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生的故事

　　　　　　　　　　　　第三章录取二机部 1959年暑期中考，春生获得地区第二名、县“中考状元”，同学们为春生高兴，老师也为春生高兴。春生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也是甜滋滋的。录取时草榜公布的是师范学校，春生想，将来当个人民教师亦蛮好，春生喜欢。可是，过了没几天，老师告诉春生，说是春生的录取学校可能要变动。会有什么变动呢？春生猜不着。又过了几天，正式录取的通知书下来了，春生录取的学校是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学校在首都北京，春生高兴得一连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消息很快地被学校的老师、同学知道了，大家都为春生高兴。同时，这个消息很快传遍了集镇各个店铺，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因为在当时，小小的集镇，有谁去过首都北京呢！在办理粮食转移证时，办理的同志问春生：“第二机械工业部可是中央的国家机关，怎么会是学校呢？”“我也不知道。”“那我就在后面添个校字吧！” 于是他就把春生录取的单位写作“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校。”以至后来被当作笑话。进发北京城 8 月30日，春生告别了唯一的亲人——姑妈，根据通知，来到地区教育局报到。教育局的同志告诉春生，这次中央二机部到该地区共招12人，每个县一个，你可是第一个来报到的啊，先住到地委招待所去吧！北京会有人来接你们的。到了第二天，中央二机部的同志来了，他高高的个儿，黑黑的脸堂，他自我介绍姓孙，让春生称呼他为老孙。他亲热地叫春生“小张”。由于他待人十分和蔼，和他在一起感到无拘无束，很亲近。下午，去北京的同学陆续到了十人。老孙让大家再等几天。白天他让他们自由活动，晚上他领大家去看电影或者看戏，大家过得十分开心。除了供给吃饭外，每人每天还发给五角钱补贴（别看五角钱，它当时可够春生在读初中时一个星期的菜钱）。在金华整整地等了三天，可还有两位同学没有来到，老孙决定向上海开拔。到了上海，大家住在上海大厦隔壁的礼查饭店。老孙住在上海大厦，他们的二机部华东干部处就设在那里。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干部处的老孙和处长把大家集中起来开会。开会前老孙还领大家参观了上海大厦。会上，处长给大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招工各方面条件要求都很严格，你们被招收了是莫大的荣幸，应当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你们同时也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准备到大西北或其他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有的同学听说要远离父母去大西北工作，个别的当场就哭了。 “不过，书一定要读的，先读书后工作，你们的学校就在首都北京。”处长接着作了补充。这个同学听了又破涕为笑了。在上海逗留期间，大家吃得很满意，住得很舒服，玩得也很开心。先说吃吧，早餐吃的花样可多了，有馒头、花卷、糖三角、包子等，大家从来都没有吃过这样丰盛的早餐。中午和晚上吃的是无锡大米饭，每餐有十多个菜一个汤，还天天变换着菜肴花样。大家感到仿佛到了天堂。因为当时正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要是在农村连饭也吃不饱呢！有的地方甚至连饭都吃不上。再说玩吧，老孙天天带大家逛公园、跑商场、进剧院，使大家大开眼界。当时出去逛街坐的是有轨电车， “叮叮叮”地在上海市区来来去去，十分有趣，而且价钱又便宜，3 分钱就可以坐三、四个站。大家在上海整整呆了七、八天，因为还有两位同学没有来。后来听说他们不来了，由春生所在的县再补一名，这样春生又多了一位老乡。这位同学赶到上海后，老孙就带着十一位同学向北京进发了。来到北京后，老孙把大家带到中央二机部十二局，住进了局招待所。第二天老孙就要离开北京回上海了，当他来向大家告别时，大家的眼圈都红了，有的甚至抽泣起来。因为和他在一起半个多月，他象大哥哥一样对待大家，领着大家去玩，去看电影。现在在北京会有谁来带大家去玩呢？大家只好整天呆在招待所里，说说笑话聊聊天，或者到附近的地方去遛一遛，因为走远了怕回不来。到了第三天傍晚，一个和大家住在一起的江西老俵自告奋勇地要带大家出去玩。