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的倾诉

　　　　　　　　　　　　　　　　第三章窑山，是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一个贫困乡。 1998年7 －8 月我走过了甘肃、青海之后，9 月我便到了宁夏。我在宁夏走了很多的路，从宁北走到了宁南。我站在了腾格里沙漠南沿的黄河岸畔，我进入了那个曾经神秘存在而又最后彻底消失的西夏王国残败的墓陵，当我穿越了600 平方公里的西鄂尔多斯荒原、然后翻越六盘山到达和甘肃定西一样有“苦甲天下”著称的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时，贫陋的窑山只是我行程中一个小小的驿站，可是，我还是想说说窑山。在我赴宁夏之前，宁夏在我心中的印象有三种定格：第一，宁夏是个沙窝子；第二，天下黄河富宁夏；第三，宁夏人的顽韧与强悍。所有的印象都来自既遥远而又贴近的传说。应该说，在完成了宁夏的行走之后，这三种印象都有了感性意义的再现。今天，纯地理意义的宁夏可以说是腹背受敌：腾格里沙漠从东至北步步围逼，西边的贺兰山已剥蚀得面如死灰，南边数百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高地和塬、梁、峁、涧、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寸草不生，这也许就是人们说的“宁夏是个大沙窝”的缘由吧。多亏了黄河。黄河从贺兰山南麓入境，折东麓北流至石嘴山出境，流经宁夏392 公里，黄河过境处，沃野百里，水肥土美，果花飘香，谷米殷积，早在十六国时便有“塞上江南”的美誉，这就是我后来到宁夏时看到的银川大平原——黄河大灌区。我抵达宁夏时已是9 月上旬，一望无边的稻地青黄相间，再有20天就要收割谷米，路边街市，摆满了中宁产的大枣、苹果，又脆又甜……也许，这就是“天下黄河富宁夏”了吧。然而，曾经连续18年出生率达44‰、居全国第一的宁夏，如今人口已接近五百万，就这么一块绿地，还能富饶多少年呢？ 9 月12日，我独自一人走进了距银川北35公里处的900 多年前一个王朝的墓陵 ——西夏京畿皇陵，在贺兰山下的洪积扇上，方圆十里建有9 座帝陵和147 座陪葬陵，这被称为“中国金字塔”的皇陵是一个已经在中国销声匿迹的民族——党项族王朝的陵园，这个王朝曾经把自己的疆域辽阔到了今日的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内蒙古河套的全境，与北宋和辽国分庭鼎立。直到13世纪初，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人灭了这个王朝。在长达190 年的统治中，它创造了完全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 那最少11笔画的象形文字，据说今天在全国只有3 人可以认读，那是西域神秘灿烂的文化。西夏国的兴灭不是我此刻要写的内容，我只是想说，那个曾经神祗般养孕福佑了匈奴、羌戎、鲜卑、吐蕃、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贺兰山，那个南北绵延 250 多公里、东西宽60多公里的贺兰山，绝对不是今天的“面如死灰”，它一定是峰高林密，树木葱茏，水草丰茂，马鹿成群，这不仅有明诗可鉴，更有遍布贺兰山的古岩画做证。明人有诗赞贺兰山：“贺兰之山八百里，极目长空高插天。断峰迤逦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这是何等壮丽的自然景观。而贺兰山岩画更为世界著名，那数百幅凿刻在岩石上的牛、马、羊、犬、虎、豹、狼、鹿，以及飞禽以及犏牛，以及人类的活动：射猎、交媾、战争、群舞……贺兰山岩画既是古人类的文化遗存，也是对贺兰山自然生态的真实记录。然而，这一切都消失了，贺兰山秃了，金碧辉煌的西夏皇陵也只剩下几座偌大赫然的黄土堆。站在颓败荒寂的陵园我四下眺望，眼前是一片白茫茫的盐碱地，“莫非银川是因为这一望无际的、如同银屑般的盐碱而得名的？”我茫然地想。北边的文明消失了，宁夏人本可以掉转头往南走，因为南边有土层厚达20至90 米的黄土高原，有耸立在黄土高原之上的六盘山。