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1.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了 与经大忠、刘亚春面对苦难，与苦难对决不同，北川农办主任董玉飞选择了另 一条路：永远离开苦难。 震后的北川人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 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北川老县城曲山镇任家坪在地震中毁于一旦， 新县城选址没正式确定下来，安县安昌镇四处挂满“北川”字样后，安昌事实上已 经成了当下的北川。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的人 和心都在流浪。” 管理干部的县委组织部办公地点设在安昌镇的北川公园，多数人的吃喝拉撒睡 就在几间简陋的租房中。两层的架子床一旁就是办公桌，堆积如山的文件随手可拿， 即便相隔几间房，只要叫一声，大家都能应答。 与组织部不一样，县农业局在安昌城街道深处的巷子里，不打听是找不到的。 一位心理咨询师说过这样一句话：逼窄的小巷让人想到废墟下预制板的夹缝。 原农办主任董玉飞，还有他的妻子，就“一无所有”地住在“夹缝”似的巷子 里一间简陋的房子里。 “512 ”地震发生瞬间，董玉飞和绝大多数北川县城居民一样，变得一无所有。 由于有“农办主任”这个头衔，董玉飞遗书中提到的“生活压力”便被外界解读为 系指儿子遇难一事。在外界看来，身为农办主任的董玉飞，在基本生活上不会有问 题。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地震时，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关内 地形，北川抗震指挥部派他和董玉飞为前来支援的部队带路。这是他震后第一次与 董玉飞见面。据他回忆，当时看到董玉飞时吓了一跳，因为人“变形了”。 和部队一起吃饭时，董玉飞端起碗，忽然间流下了泪。“他跟我说，这是地震 后吃的第一口热饭，喝的第一口热水。”赵其洲说。 地震后，北川农业局临时驻地和抗震指挥部一起设在任家坪。那时各单位自谋 生路，农业局从农民那儿找来一口大锅，一位个体户捐了许多洋葱，于是天天吃洋 葱煮方便面，“后来撒的尿都带洋葱味。”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在地震中埋了四小时，爬出来后被送到绵阳，医院不收， 原因是他的伤太轻了。曾国和只好自己抹了点消炎药，然后被派到九洲体育馆帮助 安置灾民。工作两天下来，没人招呼他吃饭，厚着脸皮去问工作人员要。对方说饭 是给灾民的，你是干部，没有。“512 ”地震中，北川干部和县城居民一样损失惨 重，公务员遇难比例达20% 以上，幸存者仅有的财产往往就是一身衣服。由于身份 特殊，地震后他们身份尴尬，“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 北川某乡一位副乡长说，“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 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 灾物品。6 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 任。 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 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别的不说，一天一人吃饭至少要花二十 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 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玉飞跟多数北川普通公 务员一样，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 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 “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 办9 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 舍。刘是好意，心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李照团聚。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 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 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让他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 会出事。”刘开曙说到这件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自责。 当下北川的住房很复杂，眼下北川的干部职工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住单身宿 舍的，每天在公共食堂就餐，吃住和学生生活没有两样，简单而单调，想打牙祭了 就到门口餐馆；另一种是租房一族，两口子花高价在安昌镇租一套便宜的房子，手 头虽紧但心头踏实；最难过的是有孩子的家庭，要是孩子还在绵阳上学，那么就必 须在绵阳也租一套房子，方便照顾，而安昌镇也要租套房子过日子。 “再破的两房一厅，也不能少于300 块钱，这是底线。”安昌镇城区一位房东 在介绍租房时这样说，“平时这样的房子送给人住，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可现在 不一样了，安昌聚集了北川上千名干部和家属……” 北川干部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 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董玉飞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李照说， 今年国庆节前，她还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 县长经大忠说，地震后心理都会出现问题，普通工作人员可以找单位领导谈心。 “但是，领导干部又能找谁去倾诉？悲痛得不到倾诉，就会如董玉飞一样选择轻生。 董玉飞是北川干部自杀的第一例，但愿也是最后一例。” 相似的问题也出现在北川中学。刘亚春跟老师们讲，在跟学生交流时要尽量避 免再揭伤痛。他说国庆那天，朋友发给他一条手机短信：“祝节日愉快，家庭幸福。” 朋友是好意，但忽略了刘亚春已经没有了家庭。 董玉飞的亲弟弟，白什乡乡长董卓锴说，他和嫂子目前正在家里安慰两位老人， 对于哥哥的死，家人无比悲痛。他说，哥哥去世后，他亲眼见过哥哥留下的遗书， 主要表述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爱子后的悲痛。概言之，失去儿子的伤心， 左支右绌的生活，夫妻聚少离多，父母无暇照顾，构成了董玉飞自杀的主要原因。 除此，还有一条重要原因。 震后北川的灾后重建，永久性农房建设被列为“头等大事”。中央提出：用三 年时间完成永久性住房建设。而绵阳市要求，全市春节前完成灾民农房建设工作， 是各县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北川则还需突出“羌族文化特色”，“成为灾后 重建标兵和旗帜”。 北川一位干部称，北川农房重建的压力最后很大程度上转嫁到董玉飞身上。 9 月24日，北川因暴雨引发泥石流，不少刚盖起的农房被冲毁，即将打通的公 路也完全损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农房建设愈加困难。一位乡镇干部介绍，由于 北川历来不生产一块砖，靠从外边运，就把价格抬起来了。国家给每家农户的补助 款，算起来刚好够建筑材料运费。 在董玉飞自杀的宿舍中，除了遗书，还放着他自杀当日从农房办所取的那份 “重建专报”，上载建设进度，“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 户。今日开工1 户， 累计开工10025 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 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搞起来的一点农房建设，一场洪灾，全给冲没了， 雪上加霜，随着农房的毁于一旦，董玉飞的心也死了。还有，身后总觉得有人在用 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能不被累死？ 10月3 日，董玉飞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 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 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唯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 是下了决心的”。 同一天，董玉飞因前列腺炎到绵阳住院治疗后，返回安昌镇北川县政府临时驻 地，先去了设在综合办公楼的农办办公室。当时只有下属曾国和在，董玉飞笑着向 他招了下手，随即离开。 之后董玉飞又到了设在另一座楼上的农房办，和那里的值班人员见面，并从桌 子上拿了一份灾后农房建设情况的报表离开。 下午三点左右，曾国和接到董玉飞之妻李照电话，说找不到董玉飞，曾国和随 即赶到农办租住的那所二层楼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飞的电话，铃声却从房间里传出 来。 二人都没有钥匙，李照从房东家找了个梯子，从窗户里钻进董玉飞的宿舍。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曾国和，随即听到李照的哭声。 在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媒体的一份说明中，对董玉飞之死提及三点原因：一 是董玉飞在地震中痛失爱子，在阴影中长期不能自拔。二是工作压力大。三是称董 玉飞患抑郁症。该份说明将第一点视为董玉飞死亡的主要原因。 不过，董玉飞的妻子李照将主要原因归结为工作压力，她否认董玉飞生前患抑 郁症。 “512 ”地震发生时，时任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与一名副局长在二楼办公室 谈工作。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逃出来后，一向爱开玩笑 的他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其时，农业局的一楼正沉入地 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由此可见董玉飞患抑郁症不能成立。 