大家叽叽喳喳地象一群小麻雀簇拥着他来到天安门旁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化了一角钱门票进去了。这里跟上海的“大世界”差不多，到处是剧场，上演的戏有京剧、越剧，另外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称的北方戏。可这位老俵偏偏把大家带到了跳舞场。正值舞场休息，大家就在旁边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音乐起，舞池里又翩翩起舞了。虽然舞场不大，但却是现场伴奏，而且是名人名家在伴奏。春生正津津有味地欣赏着音乐，忽然一位花枝招展的姑娘走到春生的面前，伸出手，很有礼貌地说：“请！”春生的脸一下子红到脖根，十分尴尬，只好说：“实在对不起，我不会。”后来，春生把这位老俵痛骂了一顿。但话又要说回来，还得感谢他领大家玩了很多北京有名的风景点。分配去包头过了将近一个星期，一天，十二局的领导把大家又召集起来。他说：“本来是要让你们先读书后工作的，但现在一没有老师，二没有教室，大家都不能坐着吃干饭吧，因此你们得先下去工作，以后条件成熟了再读书。”说完，接着一个一个进行个别谈话。领导找春生谈话时这样对春生说：“本来你是分到湖南衡阳的，可小单一个人不肯去包头，所以组织上考虑让你改去包头，你看怎么样？” 春生听了立刻表示：党叫干啥就干啥，我愿意服从组织安排。这位领导听了之后很高兴，还当场表扬说，你真是个好同志。这次春生他们11人被拆开了，春生和小单，还有那个江西老俵被分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春生的两位同学被留在十二局里学打字，其他的人被分到湖南衡阳。第二天大家就分道扬镳了。春生提前买好了去包头的火车票。可是出发前，天下着大雨，寒风凛冽，好象老天有意跟春生过不去似的。大家整理好行李，呆呆地望着天空。这时，不知谁说了句“我们还是坐小汽车去吧。”春生一听，随即查到了‘首都出租汽车公司’的电话号码，并半真半假地拨通了电话，大家似笑非笑地看着春生。大约过了二十多分钟，突然响起了‘嘟嘟嘟’的汽车喇叭声。大家连忙迎了出去，“是你们要汽车吗？”“是！”大家赶紧拿了行李坐进了汽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北京新站，票价才三元钱，比坐三轮车还便宜。大家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到了包头，按组织指定大家先到了内蒙化工厂（这是春生的工作单位）驻东河办事处。由于在火车上老是坐着不大走动，春生那被蚊子咬肿的右脚，这时肿得更厉害了，连走路都有点困难了。办事处的同志见春生这样，叫春生暂时在处里休息一下，让其他两位同志坐厂里的卡车先走。他们到了厂里，人事科的同志问他们：“还有一位女同志怎么没有来？”他们听后，不竟‘噗哧’笑出了声。人事科的同志见他们在笑，却不知为何要笑，直到后来才恍然大悟，等春生到厂里时已经快傍晚了。人事科将春生分到保卫处，小单分在保密处。保卫处的老王同志负责安排春生的住宿，他见春生的棉被十分单薄，就到厂部给春生借了两床棉被、一条床单，还有一个枕头。到包头的第一天，春生就睡了个暖暖的安稳觉。后来，处里的领导见春生的衣服也很单薄，又补助春生三十多元钱给春生买冬衣。一个星期天，老王同志还专门陪春生去买棉衣、棉裤。一个认识老王的人见他正在给春生挑选棉衣，说：“您给孩子买衣服啊。”“哪能呢，我还没结婚呢！”老王红着脸说。其实老王不过三十刚出头，只是皮肤黑了点，看上去年纪显得稍微大了些。老王是个转业军人，现在是厂里管消防工作的负责干部，他手下还有一批专业消防人员。随着工厂正式投入生产，消防人员将要增加，于是处里决定培养春生当消防干部，让春生拜老王同志做师傅。但是,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又决定让春生学做保卫工作，并告诉春生十二月份将送春生到包头市公安局办的公安学校去读书。读书前先安排春生帮助整理、建立本厂人员档案卡片。后来又叫春生天天跟着处里的胡科长，实际上是当他的秘书。一天，春生和胡科长去参加一个会议，开会时保卫处长见春生也在那里，说：“谁叫你来的？”春生被弄得稀里糊涂，差点儿哭了，后来还是胡科长给春生解了围。胡科长是蒙古族人，身材十分魁梧，但待人却十分和气。春生调走不久，就听说他被提升为保卫处处长。春生曾几次到过他的家，他用蒙语把春生介绍给家人。在他家逗留时，他和春生讲话时用汉语，和家人讲话用蒙语。蒙语春生听不懂，在包头春生只学会几句最最简单的，现在一句也不记得了。蒙古老乡最喜欢汉族人学他们的语言。有一个蒙古老乡，见到春生就教春生学一些常用的蒙语，并多次邀请春生到他家去玩。一个星期天，春生和另一位同事真的来到这位老乡家，他热情地把春生们让进屋里。“你们汉族人是很讲究卫生的。”他说着用干马粪擦了擦碗，给春生每人冲了一碗奶茶。春生硬着头皮喝了几口，然后借故到外面将奶茶吐了。