曾几何时，那黄土高原水草丰盛，牛羊成群；那六盘山上森林覆盖，古木绕云。史载，长安三百宫、咸阳阿房宫均取六盘山林木建盖。丝绸之路经宁南固原州，六盘山下，商贾、使节、僧侣穿梭，马帮、驼铃声声，成吉思汗10万人马驻扎六盘山，忽必烈让其子在此盖行宫…… 然而，这一切也都消失了，六盘山上的森林绝迹了，黄土高原上寸草不生了。文明消失在人类活动的进程中。也许，我们有一百条理由来说明文明消失的原因，但我们无论如何也无法躲避它最强大的敌手——野蛮与蒙昧。今天，宁南山区8 县全部为国家扶贫的贫困县，一场艰苦卓绝的“扶贫攻坚战” 正在这块土地上进行。“苦甲天下的西海固”世界闻名。 “我们去西海固。”我对宁夏教科所王建华老师说。 “那我们就走窑山。”王老师说。也许，王老师一生也不再会忘记窑山，作为一个知识的启蒙者，他在那里辛苦了10年。1968年夏天，王建华由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文化大革命”使分配延迟了一年，1969年10月王建华被分配到贫困的同心县，接受了一年“贫下中农再教育” 之后，他到县教委报到，县教委说，你到窑山公社吧。王建华二话没说，找了辆拉货的大卡车，行李往车上一扔，人往车帮上一坐，摇摇晃晃50里就到了窑山。县里的电话提前打到了公社，一个老师赶着毛驴来到窑山路口接王建华。那时窑山公社只有一所小学，4 名老师，王建华是第5 名。半年后，这所小学成立一个初中班，此为戴帽中学，王建华教初中班。没有学生，一家一家去找，最后找来了12个学生，窑山中学就这样诞生了。除了教书，王建华和学生们一起拾柴，一起翻山越岭抬水，一起在校园里种树。冬天到了，王建华又和学生们一起四处集雪，然后把雪抬到学校的水窖里，这是他们最好的饮水啊。王建华在窑山一教就是10年…… 9 月13日晨8 时，我们出发到窑山。出银川市往南，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进入茫茫无涯的鄂尔多斯荒原。流沙在这里滚动，稀落的狗蒺藜骆驼蓬和芨芨草干枯而萎缩，这是一片死亡之海。唯有十里一座的烽火台在向荒原深处延伸，唯有这剥蚀风化的烽火台像一位苍暮的老人，孤独地站在荒原向你诉说千年的狼烟、诉说曾经的刀光剑影。王老师让全师傅把车停下来，他陪我向荒原高处的一座烽火台走去，此刻，一幕奇景出现了——一个穿红花衣服的女子领着三个孩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在荒原站定，在这吞噬生命的瀚海，她们在等待什么？守望什么？我望着荒原中的女人和孩子，心中充满了惊惧和怜悯，此刻，我感到原本沉寂的荒原更加沉寂，原本孤独的荒原更加孤独。自治区教育学院全师傅开的老“伏尔加”已跑了14年，行程已达40万公里，全师傅说早该报废了，因为没有钱买新车，它只好超期服役。此刻，老“伏尔加”如一峰伤痕累累的骆驼，在荒原里艰难爬行，我们用了足足两个小时，才走出鄂尔多斯盆地。我们在古老的韦州镇回民女小呆了一天一夜，然后继续往窑山赶。老“伏尔加”在黄土高原上山、下山，再上山、再下山，不知不觉中，我发现我们连人带车都已坠在茫茫无边的雾海中，山路的能见度只有几米。全师傅说我们已到了大郎顶，大郎顶海拔2800米。此刻，坐在全师傅身边的王老师不时地在提醒全师傅：“开慢点，开慢点……” 他声音很低，但我分明听出了他的紧张，王老师的提醒使我意识到老“伏尔加”已走进了悬崖峭壁，这时我才明白这大雾的来头。只见车窗外的雾白如棉絮，时而轻轻漫漫地飘拂，时而又波涛滚滚地翻涌。此刻，我想起数年前我乘飞机飞往格尔木时的心境，在万米高空望着机下白如棉絮静如死海的云涛，我产生了一种幻觉：若飞机坠落，这厚厚的云海赐予我无望的寄托。在大郎顶，这种莫名的心境伴随着恐惧又出现了。“开慢点！开慢点……”王老师还在叮嘱，全师傅一声不吭。几十分钟后，当我们“掉”在了一个沟底，我仿佛也从天空“坠”到了地上，长长出了一口气。“你老让我开慢点，我知道你是不信任我……”长着维吾尔人模样的全师傅说。“我主要是操心人家梅老师，这么远来宁夏出了事负不起责任。我倒不怕……”三人“扑哧”一笑。一路进王家古窑小学，进田老庄小学，进胡庄完小，进岳家川小学，进李家山小学……几乎每一所小学每一个教室里，都有学生站着上课，因为他们没有凳子，到处都可以看到孩子们四个人挤一张桌子。