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部长

　　　　　　　　　　　　　　　　第五章 1994年7 月的一天，王彦生到辽城乡东泉村下乡。走进党支部书记郭正家里，一进门就感到气氛不对，郭正的妻子郭云兰阴沉着脸，坐在院子里一言不发。他上前询问。这一问不要紧，郭云兰“哇”地大哭起来。原来郭正在计划生育和“三提五统”的工作中得罪了一些人，遭到报复：昨天晚上，家里40多棵正处在盛果期的花椒树被砍倒了。王彦生大吃一惊，霍地意识到了什么。他安慰郭正一家后，就匆匆返回机关，立即组织人员对全县农村干部遭报复情况进行统计，发现当年就有40起类似案件，有的家畜被毒死，有的庄稼遭砍伐，有的房子被火烧…… 他气愤地说：“组织部门不但要选干部，管干部，更要保护干部，不然谁还为党做工作？” 于是，他立即向县委汇报，并拿出了可行性实施方案。在他的争取下，县财政每年出资10万元，为农村党支部书记办理了人身和财产保险。接着，他继续争取，保险范围扩至农村干部三大角（支部书记、村主任、村会计），再后来，又扩大到全体村干部…… 辽城乡苏庄村离县城80里，是有名的贫困村和后进党支部。 1997年初，王彦生主动承担了这个村的后进党支部转化和扶贫工作。他在苏庄村住了一个星期，进村后就马不停蹄地走家串户。当看到群众要去很远的沟底挑水时，当看到村里摇摇欲坠的小桥时，当看到孩子们在树下上课的情景时，当看到两名病重的群众因无钱医治在家里“硬挺”等死时，他哭了。他对一直想摞挑子的村支部书记苏米胡说：“没有困难，要我们共产党员做什么？米胡啊，你工作上可不能‘迷糊’啊！” 苏米胡也哭了：“王部长，你是外乡人，还对我们这么好，我还能说什么？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我苏米胡死也跟着你！” 王彦生首先垫付了医疗费，组织村民把两名生病群众紧急送到县医院。当天晚上就召开“两委会”，详细研究村情。村里连一间办公室也没有，他就趴在石头上向县委、政府写情况汇报。 “双委”班子又重新振作起来，很快就谋划出了一条“以林兴村，靠山富村” 的发展路子。回到县城后，王彦生又多方联络，终于确定最有实力的县供销社作为苏庄的扶贫单位。不到一年时间，本已瘫痪的苏庄村党支部又重新站了起来，建起了支部办公室，党员活动室，安上了自来水，盖起了小学校，新修了小桥，建起了卫生室…… 20世纪90年代中期，各级组织部门年终干部考核过多过滥，基层干部每年要拿出两三个月时间应付，有怒而不敢言。王彦生就这种现象多次与组织科科长王海峰讨论，提出要做一篇文章指陈时弊，反映基层意愿。王海峰很快就写成了一篇调查报告，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王彦生细阅文稿，凭着自己的政治经验，他认为这是一篇分量很重的“负反馈” 文章，极有可能会招致政治风险。他劝说王海峰不要以个人名义发稿，将来可由集体承担责任。文稿发出后，果然被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成内参件。河北省委五位主要领导都签批了明确意见，指示要采取果断措施，进行纠正。批件下发后，引起很大震动，县委主要领导连夜开会，厉声查问作者是谁、现实表现和写作意图。王彦生首先表明自己审阅了文稿，然后又对此事作了客观说明。他说这篇文稿完全是为了改进工作，所写内容符合实际，揭露的是普遍现象，有利于纠正干部考核的不正之风。王海峰精神可嘉，应该表扬。王彦生入情入理的解释，顿时化解了县领导的迷惑，也化解了王海峰的政治风险。第二年，王海峰被破格提拔为辽城乡党委书记。 1996年8 月5 日，涉县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情惨重，公路冲毁，通信中断。地处深山区的西达镇匡门村受灾最为严重，泥石流冲毁了整个山村，21人死亡， 70多人受伤，500 多人无家可归。从5 日到10日，党支部书记江宋昌带领幸存的村民在乱石堆里寻找尸体，在倒塌的房屋中抢救财物，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雨水中…… 5 天过去了，全县绝大多数村庄已恢复联系，只有匡门村杳无音信，存亡不明。王彦生主动请缨，决定带两个突击队员，冒死前往。县委领导不放心，建议先派几个身手敏捷的武警战士前往。王彦生说，武警战士是外地人，对这里地形特征不熟悉。我是山里长大的，了解情况，还是让我先去吧。探明情况后，再派武警救援。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得洒泪送行。由于道路全部冲断，王彦生等三人肩扛干粮，走过上百道急流险滩，拄断了十几根树枝，爬过100 多里山路，用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进入了小村。当时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五天跟外面联系不上，极度地饥饿、恐惧和绝望，人们的心理已经到了崩溃边缘。当看到王彦生的时候，全村老百姓终于看到了救星，全都本能地跪在泥地里，哭着高喊：“感谢党！感谢政府！” 王彦生也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跪在泥地里，跪在老百姓面前，呜呜地哭在一起。此后的几天里，他成了全村的主心骨，一边派人与外界联系，一边组织乡亲们自救。村里还有数十人埋在泥石里，他和群众一起救活人，扒死尸，十根手指都血淋淋的，指甲都扒掉了，直到救援的武警赶到。这个时候，他浑身上下泥巴硬硬的，脸上，手上都是血，胡子长长的，像是一个刚从原始森林中走出的野人…… 年底干部考评投票，王彦生连续两年全县第一。 1998年9 月，市委组织部领导带队来到涉县，考察提拔县级干部。因为王彦生不是常务副部长，他本人也没有想法，更没有表达过类似意愿，组织上并没有特别关注他。