大家是在九月下旬到的包头，在南方这时候还可以到池塘里去洗澡，可是在包头许多人已经穿上棉袄了。到了十一月，天气更冷了，气温下降到零下几十度。这天，春生到澡堂去洗澡，洗完澡回宿舍时，春生手里拿的湿毛巾却硬邦邦的竖了起来，再一摸自己的头发，也全是稀里哗啦的小冰柱，澡堂和宿舍近在咫尺啊。还有一次，春生穿着棉衣、棉裤和厚厚的棉鞋，戴着手套，和大家一起参加义务劳动。干的活只不过是填土、抬土，可是到了第二天，春生一双手的手背全裂开了，火辣辣的疼。春生所在的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四周是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可是却美其名曰：包头市某某路某某街某某号。就拿包头市来说，也和南方的城市不一样。它是由东河、青山、昆都仑三个镇组成的，而三个镇之间相距五、六十公里，也根本没有南方都市那样繁华。好在厂生活区里有医院，有商店，有理发店，有澡堂，还有菜馆子，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厂里每个星期还给职工们放一次电影。厂职工食堂也办得很不错，每次用餐，凭每天的早、中、晚的餐卷用菜票买主食和菜肴，主食不定量。如果生病了还可以到菜馆子里去领面条吃。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必去包头市里（也就是东河、青山或昆都仑）买东西。春生工作十分认真、仔细，领导对春生比较信任。这天，春生把整理好的关于王阿毛等两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嫌疑犯的材料交给胡科长，他看了一遍，说： “这是绝密材料，一定要守口如瓶。”“是！”“那好吧，你就早点休息，明早还有特殊任务。”春生也不好多问，就回去了。这个晚上，春生很久没有睡着，老是在想：会有什么特殊任务呢？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春生就起床了。刚洗好脸，胡科长就来了，用命令的口气说：“走，现在开始行动。”春生和他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好几个武警已经在那里等候。胡科长简单地作了布置，大家就出发了。春生和大家先来到王阿毛的宿舍，他还在蒙头睡觉，胡科长就严肃地命令道：“起来，跟我们走一趟！”他一起来，武警就给他戴上了铮亮的手铐，接着又很快地抓获了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后来春生才知道，胡科长之所以要春生也参加，是为了锻炼春生。为了教育全厂的干部和职工，当天厂里就召开职工大会。在会上，包头市公安局的领导宣读了王阿毛等人的犯罪事实，宣布逮捕法办。张诚厂长在会上也讲了话，他号召广大职工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他最后说：“我们厂马上就要投产了，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谁也不许暴露我厂的产品。谁要是暴露了产品，就叫他的脑袋搬家，我不是在威胁你们，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 长沙读中专时间过得真快，在包头已经快两个月了，再过一些日子，春生就要到公安学校读书去了。春生正在为自己又将回到学校读书高兴，突然，保卫处的邹秘书告诉春生说，你和保密处的小单将调回部里，调令已经到了。过了一天，部里又来电话说，春生这次奉调是去读书，学校设在湖南长沙。这次，小单也很开心。他一见到春生就兴高采烈地说：“这下可好了，我们又有书读了。”“对，而且是带薪就读。”春生补充说。春生他们很快办完了移交，保卫处和保密处还分别为春生俩举行了欢送会，老王同志拉着春生的手说：“同志们真不愿意让你走，我们这里艰苦，好多人都有不太愿意来。” 厂里派车把春生他们俩送到东河的包头火车站。“包头，再见！内蒙古自治区，再见！”春生一上火车，就开始登记卧铺票。坐在春生一起的几个人刚好是和春生一起上的火车，见春生又是小车送，又要坐卧铺，怀疑一定有什么来头，对春生问这问那。春生知道又不能将真实情况告诉他们，于是搪塞道：“我们俩是湖南人，在包头读书，现在天气特别冷，我们是提前放假回家的。”仅仅过了几站，广播里就通知春生去买卧铺票。卧铺车厢旅客比较少，比原来坐的位子舒服多了。春生买的车票是经北京丰台到长沙的，从包头到长沙整整坐了四天四夜，到达长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出了车站，春生去打听长沙地质学校怎么走，可是一连问了三个人也没有搞清楚，因为他们讲的长沙土话春生他们怎么也听不懂，最后还是一位外地的热心同志告诉了春生。