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
      
        在郭家住了两年,我感受到了淳朴情感的温馨和价值,我也体味到了怎样创造
      生活给我带来的快慰,还有学会承担义务所享受的乐趣。
      
        1959年初春,父亲的工作又有调动了,我们又搬回了那家。搬家的时候我念初
      中一年级下学期,没有放假,我也不知道搬家,也就没有帮上父亲什么忙。到了1960
      年冬,这个四处漂泊的家又从那家搬到德盛堡。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间里,由于住
      校读书,很少和乡邻们接触。不过,所有的乡邻给我留现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
      严格地说,这些乡邻都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乡邻。我还小,年轻,对于乡邻我无权
      选择,有权感受。
      
        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
      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
      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
      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
      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
      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
      他没念多少书,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
      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
      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
      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
      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
      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
      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
      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
      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
      “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
      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
      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
      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
      书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
      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
      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
      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
      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
      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
      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
      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
      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
      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
      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
      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
      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
      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
      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书香门第,名字
      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
      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
      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
      “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
      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
      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
      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
      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
      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
      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正好在脸上,太“没面
      子”了,我很着急。他知道后就亲自为我配药,药名叫“牛皮癣2 号”,真管用,
      几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见面谈话尽管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但老潘总是免不了打几个唉声。是啊,
      人的了病可以药到病除,一直心灵上的创伤是绝对没有灵丹妙药的。一时的疼痛是
      痛苦的,是可以挺过去的,留下的疮疤则是永远的疼痛,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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