到16岁，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又不敢跟父母说。他催我表态，我只好写：“行军同志：信收到了，我还小。 现在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关键的时候，这个事以后再说。” 直到35年后的今天，他还经常用这句话来取笑我。 我的纸条既没表示同意，又没有拒绝。他一如既往，天天来我们家，每天要偷 偷地在我的褥子底下塞张小纸条，无非是今天卫生所来了一个病人，谁家的孩子病 了，他去打针了。写的全是些琐琐碎碎的事情，没有甜言蜜语，也不会有甜言蜜语， 那个年代不兴这个。 没多久，我的褥子底下就积有许多纸条，有一天不小心掉在地上一张，回娘家 的姐姐捡到了。姐姐不识字，见叠得规规整整就以为是父亲记的账，交给了父亲。 那天收工回来，爸妈的脸色都不对，我也没敢问。晚饭后，爸爸喊我：“过来过来， 这纸条是什么意思？”我一下就傻了，低着头不敢吱声。 父亲厉声问：“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依然不吭声。屯子里把谈恋爱看成是丢人的事，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人家是大城市来的，早晚要回去的，到时候吃亏的还 不是你？再说了，你这么小就弄这个事情，还能有前途吗？” 我在生产队干得不错，16岁就当上二小队的妇女队长，正在申请入党。那个年 代的人把政治前途看得比生命还重，父亲的话击中了我的要害，我的眼泪一串串落 下来，最终忍不住号啕大哭…… 从那以后，刘行军再来家，父母就不给他好脸色了。母亲摔打着手里的抹布， 撵他走：“该走了该走了，别人家到卫生所找不到你，还得到我们家来找，影响不 好。”可是，燃烧的爱情哪能这样就叫停了？ 头天晚上撵走了，第二天他又来了，还偷偷地把给我买的衣服、袜子、雪花膏 等东西塞到我的褥子下面。他挣的工分不少，一年大约能领回70元钱，在当时这是 很大一笔钱。当他看见我穿上他的新袜子，就在纸条上写：“新袜子很好看，二丫 更好看。” 我也想给他买点什么，可是手里没有钱，挣的钱全上缴父母了。冬天，刘行军 打小麦子，累得快不行了。父亲让我买东西，我贪污了4 角8 分钱，给他买了两盒 葡萄烟。他宝贝似的舍不得抽。 1974年到1976年，这三年，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我没明确向他表示同 意，可是我们已相信对方属于自己。 说起来你也许不信，三年间我们只有过三次约会。 第一次是1975年冬天的晚上，我溜出家门，刘行军在房后等着我。我们踩着积 雪，手拉着手，顺着国道往前走。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牵异性的手，紧张得发 抖。突然，一辆汽车开过来，灯光像两道利剑直逼过来，我们吓坏了，急忙跳进路 边的壕沟。 第二次约会是1976年春天，这次也算不了约会，我收工后去房后放锄头，刘行 军在给桃树打枝，我们在树下碰到了。 “你回来了？”他轻声问。 “回来了。”我特别紧张。 在我转过身要走时，他把我拉住了。我一回头，他的双唇就迎了过来。我们的 唇轻轻碰一下，像触电一般迅速分开，我掉头就跑。 那是我们的初吻，惊慌、甜蜜了许多日子。 第三次约会是在1976年，刘行军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离别的苦涩像海水浸泡 着我们的心。那时，已有知青返城，知青点的点长曲胜辉在1975年被推荐到哈尔滨 上大学了。刘行军跟他是坐一个火车皮来的。他的父亲也是走资派，但他干活玩命， 得到社员的认可，入了党。他跟刘行军关系很好，他的走让刘行军情绪低落了好一 阵。 刘行军没有离开黑土地的打算。他说他已经习惯了北大荒，习惯了漫山遍野的 雪，凛冽的西北风；习惯了一望无边的黑土地上，大片大片玉米高粱……还有，这 里有他的爱情。我的父母已默许我们之间的交往。我们在偷偷地作结婚的准备。刘 行军已悄悄买了红底绿花的被面、鸳鸯戏水的窗帘、红喜字儿的脸盆。我们还打算 找一块地皮，盖几间土房，屋前种菜，屋后栽果树…… 刘行军的父亲解放了，他在牛棚关了七年。得知我们的情况，他对刘行军说： “这个女孩子不错嘛。你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这很好！”他还跟我父 亲通过几次信，鼓励我说：“好好干。郭凤莲也是农村的，在农村一样有前途。” 大人的默许让我们幸福无比。 从上海来了一个知青慰问团，由老干部组成的，驻扎在县里，帮助知青返城， 或在当地解决工作。他们给刘行军介绍了县里的几家企业，刘行军没有动心。大庆 油田来招工了，多少人都向往去大庆上班，屯子里的年轻人都跑去报名了，刘行军 也没动心。1976年冬天，县里给了公社两个工农兵大学生的指标，其中一个是佳木 斯医学院。刘行军动心了，跟我商量：“我在卫生所干得不错，但终归没有接受过 正规的医学教育，只能做药剂员。若能读几年医科，回来就能做医生了。” 缺医少药的乡下，医生很受人尊重。我痛快地同意了，浑然不觉我的爱情正面 临着危险。 1976年底，刘行军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不是佳木斯医学院，是华东师范大学。 原来公社开会研究时，有一位副书记在大队蹲点时认识了刘行军，对他很有好感， 他说：“干吗要读佳木斯医学院啊？不是有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吗？让这孩子回家 吧。” 刘行军蒙了。他哭着找我：“丫儿，事情弄成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我不可能说“你别去了”。18岁的我根本就不懂得爱情里的算计 和防御，即便料想到离别后那悲惨的18年，也决不会牺牲他的前途成全自己的爱情。 那天晚上，我从家里溜出来，他早早就等在村小学起了一半的教室地基前。那 晚的月亮好大好圆，刚下过一场大雪，大地被照得明晃晃的，亮如白昼。我有点伤 感地说：“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不知道人会不会圆。”他说：“会的。你不信？ 我发誓给你看。” 我们像孩子似的用手扒两堆土，分别在上边插上一根草棍，双双跪下，对天发 誓：“二丫此生非刘行军不嫁！刘行军大学毕业后，回来娶二丫为妻。刘行军此生 决不负她！” 就这样，刘行军离开了北大荒。没想到，这一去竟是我和他的生离死别。那时 我坚信他会回来，我们的爱情像漫山遍野的向日葵，开得正烈。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