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别有病——中国农村医疗现状调查

　　　　　　　　　　　　　　　　第三章农民看病难是因为中国医改走入了歧路。2005年7 月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的《对医疗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几乎将中国20年的医改之路全面否定。中国医改“基本不成功”的论断，与老百姓的直接感受高度契合，一时间舆论哗然。医改撞了南墙，各方都在反思。思路决定出路。正确地认识问题是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前提。 8.农民看病难“病因”何在 2005年12月，卫生部部长高强接受《学习时报》专访时，对中国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从五方面进行了剖析，基本上找准了问题的症结。不妨对此加以解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不久提供的一份国研报告认为：中国的卫生资源总量已超过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资源过剩。近年来医院医生资源的闲置率在10% 左右，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闲置率分别在32% 和20% ；农村医院床位闲置率在10%>20% ，而城市、乡镇卫生院的床位闲置率分别在27% 和17%. 这份报告一经公布即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此前几个月，同样是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价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的报告，还说相当多的人无法享受应有的基本医疗服务呢，如今又说卫生资源总量过剩！这究竟是一种发人深省的独特见解呢，还是属于研究人员的“信口雌黄”？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岂不是自相矛盾？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两者表面上是矛盾的，实际上是统一的，即公共卫生资源的结构严重不合理。卫生部部长高强就曾指出：“医疗资源配置存在结构性矛盾，优良资源过多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农村卫生和社区卫生发展严重滞后，不适应群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就在大城市中若干“三级甲等”不断扩充规模、提高档次的同时，曾经水平不高却也基本满足基础医疗服务的农村医疗卫生网却在瓦解。按几年前卫生部一位领导的话说，现在全国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只有1/3 能正常运转，另外1/3 正在瓦解的边缘，还有1/3 已经瘫痪。为了得到“高质量”的服务，大量患者涌向了大医院，小病也要找专家。这样一来，更激发了大医院的“扩张冲动”。于是，大医院如同患了“巨人症”，无限膨胀起来。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很多医院患上了“巨人症”，其规模已经堪称 “巨无霸”了，上千张床位的医院越来越多，有的甚至达到了六七千张床位。与此同时，小医院却设备落后，人才缺乏，不断萎缩，一些社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更是门可罗雀，因“营养不良”而患上了“侏儒症”。医疗资源层次配置也不合理，按最佳医疗资源层次配置模式，就是金字塔式的配置，即资源的主要部分配置在基层农村、社区，重点向疾病防治倾斜。但现在的情况是医疗资源呈倒金字塔式，城区大医院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农村卫生院陈旧落后，城乡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迫使病人向城区医院转移。医疗机构都注重向大规模、高精尖方向发展，而为群众提供低成本、适应基本医疗服务要求的基层医疗机构却严重萎缩，合作医疗覆盖面由1980年的69% 骤降到1986年的 5%. 在国外，很多疾病是在社区医院救治的。但在国内，因为社区医院设施不全，技术力量薄弱，这些压力集中到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医院，使得患者在看病的第一关就遭遇挂号难的磨难。在大城市各大医院，半夜排队挂号现象十分普遍，一些人更为了“排号”而在医院内通宵守候。2005年夏媒体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为了看病， 23.2% 的人凌晨五六点就赶往医院排队，5.5%的人有提前一天去排队挂号的经历。而浑水摸鱼的号贩子，更加剧了挂号难、看病难的困境。农村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条件差、设备少、水平低，农民患病在当地难以得到有效治疗，要到外地、到大医院就诊，不仅造成了看病困难，而且增加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挂号时间长、取药时间长、交费时间长、看病时间短的“三长一短”困窘和抱怨，随时可见可闻。但是，当人们感到“最无助的时候”，还是选择了这种“昂贵”和“拥挤”。说特需医疗服务挤占了正常大众医疗，医疗机构可能会大呼冤枉。但一位新闻界朋友的亲身经历，足以证实这一点。这位朋友的家属2005年做了一个骨科手术，出院时被告知三个月后复查，还挂这位主刀医生的号。三个月后，尽管这位主刀医生每周有一天固定门诊，但是已被号贩子全部控制，根本挂不上。无奈之下，只好预约了一个特需号，仅挂号费就达200 元。事后得知，这位主刀医生过去是每周两天普通门诊，医院开了特需门诊后，就把两天的普通门诊压缩到一天，人为制造了供需紧张。特需医疗变相提高医疗成本，收费标准缺乏监管，成了医院为小团体谋取利益的重要手段。 “号贩子”现象是一种久治不愈的“顽症”。为了铲除“号贩子”，各大医院可谓伤透脑筋，他们年年都要开展打击“号贩子”集中行动，各种对策都想尽了，但似乎都是热闹一阵子后，“号贩子”又卷土重来，而且更加猖獗。