可是在考察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异常情况：作为非热点人选的他一枝独秀。个别谈话时，大家对他更是异口同声，赞扬有加。这种情况让带队考核的市委组织部领导奇怪了，就把情况向市委领导进行了汇报。市委领导层也倍感诧异，遂决定扩大范围，对王彦生也进行重点考核。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原来拟提拔的人选暂时未动，而王彦生却被破格提拔了：担任中共曲周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一位普通的副部长，跨过常务副部长，越级提拔到常委部长，这在邯郸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组织如此信任，是王彦生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从小没娘的苦孩子，这个原本只是梦想当一个合同工的山娃子，这个只知道工作而没有丝毫奢望的老实人，社会没有亏待他啊。曲周县地处海河平原的黑龙港流域，历史上曾是漳河、滏阳河故道。沧桑巨变，河水远去了，留下了大面积的盐碱和沙滩。千百年来，刮着一阵阵昏黄的野风，长出一季季凄迷的衰草。虽然贫穷，却是文化之乡。北宋义吏李若水，随钦宗身陷金国，痛斥敌酋，被割舌断胫而死。最为外界熟知的就是京剧《玉堂春》的主角了。剧中王景隆的原型王一鄂，曾任明朝兵部尚书，其任职的圣旨还完好地保存在该县文保所里。史载苏三也是本地人，原名周玉洁，死后葬于王家老坟。据说“文革”时掘开古墓，遗体仍然栩栩如生。内陆小县，土地贫瘠，没有矿产资源，全靠土里刨食。新时期以来，和别的地方一样，这里也在提倡工业立县，口号一样喊，工作一样做，步子却不快不慢。贫穷依然是这块土地上常年的客人。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在县城里是一个很威严的官位。王彦生却从不这样认为。上任后不久，他就提议在全县科级干部中开展“当农民的儿子”活动，要求他们去农民家中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身体会农民的苦酸。初听这个消息，不少干部都愣住了：“如今的老百姓越来越难管，得寸进尺，登鼻子上脸，我们再主动去当儿子、当孙子，不就更难管了吗？” 王彦生气愤地说，老百姓是管理对象吗？不是，是服务对象！可见我们一些干部的认识水平是多么低下，与老百姓的感情是多么淡漠啊。于是，全县700 多名副科级以上干部，用一周的时间，分别走向农村，吃住农家，当农民儿子…… 那一年冬天，依庄乡禾秀寨村，住进了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白天到责任田里一起干活，晚上就到街上的老百姓家里串门，吃饭的时候，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喝粥… … 村里有一个叫许超的特困中学生，父亲早逝，母亲改嫁，长期靠街坊邻居接济。王彦生便打电话给团县委书记张敬超，希望通过团组织给予长久的帮助，并约他一同去家里慰问。张敬超马上按惯例与县电视台联系，让他们派了一名记者跟随拍摄。一行人进村后，却见王彦生脸色铁青，他把张敬超拉到一侧，狠狠地批评了一番：“咱们下基层给农民当儿子，是真心实意的，如果摆谱作秀，兴师动众，既给乡村干部找麻烦，也让老百姓瞧不起。”他执意让把记者送回去。他们步行着，费了很大周折，终于找到了小许超的家，真是家徒四壁，满目萧索啊。王彦生把书包、书籍和自己的200 元钱送到孩子手里，又留下手机号，动情地说：“孩子，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辍学，以后咱们就是亲戚，随时打电话找我。” 之后，他又嘱咐有关部门，对孩子进行全程关注。村里的老百姓们，毕竟是纯朴的，他们不太明白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官位，后来当听说比副县长还要大时，都惊奇地张大了嘴巴。惊奇之后却又纳闷地说：“怎么看着不像一个官儿呢？” 刚开始，有人说，这真是一个山里人啊。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变的，现在当官的，有几个这样的？可是，几年过去了，王彦生始终如此。每次下乡时，他身上总要装上几百元钱，见到特困户，就会送一张。见到路边等车的老年人，只要方便，他总会把老人搀扶上来，一直送到家门口。他说：“天下的父母都一样辛苦，一看到老人孤独地站在路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作为儿子，怎么能忍心让老人站马路呢？” 2000年秋，某村群众因为种种原因，对当地政府的某项决策不理解，集体上访，有关领导特别恐慌。县委紧急决定由王彦生牵头，去安抚这部分群众。正在此时，这些群众在上访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乘坐的三马车突然倾翻，有两名上访群众被摔倒在路沟里，受了重伤，致使一触即发的上访态势猝然而止。有个别干部长出了一口气，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王彦生大怒，说：“这是什么感情？”他马上赶往事发现场，亲自把受伤群众送到邻近的馆陶县医院，不但用自己的钱垫付了医疗费，还跑前跑后地找医生，拿药，联系病房。看着这位满头大汗的组织部长，本来心有怨气的上访群众特别感动，气一下子消除了。很快，这个村的上访问题悄然化解。他说，当农民儿子也不是好当的，老子和儿子还有怄气的时候，也需要理解沟通。但毕竟是老子和儿子，血浓于水，道理讲通了，一顺百顺，亲上更亲。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