等春生们叩开了长沙地质学校传达室的门已经深夜十点多钟了。“你们……你们是来教书的吧？”传达室的大爷问道。“不，我们是来读书的。”说着春生连忙递上介绍信。“噢，噢，听说了，听说了。”大爷一边看着介绍信，一边喃喃道。随后他帮春生安排了住宿。“好家伙，我们又是第一。”春生吐了吐舌头。“快睡吧，我已经很累了。”小单催促道。说实在的，四天来他们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不一会儿，他们俩便进入了梦乡。过了几天，学员们从四面八方陆陆续续来到长沙，学员除了春生他们九人外，还有从长沙地质学校和全国各地挑选来的一批人，湖南省各个地委也委派了自己的精英参加学习，一共大约有八十多人，分成两个班。教他们的老师有从中央机要学校抽调来的，也有从中央二机部各单位抽调来的。中央二机部办公厅机要科张科长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亲自坐镇机要训练班的工作。本来学员们是到北京中央机要学校学习的，因为那里既没有房子，又没有老师，所以借到长沙地质学校来办。长沙地质学校是二机部所属的学校，规模相当大，光教职员工就有好几百人。北京学打字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张科长把春生叫了去。他先问了一些关于春生家庭历史方面的情况，然后问道：“你对这个工作喜欢吗？”“喜欢。”“那你将1 到10 十个阿拉伯字写给我看看。”说着，科长拿出了纸和笔。“好！”春生毕恭毕敬地写完了交给他。科长拿着看了看笑着说：“写得还可以，但还得练上半个月才行啊。”春生不明白他的意思，到后来春生才清楚译电码字有它自己独特的写法，练上半个月能达到合格还算不错的。科长接着说：“经临时党支部研究决定，派你到部里去学习打字，明天就出发，元旦前赶回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们的材料可不能叫学校的打字员打，因为那样就失密了。”说完，他拿出50元钱和50 斤全国粮票，还有一封信一起交给春生，问：“你去过部里吗？”“没有，我只去过十二局。”“那我告诉你北京新站下车后怎么走。”他边说边拿笔在纸上画了从北京新站到部里的行车草图。根据科长的指点春生顺利到达了部里，可是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春生将信递给守门的解放军战士，他把春生打量一下，然后问道：“你是找这里的吗？” “是的。”“不会错的！？”“不会错的。”春生肯定地说。“那好，你先在这里等一下。”他拿着春生的信进去了。过了一会儿，解放军同志回来了，笑着说：“他们已经下班了，你先进来休息一会儿。”他把春生让进会客室。须臾，传达室的同志给春生抱来两条被子，两张长沙发一拼便成了一张临时床铺。第二天一早，曾担任过陈云同志秘书现为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吴国良同志接见了春生。他拉着春生的手说：“欢迎你，办公室就在二楼，你跟着小王好好学吧！”接着他简单地介绍了机要科的情况。等春生来到机要科时，见一位戴眼镜的姑娘正在拖地板，春生便上前问道：“王XX同志在吗？”“噢，你找王大姐，等一会儿她就来。”说完，她仍旧忙着拖地。说话间，一位女同志笑吟吟地走来了。“王大姐，他找你。”拖地的姑娘抬起头说。“噢，你就是春生吧，快进来。” 她客气地把春生让进办公室，并介绍说：“这位是小杨同志，这位是春生，你们认识一下。”春生只是‘嗯，嗯’地应着，心里在啄磨怎么称呼王同志，后来春生也跟着小杨叫她‘王大姐’。过了几天，小杨姑娘被调走了。王大姐告诉春生，本来是叫小杨学打字的，因为她的眼睛近视太深了，学打字不合适，所以就把你请来了。但她的算盘却打得特别好，所以就把她调到财务科去了。当时的机要科仅仅三个人，一个科长在长沙办班，科里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就是王大姐搞译电，还有位杨大姐管办报。办公室也比较拥挤：除了两张办公桌和好几只柜子外，还安了一张床，因为晚上得有人值班。春生跟着王大姐认认真真地学打字，她教得也十分仔细。她先教春生中文打字机怎样进行操作，她一边示范，一边讲解，并让春生试着进行独立操作。接着让春生练指法，一连练了好几天。她说要锻炼春生手腕的力量。她看春生以上几项基本上掌握了，就将《字盘表》和《偏旁部首表》交给春生熟记。每天，王大姐办她的公，译她的电报，春生老老实实地熟记《字盘表》和《偏旁部首表》。这样大约过了二、三天，王大姐拿来一些稿件让春生试打，春生边练边摸索。经过一个阶段的勤学苦练，春生初步掌握了常用字盘的每个字词的位置。王大姐不但在工作上毫无保留地教春生，而且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春生，好比亲姐姐照顾小弟弟一样周全。