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道挚友(穷困教授)
      
        毋庸讳言,我们成为同道挚友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缘分。说一件小事吧,小事验
      证了一个大道理。
      
        那是一次机关劳动,大家边干活边闲聊,围绕“诗”争论了起来。那个姓冯的
      党委副书记说他也会写诗,而且说“写诗算得上什么啊?”我和吴书纯就问他“那
      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诗发表在报刊上啊”?他说“没意思”。
      
        这个领导确实也有那么几笔,但又难登大雅之堂,分明是“酸葡萄主义”,嫉
      妒心理在作怪。我们没有和他继续争执也就算了,他却以领导的身份和语气反过来
      来教训我们说“务点正业吧”。
      
        还有这样的领导吗?我和吴书纯“同仇敌忾”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反击,引来
      其他领导对我们一致的敌视。从那时起,我们领悟了,我们和领导之间不是一个战
      壕的战友,不可同日而语,“道不同不与谋”。
      
        后来,吴书纯走了,去了新民、沈阳。但是,“文人”与官员之争并没结束,
      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他们在心里服输,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前程”离不开“文人”
      和笔杆子为止,相安无事,各行其是。
      
        他们也懂得,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吴书纯去了沈阳就是例证,服了,他们
      也想去,就是难以成行。
      
        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不否认。可是,农村又是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这也
      是事实。应该说,有谁不愿意离开农村呢?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到农村来扎根落户呢?
      那么多的知青不都回城了吗?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知
      青没给农村带来什么知识,那时的知青知识的含量太低了,竟然冠以“知识”的头
      衔,可悲、可怜,不可思议。
      
        决策者们也看出了农村“没有知识”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也采取了很多
      向农村输送知识的决策,所以就有了许多次城里科技人员下乡任职的决策,包括大
      学生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的决策。
      
        1992年,有两名沈阳的科技人员到我们乡政府任科技副乡长。其中的一位,给
      我们引进来一个假专利,这个专利就是“晴天省力保健些”。正是这个科技人员,
      极力地把李晴天推荐到我们乡来的,也是他鼓励领导与李晴天紧密合作的。等这场
      戏演砸了的时候,这位科技副乡长早就杳无音信了,连单位都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科技副乡长,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葛延津。他协助周乡长抓乡镇工业的
      时候,正是我下海任鞋厂的厂长的那段时间。我们也算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交往
      很多,相互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留下不错的印象。
      
        葛教授,大连人,比我小一岁,人很厚道,内向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他爱人
      姓王,王桂兰,医生,很漂亮,可惜已去世多年。她留下一儿一女,男孩叫葛长振,
      女孩葛玉,我认识他们的爸爸时,他们分别在念高中初中,现在大学都毕业了工作
      了。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
      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
      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
      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
      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
      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
      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
      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
      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 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
      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
      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定每宿15元的住
      下了。晚饭我们没有出去吃,吃了在火车上吃剩下的面包和香肠,连咸菜都没有,
      只有开白水。
      
        第二天我给他买了一只6 元钱的钢笔,好做洽谈的记录。他一个劲说太贵了,
      心疼了好几天。
      
        当了我们的技术顾问,葛教授不在乡政府住了,就住在保安器厂里,条件很差,
      他什么也不说,任劳任怨。保安器厂离我家只有5 华里,我要他到我家吃住,他拒
      绝了。我只好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做些饭菜,带到厂子来……
      
        那年的五一他要回沈阳休假了,我把自家院子里的菜给他带上一些,他高兴得
      不得了。一周以后,我和技术员去沈阳买电子元器件到了他家,又带上许多家常菜
      看看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次他带回去的菜,只吃了一半。我实在不忍心他这样过
      日子,临行前给他留下200 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经过和我同行的人“说劝”他
      才表示谢意。他“拒收”的理由是——“你是厂长,千万别拿公家的钱教个人人情
      ……”
      
        听了他的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他始终遵循的
      是做人的要义!
      
        我说我不会拿公款做人情,有我的技术员在场作证,我绝对不会下账本!
      
        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
      他一套140 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是
      电话中得知的。我回沈阳后,特意去见他,他请我去下饭店,今非昔比了。可我还
      是“可怜”他,他依然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和他做伴的,还是那只
      “高龄”的乌龟,在屋里屋外地爬来爬去。那乌龟是他爱人留下的,是当时治病的
      药物,她爱人没舍得用,他没舍得丢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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