这说明，铲除 “号贩子”，仅靠几家大医院“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靠加快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大医院的功能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但实际上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既造成看病难看病贵，又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其原因也主要在于医疗资源配备的严重不公不均。医托的历史由来已久，且喊打之声从未停止，但是医托们还是“顽强”地生存着，并有不断蔓延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医托成为一种社会痼疾？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下的资源稀缺性。物以稀为贵。当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少数地方，除了此家，别无分号时，挂号、看病这种行为自然成了稀缺商品，即使知道会上当、挨宰，也必须硬着头皮进去。正是这种垄断性现状，造成了大医院傲慢自大，甚至公然雇佣医托、部分人员倒卖号票牟利的现象，也为医托提供了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医疗资源的不公平配置，自然导致农村医疗机构服务量下降，而服务量的下降又导致服务能力的下降，两者形成恶性循环。卫生资源的结构不合理，说明财政投入不合理，卫生资源的闲置是财政的巨大浪费，农民看病尤其艰难，更说明公共税收没有投入到应该投入的地方。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医院中的反映，医院只是一个窗口而已，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医疗效率的低下。不合理现象的背后，往往是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和管理政策。多年来，我国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大医院，少数高端医院拥有最尖端的设备、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多数中小医院连生存也很困难。“全国人民上协和，协和医生看全国”，这不是因为协和医院太强，而是因为基层医院太弱。患者无处分流，怎能不到大医院呢？结果是，大医院越来越大，医生越来越忙，患者却越来越多，形成了一个挣不脱的“怪圈”。总结历史，我们以往的局限，主要是认为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自然会受益，看不起病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但事实证明，没有公平的分配制度，老百姓不一定都能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我们不得不承认以往的改革对“由谁来提供服务”和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强调得多，而对于“为谁服务”这样的核心问题反而比较模糊。在以部门为主题的大环境下，一个明显的结果是部门利益固化，群众利益淡化。这种“内部人操作”、“掌权人吃肉”的改革倾向，严重影响了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降低了资源使用的宏观效率、服务的可及性和服务质量。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农村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该制度趋向瓦解。到上世纪末期，开展合作医疗的村不到4 ％，绝大多数农民失去医疗保障，家庭和个人成为农民医疗保障的主体甚至是唯一的主体，医疗费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79.1% 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目前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只覆盖约20% 的人口，而且筹资水平不高，保障能力不强。就说黑诊所吧。“查封”“捣毁”“端掉”黑诊所的新闻，年年月月不绝于报端、视屏。但又封又捣又端的结果是，黑诊所不仅未绝迹，反而越来越多。这岂不是咄咄怪事！按照“存在即合理”的理论，毫无疑问，黑诊所的存在乃至泛滥当然有其生存的土壤。这跟现实的医疗环境和条件密切相关。黑诊所害人，不少人将其归咎于受害人不懂得珍爱自己的生命，以及主管部门打击不力。其实，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受害人缺乏基本医疗保障。如果看得起“三甲”医院，大概没有人去黑诊所看病的。西安黑诊所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也是“大医院看不起病，图便宜进黑诊所”。黑诊所屡被打击而能生存，甚至不断发展，说明它有市场，更说明现在的公立医院没有给普通民众提供廉价、方便的医疗。黑诊所的消费群体主要是低收入低学历及非户籍人口，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和“新市民”。一位曾去深圳打工的张先生结合自己的亲身体验，写过一段很有道理的话：1990 年刚来深圳那会儿，我也属于黑货需求队伍中的一员。常去黑诊所，买药便宜、方便；常带客人去“黑旅店”，最多10元钱；最爱吃街边卖的“黑食品”，当时有2 元8 个的小包子，检查人员赶得卖包子的满街乱跑，累得我满街乱找。那时，只有适合我购买力的“黑包子”能改善生活。特别希望管事的部门高抬贵手，给卖包子的也发个营业执照什么的。这几年，“黑”字的使用频率明显提高，黑社会、黑中介、黑律师、黑旅店、黑学校、黑诊所、黑托儿所……有的“黑”，非严打不可，如黑社会。有的“黑”，是我们的“白”供应不足引发的。因此必须将“黑”转化为“白”。不同社会群体的现实需求大不相同，有的需要锦上添花，有的需要雪中送炭。在财富分配上，我们不能均贫富，在社会供应上同样不能是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更不能是所谓“主流社会”的想当然。