吃饭前她总要检查春生的手洗干净没有，洗完了还要给春生擦上面油，然后牵着春生的手一起去吃饭。星期天又经常带春生去逛商店。春生从小失去父母，又无兄弟姐妹，现在有了个胜似亲姐的王大姐，感到十分有幸。因此，有时在她面前春生还未免撒点娇。一天傍晚，王大姐爱人打电话来要她回去，她要春生替她值夜班。“可以。但是……但是您将手表给我戴好吗？”她将手表摘了下来，说：“给，晚上可别睡得太死，电报局会有电报送来的。” 这天下午，部里的人到人民大会堂去开会，王大姐让春生留下值班。她刚走不久，突然有人敲门。“谁？”春生问道。外面的人继续敲门，“啥人？”春生想，也许是个上海人，于是学着用上海话问道，但外面的人敲得更凶了。无法，春生只得打开门，一看是位牛高马大的苏联专家，他欲进来，春生用了吃奶的力气才把他挡在走廊上，他却乘势一把抓住春生的胳膊，春生没有办法，只好关上门跟着他走。他拽着春生找了好几个办公室，嘴里‘叽哩咕噜’说个不停。春生听不明白他究竟说些什么？看他着急的样子，心想，他大概是找专家翻译。于是春生设法把他带到四楼接待室。嗣后春生想，要是我会俄语该有多好，即使会几句常用的也好，也不致于会这么尴尬。在部里学打字很快就到了元旦，春生得赶回长沙去。于是，春生天天忙着买打字机，春生先去了中央第二打字机行，王大姐告诉春生那里的打字机质量好，可是却没有货。去了其他很多地方也买不到。春生只好耐心地等待，一直等到春节后才买到，就这样春生在北京多呆了近一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春生又从王大姐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使自己打字技术比原来娴熟了好多。这样，也使春生有幸第一次在北京愉快地度过了两个节日——元旦和春节。元旦放假两天（连同星期日），和春生同住一个宿舍的韩秘书给了春生很多戏票和电影票，春生看也来不及看，他上午看，下午也看，晚上又去看，还是浪费了不少票子。除夕夜，春生来到中南海中央机关食堂（王大姐爱人在中央办公厅工作）吃年饭，吃完年饭王大姐陪春生到人民大会堂看戏。春节那天，北京人家家要吃饺子。春生和王大姐一起来到她娘家，见她家里人男女老幼都在包饺子，王大姐手一洗，袖子一卷也干了起来。春生不会包，只好在旁边干瞪眼。兼职打字员过了春节，春生告别了王大姐，携着新买的打字机回到了长沙机要训练班。这时，班里的第一阶段学习已接近尾声。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政治，具体是忠诚老实方面的内容，既要较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又要做到理论切实联系实际。据说部里还专门派员前往各学员的所在地调查每人的家庭出身、历史及其本人在校表现。调查人员回来后，春生班里就被剔除了三、四名学员去长沙地质学校实验室工作。政治学习结束以后，春生们便进入了紧张的业务学习。春生比其他学员要更忙一些，因为春生还要兼任训练班里的打字工作。学员们在班里开展了比、学、赶、帮、超活动，大家既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又互相赶超，谁也不甘落后。平时，测试、竞赛、考试是家常便饭。有时，春生某项成绩不理想，晚上就会睡不着觉。有一次，班里举行单项小测验，春生得了4 分（满分是5 分），怎么也吃不下饭。由于自己努力刻苦地学习，到了毕业时春生被评为班里的“学习积极分子”。春生所在的小组一共八个人，除了春生和一位老乡外，其余都是外乡人。他们组里只有一个女的，湖南人，我们就称她W 姑娘吧。原来她已在长沙地质学校读了一个学期，后来调到春生班里学机要译电。她就坐在春生的后面，平时和春生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她比春生才大一个多月，却硬要春生叫她一声‘姐姐’，因为她知道春生在北京学打字时叫王同志为‘王大姐’。春生开玩笑地说：“你比我才大一个多月，我叫你一声‘小姐’算了。”想不到这句话却把她惹恼了，她噘起小嘴好几天不理春生呢。毕业回京城毕业之后，整个班的学员分配到什么地方都有，春生和其他两位同学被分配到部办公厅机要科，算是最幸运的，连他们的的老师都被分配到大西北。一直和春生在一起的小单，这次被分配到江西乐平县的一个矿上，其他的老乡被分到湖南中南矿冶公司去了。原来湖南各地委派来参加学习的同志仍然回到了原工作单位。这位W 姑娘被分到青海西宁市，她和春生一起来到北京，然后再去西宁。她呆在北京的两、三天里，白天一步也不肯离开春生，春生到那里她跟到那里。当春生送她上火车时见她的眼圈都红了。这使春生回想起在长沙与她相处的日子里，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可以看出她对春生有那么点意思。可是春生当时还年轻，没有很好理解一个姑娘的心。她去西宁后，开始时和春生通信还比较正常，后来慢慢地疏远了。