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回想2004年9 月我初到香港,那时候能够为香港写下些什么原本还是奢望,千 难万难第一难的并不是树雄心立壮志,大显身手挥毫泼墨,而是不懂得这里的语言, 无法与人交流,更别提细致地打探这个社会。这就把我绊住。 记得安营扎寨的头几天,我一直在整理从北京运来的物品,物业管理人员好心 地想帮我,问:“你屋企在几层啊?”我一点都不明白,“屋企”?什么“屋企”? 后来知道了“屋企”就是香港人所说的“家”。晚上在浴室洗掉了一天的泥汗,从 镜子里看到自己傻乎乎地竟像个婴儿,又比婴儿多了一层成年人很容易受伤害的自 尊心———在香港做记者,连个“屋企”都不知道,今后还要写香港?这不是找不 到梯子都想上天吗?不行,我得学习,赶快抓紧时间学习粤语———然而一个内地 人初来香港,看看粤式中文还将就,如果把“看”换成了“说”,就要憋死人,什 么长音、短音,开口、闭口,挺大的人必须非常夸张地遵守———普通话有4 个声 调,粤语有9 个;普通话有拼音,粤语也有,但是二者完全不是一码事,开口说粤 语,你越想按照拼音来找发音,那越瞎,越会说得乱七八糟,让旁边碰巧听到的人 笑得东倒西歪。 如果我不亲身体验根本不相信一个内地人在香港要学“白话”(广东话)有多 么艰难。不过同样是艰难,香港人就不怕———1997年香港回归,10年间越来越多 的香港人意识到他们要想尽快了解内地,尽快地和内地人做起买卖,普通话不过关 是不行的,于是就开始自觉地学习起普通话。 2006年5 月24日,一场题为“当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民营企业海外融资上 市峰会”在香港隆重开幕。本次论坛旨在提供一个良机,让香港金融界与内地民营 企业家直接对话,为内地企业走向世界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融资上市渠道。主礼嘉 宾在当天上午的开幕式上有一篇致词,内容很扎实,比如2006年,如果以市值来计, 香港的股票市场已经在世界排名第八、亚洲第二;目前内地在香港上市的企业数目 已经超过了340 家,总市值已经占到了香港股票市场总值的42%……我想要这篇发 言的文字稿,编入新闻,想来可以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于是就向会务人员要求复 印一下致词的全文。不一会儿,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了会外,说,“长江小姐,不必 复印了,主礼嘉宾就让我把这份原件交给您。”我接了原件,连说谢谢,然后折返 会场,复又坐到桌前。然而展开来一看,可不得了,脑袋里立刻滚来了一声闷雷, 同时还好像响起了类似交响乐的悲壮演奏———好家伙,这篇致词的原件以后简直 可以进博物馆:繁体中文,2 号仿宋体,每一个字大得都能赛过拇指盖儿,每个 “拇指盖儿”的头上还都标着汉语拼音,而且每个拼音的上方还加注了“平、扬、 上、去”的不同调名。最惊人的,开篇首页,有一行中括号,里面用中文繁体写着 这样的“提示”:“在朗读本文时须变调的词语,按变调注音。” 我一页页地翻着这份致词,脑袋里一任“闷雷”和“交响乐”滚来滚去——— 难怪,刚才我听到那位主礼嘉宾在台上讲普通话,怎么觉得那么慢、那么费劲啊, 原来他手里的稿子有这么多的“机关”?想来主礼嘉宾不是刚刚起步学习普通话, 就是年龄过大(至少年过花甲),怎么学也进展不快。然而,香港六七十岁了的老 人干吗还要费劲地学习普通话?还要在几百人的论坛上专门用“国语”来发言?这 种事儿如果发生在内地,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再学一门外语或者再学习一种方 言,有几个会接受?儿女若要晓以利害,老人一巴掌早过去了。 在我的眼前,近几年,香港政府官员、商界领袖,出租汽车司机、店铺售货员, 甚至包括街头的小商小贩,很多人不分男女老少,地位高低,大家“学普”的积极 性一浪高过一浪。其他的人不说,就说曾荫权,三年来我可是眼见着这位“特首大 人”把个普通话“学”得突飞猛进、成效显著。 从客观的角度来评价,作为特首,曾荫权上台时普通话说得可不如他的前任董 建华,因为我听他讲过白话或者英语,整个人理直气壮、发挥自如、亦庄亦谐;可 是换了普通话,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普通话立刻就泯灭了这位最高行政长官的智慧与 个性魅力,而是从旁观察,总觉得他正在学习或者正处于“实习”阶段。 2005年7 月5 日,为了《CEPA》签署三周年,曾荫权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专访。 记得那天我们在礼宾府豪华气派的西式会客厅里坐下,我和他的沙发摆放成了一个 “八”字,特首的手里捏着一沓子黄纸片,在我提问时总会忙里偷闲地看上两三眼。 开始,我还以为这些纸片上记着的一定是他要回答问题的重点,可是后来发现这个 判断不成立。因为那场采访,我所提出的问题,对特首来说简直太容易了,手拿把 掐,张嘴就来,他根本用不着刻意准备,更用不着提前草拟什么发言稿。哦,突然 我明白了,那一沓子小黄纸,可能另有他用,上面没准记载了一些特殊的语音提示, 只有特首自己明白,其作用只是在帮助特首用普通话漂亮地完成这一次中央电视台 的访问。 当然那一次我的“哦”也可能有误,因为毕竟我没有看到小黄纸上究竟写的都 是些什么东西,但是这个判断很快又被强化。时隔不久,8 月9 日,我又走进了礼 宾府,跟团拍摄北京一个代表团前来拜见曾荫权,感谢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在台风 “派比安”期间成功地搭救了内地的91名遇险船员,为此事特别转达国家主席胡锦 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真诚谢意。特首那天会见代表团全 体成员,即兴发言很简短也很家常,可是他的手里又捏上了一张纸,还是在宾主寒 暄的空隙忍不住总要往纸上看一眼,这一下我基本可以肯定,那张纸和先前的那一 沓子“黄纸片”可能是同一样东西了。 曾荫权的普通话由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尽管他是怎么学的我不知道,但是 我心里明白,他怎么学,正像我怎么学,谁都不可能把普通话、粤语说得和自己的 母语一样地道。比如在接受采访时他讲道:“希望有一天香港能够成为与纽约、伦 敦三足鼎立的亚洲金融中心,由于时差的关系,北美的纽约和欧洲的伦敦都还处在 夜晚,香港的银行、股市却正好开门营业……”他掌握不好普通话里的“开门”, 如果不是用在祈使句里,根本用不着加儿音,而他却把个“开门”说成了“开门儿”, 当时听得我就差点喷笑。但是事后想想人家特首的勤奋与执著,他坐在香港最高行 政长官的位子上,日理万机不说,面对社会各界、各党派团体以及国际舆论的重重 压力,轻松的日子就一天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过花甲的男人(已经62岁), 还能如此认真地学习普通话,其心其意,难道不值得我这个内地人对他挑一挑大拇 指,在香港人的学习精神面前甘拜下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