岳家川小学36个一年级学生在教室外的土院里，用树棍和废电池的炭棒在地上写字，他们和三年级组成复式班，因为教室站不下，两个年级只好轮流上“露天课”…… 正午，我们到达窑山。我曾在下马关买了100 支铅笔，20把削笔刀，我准备把它们送给窑山的孩子，因为我听王老师说窑山的孩子常常因买不起一支铅笔而辍学。窑山是同心县最贫困的乡之一，全县37个贫困村窑山的13个行政村全部包括在其中。解放前，窑山没有一所学校，也没有一个识字的人，结绳记账，画蛐蛐子记账。1952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小学，又过了20年于1972年窑山办起第一所初级中学，也就是王老师来后办的那所中学。又过了25年，即1997年窑山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73％，女童60％，女童完成小学5 年学业的不到5 ％，全乡 1708 名学龄儿童有470 多名失学，窑山至今12岁以上的回族妇女文盲仍高达89％。窑山极缺老师，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占了58％，女教师尤其缺乏，全乡98名老师只有2 名公办女教师，另有4 名代课女老师。我见到了窑山自己的第一个女教师——窑山小学五年级班主任杨梅花；我也见到了第一个回窑山教书的女大学生——窑山中学生物、物理老师杨英。这是窑山顶上两棵绿色的树，这是窑山天空两颗希望的星。窑山学区年轻的学区校长马景海对我说，窑山乡现在有36所小学，一所中学，实在是因为贫困使这里的许多孩子上不了学。年成好点，上学的就多，年成一不好，马上大批失学。1996年受灾，全乡1400名适龄儿童，只招了300 个学生，1100个孩子失学；1998年收成好些，招了605 人，贫困地区教育也是“靠天收”。马景海说，孩子们主要是交不起书本费，如果国家把课本费免了，孩子们全能上学。每年开学，怕新华书店不给课本，全乡98名老师（其中包括50多名民办、代课老师）把两个月的工资4 万多元全部交给新华书店，先垫上把学生们的课本买回来，等慢慢收起学生们的钱再给老师们发工资，有的学生始终也交不起，老师只好给垫上。民办老师一月只有50元工资，一年还只发9 个月，再给学生们垫上书本钱，有的一年也拿不到二三百元钱。民办老师、代课老师实在是太廉价的劳动力。马景海还说，窑山人均收入不足200 元，口粮每年不够吃，一点生钱的法都没有，只有靠抓发菜、挖甘草维持一点油盐钱。过去甘草能挖到，挖一斤甘草能卖1 元多，一天能挖个十几斤，发菜抓一天也能抓个半两一两，能卖十几元。现在甘草挖光了，发菜抓完了，生钱的法儿眼看也没了。现在挖甘草要跑四五十里远，最远的200 多里地。现在有不少人到内蒙、新疆抓发菜，拿上粮食、锅、破被子，自己做饭，白天抓，夜里睡露天地…… 作为一个基层教育工作者，马景海真实的叙说已经使我们看到了窑山生存的艰难，应该说，窑山是整个西部的一个缩影。也许，马景海忽略了另外一面，那就是成千上万的西部人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地挖甘草、抓发菜，最终彻底破坏了西部的生态环境，西部今天之所以万丈厚土寸草不生，不能说与挖甘草、抓发菜没有干系。可是，不挖甘草、不抓发菜他们会活得更加艰难。这是一个生存陷阱。人类什么时候就掉进了这个陷阱的呢？如果我们少增加一些人口，如果我们早一些办好教育，如果我们更早一些懂得人类和大自然须臾不可分离……也许，我们就不会掉进这个陷阱，或者这个陷阱浅一些，我们挣扎一番还能爬出来。然而，悲哀的是在陷阱出现之前，没有人能告诉人类这些“如果”。即使天宇间曾经出现了智者的大音，最终也被愚昧和狂妄席卷了…… 愚昧将使人类遭受大罚。 “……贫困，除却经济范畴的意义外，还应该包含精神内质，那就是创造力和意志力的缺乏。”甘肃省教科所所长、年轻的教学论博士张铁道对我说。“什么叫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是通过教育的孕育使民族获得发展的能量；对个体而言，那就是人对命运及其发展过程的关注。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的教育目的真正意义是在改变他人命运的同时，也在丰富着自身的命运……”张博士眺望着窗外阳光般的城市，然后回过头来向我讲述他在澳大利亚留学时的房东，“那位坚强的老人启示了我。