再后来，她就和她单位的同行W 君结为夫妻了。当春生第二次回到机要科时，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办公室增多了，人员由原来的三人增加到七人。机要科的工作紧张而有序，每人的工作既有明确的分工，但是分工不分家，大家互相协作，互相帮助。为了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许多人利用晚上和早上上班前的时间进行业务学习。当然春生也不甘落后，有时早晨四点钟就到达办公室开始业务学习。在这里工作最大特点是保密性特别强。做好保密工作的重要性领导是天天讲，时时讲。凡是机密的文件、资料以及涉及到机密的其他东西规定不能放在口袋里或抽屉里，一定要放到保密柜里或保险柜里。在办公室里，什么机密的的话也可以说。但一跨出办公室的门，半句也不能涉及到国家的机密。只能讲一些诸如 “今天天气怎么样，”“你生活愉快吗？”之类的话。就是说，对于国家的机密要做到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并规定非机要人员不得进入办公室，即使是妻子或者父母也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的废纸及没有用的资料也不能随便扔掉，规定由两人签字然后到地下室烧毁，烧毁后的灰也要设法捣碎，以免留下蛛丝马迹。有一次，春生和另一人把废纸烧了之后，只有春生一人签了字，后来检查保密工作，春生不但挨了批评，还要春生作出深刻的书面检查。王大姐还告诉春生：“以前对机要人员要求更严格，写信得先交领导审查然后才能寄出去。谈恋爱也不能完全由自己决定，基本上是‘配给制’，要双方同是机要人员，这样有利工作，不会失密，当然男女得双方自愿。”其实，她和她的爱人的结合，是典型的‘配给制’。到了第二年，从上海招来十二名青年到部里工作，只有两名男的，其余都是女的。他们一有空就聚在一起谈天，他们不讲普通话而仍然讲上海土话，只听见他们‘阿啦’、‘阿啦’的，也不知说些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个C 姑娘，人很活泼，又长得漂亮，被分在打字室里工作。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春生和她很快就认识了，并互相越来越熟悉，终于成了比较要好的同事。春生和她经常在一起看电影、看电视，一起聊天，有时候一起出去玩。一次，春生们在部里四楼看电视，中途她说口渴要喝开水，就和她一起来到春生住的二楼办公室里，她喝完开水后说：“电视没什么看头，我们还是坐这里说说话吧！”“那亦好吧。”春生就和她坐在办公室里谈各自在学校里读书的情况，突然，小王到办公室里有事，见他们在聊天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天，科长却要春生检查那天晚上的事，说不该将非机要人员带入机要室，还问春生是否和C 姑娘在谈恋爱。春生和她只不过比别人要好一些罢了，同事中的确有一些风言风语，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不过，张科长还是挺好的。每逢星期假日，大家象一群欢快跳跃的小麻雀，跟着科里的张科长逛公园、游景点。张科长还带了照相机，买了胶卷，免费为大家照相。其他领导对春生他们也很好。就是部长宋任穷见到春生这几个小鬼也爱和他们开个玩笑，说：“怎么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做什么？”部长助理何克希还常常问春生：“饭能不能吃饱？你们当中有没有浮肿的？”晚上还来到春生的宿舍，看春生他们睡着没有，有时见春生他们没有睡着，就说：“睡不着躺着也好，躺着可以闭目养神。”因为当时正是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营养差，许多人出现了浮肿。一天，何部长助理在秘书处说：“今天才26日，家里已经没有粮食了，从明天起每天吃两餐。”就连他家粮食也如此困难。一天，办公厅的丁主任把春生叫去，说：“春生，这里有两只痰盂，种上白菜可以吗？”“行，试试看。”春生答应道。“那好，咱们俩一起种白菜。”于是春生到外面装了两痰盂满满的肥土，下了种子，浇上水，放在丁主任办公室朝南的窗台上。过了几日，菜苗长出来了，春生经常给它浇水、拔草、间苗，小白菜慢慢地长高了，最后每只痰盂只留下两颗最大的。丁主任一有空就去看白菜，后来白菜长大了，四颗白菜足有两斤重，看他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春生刚到部里时住在九楼，中午休息时电梯是不开的，春生懒得上去，就在斜对面的部长办公室里休息。办公室里电风扇定时一搞，徐徐凉风吹来，一会儿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一次，上班铃声也没听着，部长来了见春生还呼呼大睡，轻轻地捏着春生的鼻子笑着说：“小鬼，还不起来。”