一位四川籍农民苦笑着说：“唉！看啥病？有病硬撑着，撑不住了，到小诊所开点药，有了大病赶快送回老家去，我们不像城里人，看病有保障。”是的，这些不城不乡、不工不农的“游民”，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几乎没有能力承担正规医院高昂的医药费，而且公立医疗机构布局不合理，“城中村”缺少卫生室社区门诊等。图便宜和方便，可无形中为黑诊所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和环境。由黑诊所、黑学校、黑中介，想到改革开放之前的“长途贩运”投机倒把罪、农民自行外出务工的“破坏农业学大寨”罪、小型农副产品加工的“地下黑工厂”、养鸡养鸭的“资本主义尾巴”……全属“黑”之列。年年大“抓”大“割”，竟是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978年，中央一声令下，放开，“黑”的变白了，人民高兴了，社会繁荣了。这说明，对黑诊所犹如对洪水，光“堵”不“疏”不行。它也说明，我们需要当政者求真务实的思维和亲民爱民的作风。若不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问题，而一味地取缔黑诊所，那就把事情过于简单化了，也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农村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从1981年至1989年，每隔三四年就有关于医疗卫生的中央文件出台。关键性的文件是1984年8 月卫生部起草的《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正式启动的医改，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基本上是复制国企改革的模式。尽管在这一文件中也提出，中央和地方要逐步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但在“核心思路”下，这一内容成了“虚晃一枪”。当时的大背景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随着财政改革的深入，国家大幅度削减医疗投入。于是改革的手段从最初就十分明确：只给政策不给钱。政府给了“以药养医”的政策，允许医院可以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加价15% ，从药品和诊疗中获得适当利润，以弥补投资缺口。到2000年，国家对每所公立医院的差额预算拨款和专项经费拨款合计只占医院总收入的7.7 ％。这样的改革，在一定时期内当然会显现出成效。不过，在成效初显的同时，这个时期医改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其一，由于实行“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制，财政对卫生的投入在整个比重中开始逐步减少。其二，基层尤其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严重影响到广大农民的健康保障。财政实行“分灶吃饭”以后，财政对农村医疗卫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削弱。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庭成为农村的基本生产单位，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大批农村卫生室承包给乡村医生经营，基层医疗机构失去了政策支持，农村合作医疗丧失了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因而迅速崩溃。19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继续坚持实行合作医疗的行政村由过去的90% 猛降至4.8%. 其三，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遵循“效率”原则，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结果，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混乱现象开始出现。政府放手了，医院随之给自己找到两条主要财路———多卖药、多上高新设备。有的医生和医院尽力诱导患者用价格昂贵的高新仪器诊疗、用贵药。加之监管不力，渐渐地使医院违背了政府办医院的良好初衷，把患者当成了“摇钱树”，以至于看病越来越贵，医疗机构的运行机制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很多医疗机构盲目追求收入，把医疗服务变成了牟利工具。那些年，政府卫生投入的绝对数虽然逐年有所增加，但是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从1978年的32.2％下降到2002年的15.2％，24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2006年3 月13日刊登文章《我国每年公款消费近9000亿元》说，据资料显示，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 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 以上。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 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 左右。公费出国消耗巨额财政费用，一年耗资3000亿以上。三项相加，达9000亿元以上，耗去近3 成财政收入，全国人均负担700 余元！而我们的财政用于科教文卫的总支出才1168亿元，吃喝、出国、坐车的钱是科教文卫四项的近8 倍！文章还说，大大小小的政策性浪费已经成为行政质量不高和延缓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如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决策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等。