老人在30岁时失去了丈夫，她有两个儿子，二儿子是个残废，靠着国家的资助她为二儿子成了家，她自己也靠国家的救济金生活。可她每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到医院去义务服务，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如拿药、擦洗、喂饭水等。有一次，我对老人说，你可以不必这样做。老人回答，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生活的权利… …老人的回答使我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你在帮助别人时同时也在帮助自己。我常常想，我们的教育究竟为受教育者提供了多少这样的精神内质？”甘肃省教育大厦耸立在黄河岸边，黄河就在窗外滔滔东去。置身在位于17层的张博士办公的房间，我仿佛依然能够听见那不绝的孕育生命的水声…… 实际上，1997年10月张博士在面对他的导师李秉德教授、李定仁教授完成他的长达8 万字的博士论文答辩时，已经就发展中国家课程设置的弊端，以及普及什么样的教育才能更有效地为个人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质疑。张博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继赢得了独立，他们出于谋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和愿望，普遍实行了统一的西方学校教育模式，即“英才” 选拔模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课程始终没有走出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为目的、以发展智育为中心的西方学术课程窠臼，严重脱离本国以农村人口为主体、农村发展为主要导向的教育需求和办学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低下、大批学生留级辍学（中国1986至1987学年小学辍学学生数为 414万人，辍学率为3.1 ％；1987至1988学年辍学学生达482.6 万人，同年，平均留级率达6.4 ％，其中一年级留级率高达13.19 ％），进而造成严重的教育浪费。张博士说，片面的学习课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帮助少数“英才”通过考试脱离贫困的农村现实，而大部分升学无望的“不合格”学生则落得身心俱损的结果，许多学习者没有通过学校教育获得为改变农村贫困面貌所必须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念，难以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生活。张博士说，关于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实际照搬欧洲以培养英才为目的的学校教育模式所付出的代价，早在70年代就已引起国际学者的关注。比如法国学者保罗· 朗格让就曾这样说过——“……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仍然生活在农业地区。那些乡下人经常发现，他们所学到的东西不仅在地理上与他们地区相隔甚远，而且在社会、文化和心理水平上也与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因此，教育与生活的联系被隔裂，这不仅导致了文化体验的贫困，而且也诱使人们离开农业地区。事实上，学校教育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鼓励人们抛弃乡村，加入都市人口队伍。” 还有一位欧洲学者保罗·哈里森在对亚洲、非洲进行了长达5 年的实地考察后，完成了轰动世界的《第三世界贫困的内幕》一书。