春生睁开眼，一见是部长，红着脸连忙上班去了。一次，轮到春生值夜班。傍晚时收到一份中央文件，是特急绝密。收件人是宋部长，按规定得在当天将文件送到收件人手里。春生马上拨通了部长家中的电话，可是宋部长到国务院开会去了。于是春生先通知车库准备好一辆小车送文件用，然后耐心地等着部长回来。到了晚上十一点半，春生又去电话询问，还是没回来。又过了近一个小时，当春生再次拨通电话时，对方告诉春生刚回来。春生立刻按规定装好文件，拿了签字本来到楼下，司机将春生送到部长家门口，说： “你自己上去吧，部长就住在二楼左面，我在下面等你。”春生来到部长家里，一位阿姨（看她样子大概是部长家中的保姆）告诉春生，部长正在洗澡，你先在客厅等他。所谓客厅，只不过是间十来个平方的普通房间，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办公桌，一部电话，一台收音机，还有一对沙发。除此还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和一间洗手间。这时，部长从浴室出来了，春生连忙迎上去，“宋部长，文件。” 说着递上文件袋和签字本。他签了字，收了文件，将签字本和文件袋还给春生，问道：“小鬼，你是骑车来的还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不，是部里的车把我送来的。”“那车子呢？”“就在下面，宋部长，我走了。”他把春生送到门口，问道：“怕吗？”“不怕，宋部长再见！”说着春生很快来到停汽车的地方，钻进了小汽车。在北京工作最使人难忘的是能经常去参加欢迎外宾活动，这样就有机会见到许多中央首长。因为当时兴盛群众夹道欢迎或者组织群众去机场迎接外宾。三年中，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中央首长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是见到多次。见到最多的要算周总理、陈毅外长了。记得有一次，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到我国访问，北京组织了十万群众夹道欢迎他。春生和小王也荣幸地被指派去欢迎几内亚总统，春生和小王一起来到指定的地方，在马路边排成四行一溜长龙。因为春生个儿长得比较矮，排在最前排，叫做‘尖兵’，负责给首长献花。春生排在那里等啊等，约莫等了一个小时，马路两边的广播喇叭里播出了迎宾曲，排在春生后边的老赵告诉春生，外宾马上就要到了。他的话音刚落，两位武警战士驾着两辆摩托车过来了，每辆摩托车上插着两面旗帜：一面是我国国旗，另一面是几内亚国旗。须臾，老赵大着嗓门说：“来了，来了，你们看，那不是总理吗？”春生们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武警战士齐刷刷地驾着六辆摩托车在前面开道，后面紧跟着是好几辆敝蓬车。第一辆车上并排站着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第二辆车上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几内亚贵宾；第三辆车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第四辆车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每辆敝蓬车都有四位武警驾着摩托车加以护卫。虽然这些车开得很慢，但是春生还是嫌它太快了。因为春生是第一次见到中央首长，多么想让首长在春生面前多停一会儿，让大家多看一眼。春生一回到办公室，就马上给家人或亲友写信，告诉他们见到了国家主席刘少奇，见到了周总理，让亲友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幸福。第二次是去夹道欢迎来我国访问的缅甸总理吴奈温。大家乘部里的大轿车来到西单，他们的位置是在中央民族文化宫对面的马路边。大约过了半个小时，广播里播出通知：贵宾马上就要过来了，请大家站好队。接着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迎宾曲。不一会儿，只见车队缓缓地开过来了。第一辆敝蓬车上并排站着周总理和奈温总理，周总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亲切地向大家频频招手。在第二辆及后面的车上有北京市市长彭真、陈毅外长、罗瑞卿副总理以及其他中央首长。虽然天下着毛毛细雨，但首长们并不在意。欢迎仪式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去。