死前，董玉飞身兼三职：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和后来成立的农房建设办主 任。工作之辛苦，在北川农业系统已被公认。 董玉飞在遗书中明确提到，“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实在支撑不下去了。” 他将自己的选择视为“好好休息一下”。 董玉飞生前多次向妻子李照抱怨工作压力大，抱怨本不该自己做的工作也被压 在了身上。李照回忆，董玉飞一度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见其难受，李照曾劝 其辞职不干去做生意。董玉飞苦笑：哪有本钱？ 说到北川干部目前的处境，县农业局办公室的一位干部称，“地震后5 个月我 们一直都没有双休日，这恐怕也忙过了头吧？” 县政府一个办公室的3 名工作人员，每隔几天都会遇到短暂的心灵空虚。“我 们是不是病了？那我们是精神病人吗？”他们说，这种空虚时常让他们想起那悲痛 的一幕。事实上，大地震对干部职工来说，心灵的折磨和伤害才刚刚开始。 董玉飞两口子只是北川干部职工群体中的一员，面对数年的重建，艰苦的生活 其实才刚刚开始。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 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唯一的安慰是，董玉飞死后，地震后中断了5 个月的双休日重新恢复，从2008 年10月10日开始执行。 “这是董玉飞用生命为北川公务员争来的。”北川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翔如是 说。 2.“过劳死”的移民办主任罗世斌 被人一枪给毙了，容易；让你不死不活地活着，你能坚持下来可是件天大的难 事。 短短四个多月，北川就经历了三次灾难，“512 ”大地震是一次，唐家山堰塞 湖为第二次，“9 ？24”洪灾又是一次。与北川相比，绵阳地区的平武县，虽然没 有唐家山堰塞湖，但也经历了三次灾难：“512 ”大地震：“7 ？20”洪灾和“9 ？ 24”洪灾。奇巧的是，那里也有个主任（移民办主任）在灾后重建中死去。 不是自杀，是累死。死去的主任叫罗世斌。 平武县委宣传部的朋友说，他去参加了罗世斌的追悼会，场面让人落泪。 罗世斌先后有11位亲人在地震中遇难。说起罗世斌，弟媳妇唐邦惠很是难受： “地震后哥哥一直在忙工作，五个多月，回过两次老家看望78岁的老父亲。第一次 前后不到半小时。第二次在7 月上旬，坐了不到15分钟，单位来电话，赶紧走了， 面下在锅里都没来得及吃……” 响岩镇党委副书记、下派干部廖爱红说，罗世斌走的最后两天，他都跟他在一 起。22日清晨，他们带人去看安置在平驿街道办事处的灾民过冬情况。10点过后， 罗世斌赶到响岩镇为前来考察的市领导介绍情况。由于搬迁补偿有很多具体报表资 料需要上报，罗世斌匆匆吃过午饭后，便带了资料“趁热打铁”前往市里。办完了 事，傍晚又赶回响岩镇。次日一早，他和罗世斌一行7 人开车到平驿去现场研究通 村公路的事。下午，罗世斌又匆匆赶往市里，返回响岩镇已是晚上6 点30分。 24日凌晨，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因过度劳累去世。据医生介绍，是因脑血 管内动脉瘤破裂，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初步估计是过度劳累引起的。” 罗世斌的死，让平武县林业局党委书记路安琪震惊了。路安琪与罗世斌认识29 年，印象中罗世斌一直身体硬朗，很少生病。 2005年10月，平武县组建移民办后，罗世斌从平通镇党委书记调来平武县任办 公室主任，从此，路安琪与罗世斌见面时间锐减。移民办的工作性质是在基层，平 均一月有20多天都住村里。地震前，罗世斌就带领着7 个下属，一直住在响岩镇， 负责地震前被称为“都江堰第二”的武引水库，要转移3000居民。“移民工作具体 而复杂，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要摆平，哪怕一根稻草，都是要扯皮的事情。”移民办 的人曾这样形容他们的工作。 国庆放假前夕，路安琪约了罗世斌，打算黄金周期间去西安耍一趟，好好放松 一下。罗世斌说他很累，也确实想休息一下，便一口答应了。然而9 月底那场强降 雨，平武再次受到重创，抗洪抢险成为时下的重中之重，西安之行，就此搁浅。 罗世斌死后，被医生诊断为“过劳死”。“过劳死”三个方块汉字就像三块沉 重的巨石砸在前来吊唁的人们心上。平武县县长毛一兵说，罗世斌是从优秀乡镇党 委书记岗位上选调进入县级部门的。大地震后，罗世斌承担了难以承担的负荷。像 罗世斌这样辛苦工作的干部，作为极重灾区的平武县还有不少，“闭上眼睛扳起手 指能数上一大串。” 正在绵阳灾区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调研的某大学一位博士研究生说，罗世 斌的死亡原因，除了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灾后人们的身体机能和心理状况必 然经过四个阶段：震惊期、蜜月期、疲倦期、重建期。罗世斌的过劳死，是典型的 “疲劳期症状”。这位博士研究生建议：在目前的关键时间段，希望有关部门倍加 重视对基层干部的爱护。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下一章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