仅政府投资决策失误一项，据世界银行估计，在“七五”到“九五”期间，中国的失误率就高达30% ，资金浪费大约4000亿>5000 亿元，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左右。与此相反，对于老百姓基本医疗投入却吝啬如斯，如此砖厚瓦薄，农民看病岂能不难！据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王绍光《中国公共卫生的危机与转机》载，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776.5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为587.2 亿元，用于农村卫生费用为92.5亿元，仅占政府投入的15.9%.当年全国城镇人口为3.79亿人，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30 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农村人口为8.66亿，平均每人享受相当于10.7元的政府医疗卫生服务；前者是后者的13倍。政府用于医疗卫生的公共支出表现出极其严重的城市偏好，农村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资料表明，对于8 亿多农民的合作医疗，政府每年才拨给10亿元，而据2005年 8 月4 日《商务周刊》《卫生体制改革的失败不是市场化的失败》一文报道，2004 年北京一个大医院改建，政府一下子就拨款18亿元。也就是说，北京改建一个医院的费用，竟相当于全国农民近两年合作医疗的拨款！本来医疗投入就少得可怜巴巴，又来个“重城轻乡”，不使农民看病雪上加霜那才怪了！药品和医用器材生产流通秩序混乱药品经销中的高利润，吸引力极大。我国药品批发企业由改革开放前的2000多家，发展到目前已达17000 多家。过多过滥的药品批发企业和医药代表竞相向医疗单位和药店推销药品，自然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药养医”的体制，必定要导致医疗机构开大处方，生出“越贵的药越好卖”的怪胎，药品市场竞争中出现回扣现象，回扣率高达30% ，就成了不正常的正常现象。从1997年到2006年8 月，国家发改委先后19次发出药品“降价令”，但是，频降大降都是“空降”，被降价的药品经过“变脸”冠冕堂皇地步入“新贵”行列，将“降价令”化解于无形之中。一次又一次的降价之后，药价还是外甥打灯笼—— —照旧（舅），甚至是芝麻开花———节节高。统计表明，前18次药品降价只使全国老百姓每人每年买药支出少了2.5 元。也就是说，下了18次大雨，真正淋到老百姓身上的没有几滴。这是为什么？公认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目前的药品流通环节过多，层层“剥皮”，药品降价，利润减少，无论是生产厂家还是流通环节，都没有了积极性；二是在“以药养医”的体制下，药品降价也压缩了医院和医生的利益空间，降价药品难免被打入冷宫。降价药品遭到层层抵制，惠民政策被层层消解，自然是雷声大雨点小。 “以械养医”也必定会诱导医院和医生动不动就上“高精尖技术”，作“大检查”。媒体上的两则消息耐人寻味。其一，前不久，北京某公立医院一次就购买了3 台CT，4 台核磁共振和6 台全数字拍片机，而另一家医院则花巨资引进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64排容积CT. 如今，在我国，CT已相当普及，而且越来越先进，个别城市竟达到每10万人一台，远远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难怪有人说：中国几乎成了世界高新医疗设备的“竞技场”。其二，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最近坦言：“整个瑞士一个国家只有一台MRI （核磁共振），我们单单一个广州市都不下10台MRI.” 医院和医生为什么如此青睐医疗器械？因为在医疗器械的购置、使用环节中有很多“黑金”可挖。同药品一样，购置和使用医疗器械也是医院和医生谋取巨额财富的重要途径，院领导和大专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今，大多数行业都存在着以其职业敛财的“潜规则”，医生利用职业收受红包、回扣是一种畸形人情往来，也是一种医疗腐败行为，而且这种行为非常普遍。如果某些医生不随波逐流，就会被视为“叛徒”“异类”，难以立足。加上管理等方面的种种弊端，“过度医疗”等让老百姓多花“冤枉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农民的医疗负担就会像雨天披蓑衣———越背越重。农村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据统计，目前农村乡镇卫生院人员中，本科毕业生仅占1.6%，大专生占16.9% ，中专生59.9% ，有21.6% 的卫生人员的学历在初中以下。 “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村卫生保障制度战略研究”课题组负责人王红漫教授在4 年的调查过程中，曾扮成病人到几个乡镇卫生院去实地考察。她发现，很多医生搞不清楚感冒是病毒性还是细菌性的，所以一开药就是一大堆，说不定哪一种药就碰上了；慢性结膜炎被诊断为沙眼，低血压被诊断成高血压；最让人担心的是，大多数的乡镇医生甚至看不懂一些常规化验单。由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诊治水平低，造成农民看病难，从而使大量农民涌入县、市的医院。全国人大代表、徐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主任医师郑大慈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说： “现在日子最难过的应该是乡镇医院。由于缺少发展资金，技术力量和设备都成问题，乡镇医院很难留住大学生、留住人才，好医生来了又走了。这种现状将会引发什么现象呢？苦了广大农民了！” 安徽省凤阳县卫生局副局长赵新亚说：“最保守的估计，10年来，全县35个乡镇医院没有新进一个医科大学生。而几乎每个乡镇卫生院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才流失，有的乡镇卫生院甚至成了只剩院长和护士的‘空壳> 医院，在乡镇600 多医护人员中，高级职称为零，中级职称不到6 ％。” 乡村医疗人才队伍状况如此，怎么能承担繁重的医疗卫生服务任务？农民看病岂有不难之理？ 9.路在脚下认识是行动的先导。