天仍然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春生和单位里的C 姑娘两人合一把伞一路同行。春生这是第一次和大姑娘挨得这么近，紧张得心嘭嘭地跳个不停。他只怕小C 把衣服打湿了，因此拼命地把伞子往小C 那边挪，而小C 呢确像个小猫似的躲在春生的怀里，使春生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然而当春生回到宿舍后，他的衣服已经湿透了。总理从首都机场到钓鱼台的国宾馆，这么长的路怎么会不打湿呢？还有一次，春生去人民大会堂听贺龙元帅访问朝鲜报告。春生大约等了五十分钟，周总理、罗瑞卿总参谋长等中央首长上台就坐。春生坐在第十二排，离开主席台比较近，看得比较清楚。这时，会议开始了。主持人告诉大家：贺龙元帅因身体欠佳，不能出席今天的会议，由访问团的副团长罗瑞卿同志作访问朝鲜的报告。话毕，台上、台下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罗瑞卿总长从开始报告到结束大约用了五十分钟，其间，一位身穿白衬衫、下着蓝裙子的女服务员分别给总理和罗总长送了三次茶。报告结束后，主持人宣布散会，可是，大家还是坐着一动不动，春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也跟着大伙坐在那里不走。这时，一位同事见春生迟疑，告诉春生：“别急，周总理肯定会出来和大家再见的。”他的话音刚落，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真的来到台前和大家再次挥手告别。时间移到一九六一年，国务院各中央机关开始精简下放。春生几乎是天天开会，部里刚开过动员会，办公厅又把大家集中起来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加深理解。办公厅的丁主任对大家说：“现在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公厅编制是一百多人，现在已经增加到四百多人。因此，我们要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多余的人员嘛去支援农业。”丁主任喝了几口茶接着说：“我们大家应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到农业第一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首先我们拟将一批能较好掌握党的政策的党员干部下放到地方，帮助地方贯彻执行中央的《十二条》。第二步是将人员直接下放农村，支援农业第一线。”紧接着春生所在的秘书处又安排时间让大家学文件，联系自己思想谈认识、讲体会。第一批到地方下基层的人员还是幸运的，他们只是调换了工作岗位，工资等劳保福利不变。到了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开始动员第二批精简下放人员。除了开会学习文件外，每人还要写决心书，当时春生人正在部所属的绿化队下放劳动，据队里的人说，明年全部人员要下放到农业。春生想，在那里种田还不如回家种田好，于是春生也写了决心书，想不到过了一个多月部机关党委就批下来了，同时被批下来的还有其他三人。一天，部机关人事处通知春生去谈话。和春生谈话的是一位胖胖的刚从冶金部调来的女处长，她戴着眼镜坐在藤椅上，态度十分和蔼。她让春生坐下，并给春生倒了一杯开水。然后亲切地说：“春生，难道你只有走不可以留吗？你走有哪些有利条件？”春生一听，心里觉得奇怪：机关党委批准我下放，可是这位处长却要我留下，这是怎么回事？春生又想：‘既然已经批准，怎么好意思留下呢？’于是春生爽朗地说：“我家中有三间楼房（其实三间楼房早已被拆），还有一位亲姑妈。”她见春生态度坚决，不再挽留，说： “那好，你去财务科去领差旅费和下放费。”说着递给春生一张批条。春生拿着批条怀着矛盾的心情来到财务科。在离开首都北京的前一天，春生特地乘公交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春生数着广场的方格来回不断地走，来到人民大会堂，望着石柱子发呆；然后春生又来到天安门城楼下，望着微笑的毛主席像，看了又看；望着高大的天安门城楼，心里想：哪年哪月我才能再睹您的尊容！想不到时隔四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春生又来到了北京，来到了天安门。一九九八年暑期，春生再一次来到首都北京旅游。　-------- 　　影子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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