哈里森惊奇地发现“政治的独立并没有给非洲和亚洲带来文化的独立。教育形式与内容仍然因袭欧洲的传统，学校只注重讲授空洞的理论和遥不可及的事实，却不涉及当地村庄农民的实际生活”。哈里森每到一处都看到，“整个学校教育都在培养学生参加考试竞争，尽管65 ％－ 95 ％的学生都无望升学，但大部分国家的课程却不去帮助他们为生活做准备。” 于是哈里森将毕业证书比喻为“摆脱农村体力劳动和贫困压抑的‘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哈里森谴责，教育实际上已经诱使青年成为远离他们的亲人、鄙视体力劳动、抛弃需要他们贡献聪明才智的农村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寄生虫和梁上君子。我想，无论张博士也好，无论朗格让、哈里森也好，他们都是对的。但是反过来想，如果发展中国家不用“英才选拔”模式，即通过考试来淘汰和择选人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就此问题我曾请教过北京师大教育系学者史静寰女士，她很无奈地说，没有更好的办法，现在唯有“高考”这块领地还相对是块净土，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公平竞争，如果“高考”体制被打破，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经打破过，但最终是一场闹剧中的悲剧。张博士的同事马金玲小姐，1987年西北师大教育系毕业，11年来一直在甘肃省教科所从事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研究，在她陪同我去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时，这个把头发修剪得如英俊儿郎的女子对我说：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已经发现现行的课程无法给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结合太少，学完回到地里完全是另一码事。这些年国家提倡素质教育，课程也增加了乡土教材，也学，但效果不好。很长时间上一次乡土教材课，为的是上面检查好说说而已。农村的孩子还是想学正规课，想升学，这是个矛盾，已成为死结，很难解开。马金玲说到了天祝县炭窑沟小学，她说学校周围搞了大片洋芋地膜覆盖，长势很好，周围很多群众去参观，是块教学生实用技术的实验地。后来校长调走了，也不知现在怎么样。谁都知道教学针对性不强，可一味地有针对性高考怎么办？家长学生都要求升学。这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如何挣脱这一困境？马金玲说完，目光一片茫然。应该说这不是马金玲一人的茫然，这是中国教育的茫然。当一种教育模式历史性地被固化，当由固化而形成的教育观念已如此深入人心，当现代化在中国的城市与贫困的农村相距如此遥远，我们设身处地为贫困的家长和学生们想想，他们何错之有？所以，当我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定西，人们告诉我，生存环境及其恶劣的甘肃会宁每年居然有五六百名学生考上大学，会宁因此而成为甘肃著名的“状元县”，当人们告诉我说北京电子一条街有247 名会宁大学生、北京部级机关也有50名会宁学生，而会宁山河依旧破碎，会宁像被吸干了乳汁、输尽了血液而倒在路旁的母亲时，我无言以对；当天祝藏族女县长马官保告诉我，他们县的学生范建春1996年史无前例地考上北大计算机系，全县开庆祝大会嘉奖学校、老师、学生，1998年他们县的张永生以621 分成绩、名列武威地区第一被清华大学录取，武威行署要在全地区召开庆祝嘉奖大会时，我不能不和他们一起由衷地高兴。故乡如慈祥的母亲，并不在意儿子们学成是否归来，依然敲锣打鼓送他们上路。此刻，谁能把此视为教育的困境？然而，谁又能说得清这不是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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