找到了农民看病难的原因，解决农民看病难也就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况且，近年来全国各地就此已经探索出了不少成功的经验。这个全国 “老大难”怎么解决，关键在于决策者的思想倾向、执政能力以及决心和勇气。实行“三个转变” 政府应加强宏观调控，整合全社会卫生资源，优化卫生资源配置。坚决实行 “三转变”：坚决转变“重城轻乡”；坚决转变“重大轻小”，平衡卫生资源；坚决转变“重西轻中”，大力保护和提倡中医药的发展。尽快扭转重城市轻农村、重大医院轻社区医院、重参加医疗保险的人群轻扶助弱势人群的状况。政府应负责艾滋病、性病、血吸虫病、克山病等疾病的预防教育和治疗，防止因疾病蔓延造成重大社会性问题。通过宏观调控，由大医院兼并一些市、区医院，实现医疗资源共享，并进一步完善转院制度，让患者住进小医院也可以有大医院的医疗保障。对医疗设备的盲目重复购入，政府应该予以控制。对盲目重复建设药厂和同类药品过多过滥的生产，政府也应该予以调控和引导。要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构建以社区卫生为基础、适应不同人群需要的新型城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尽快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加强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管理，巩固和完善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络，加强农村卫生人才的培养，继续组织开展城市医生对口支援农村工作。实行医药分离一位有识之士说，我们现在折腾的种种医改，都是没有下决心彻底解决“以药养医”、“医药不分家”问题的，因此可以预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老百姓将继续被压在看病难看病贵的大山下，而医改操持者大抵也会越来越身陷困局，无从下手动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将药品利润从“中间环节”转移到患者、医院，让患者得实惠，也让医院能够在现行体制下维持“以药养医”。专家以头孢他啶为例算了一笔账：这种药零售价在50元时，医院的毛利润7.5 元，“中间环节”拿去了20多元。这种药降到18元后，现行体制下医院的毛利润就剩下约2.4 元，而“中间环节”仍然有5 元左右的利益。如果将这5 元钱贴补给医院，医院照样可以拿到7.4 元，不会比降价前少，况且患者得到了32元的大幅度让利。因此，应尽快从源头上斩断医院、医生与药品经营之间的“利益链”。这是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还必须解决“以械养医”问题。中国目前600 亿元的销售市场、5000个品种、 30000 余个规格的医疗器械产品，虚高的价格能通过卫生部的集中招标采购和发改委的限价令得以遏制吗？恐怕还是得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才行。尽快全民医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人生活富裕的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这条腿明显短了一截，像瘸子走路。 1980年代，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科教文卫组织联合发出一个关于确保人类生存权的最基本的四项要求，就是要解决吃饭、住房、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 1990年代，在巴西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最后形成了《巴西宣言》，宣言提出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宣言上签了字，承诺到 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的卫生保健”。 2004年3 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我国一贯主张，在人权当中最重要的是生存权。农民当然也应该享受这种“国民待遇”。尽管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极其贫穷，那时中国的GDP 不过区区4000多亿元，还不到2005年中国GDP 的零头，而那时中国的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的城市职工，及他们的部分配偶和子女。2005年中国GDP 突破了15万亿元，中国人的富裕程度提高了30多倍，国家财政收入突破了3 万亿元，是改革开放前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7 倍。可到2005年，中国医疗保险所覆盖的人群却反而下降到仅占我国总人口的 15% ！国家和企业的负担倒是减轻了，可是这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吗？就医权、生命健康权，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内容，保障公民的就医权、生命健康权，是宪法赋予国家的基本义务之一。这是国家的责任，而不是国家的包袱。这个责任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昕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全民医保到底要花国家财政多少钱”时，匡算出，国家财政每年只要再多花537.7 亿元，就能为13亿中国人建起全民医保的医疗体系。 537.7 亿元，对于2005年财政收入超过3 万亿元的国家，对于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三项消费超过9000亿元的国家，对于政府投资决策失误率高达30% 的国家，对于25年间行政管理费用增长了87倍的国家，是个很大的数字吗？所以，我们应尽快建立中国的全民医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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