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僚密友(自毁前程)
      
        孟庆华和贾书记“很要好”,贾书记走后和王书记也“很要好”。逢年过节那
      些村官们或肩背手提、或腰缠兜揣地去朝拜领导,哪次不是不是他为渊驱鱼为林驱
      鸟的呢?这就是“很要好”的妙处,要的就是领导对他的好。王书记真的够君子,
      从不背信弃义,好处统统都会给予他。在有谁来担当工会主席举棋不定的时候,为
      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如愿以偿了,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他在王书记调
      走之前,顺利地由工会主席过渡到副乡长的“彼岸”,心满意足,春风满面。
      
        王书记走了,刘书记来了。第一个叫刘书记“五哥”的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
      刘书记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就是“五阿哥”了。他离我们那么远,没有两下子的人
      怎么会对他了解得那么详尽?大概是刘书记不买“五哥”的账,不拿“五哥”换钱
      财,更讨厌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所以“五哥”对他并不感冒。
      
        赵国权干腻了,只好“让贤”,以此来“求闲”,求个清静,有些累了。
      
        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从齐齐哈尔铁路中专毕业,先后被分配到沈阳铁
      路局下属的同一个单位任职。和我一样,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生,早就想退下来歇
      歇了。我们在一起的话题是共同的、愉快的,相互之间得到的都是教益和互补,还
      有勉励与鼓励。工作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默契,再难的任务也都会很顺利地完
      成。
      
        1998年春,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
      群众工作最难做的那家村。结果,那家村第一个结束了这项工作,没遗留一点后遗
      症,群众皆大欢喜。那一年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工作了,当时我并没
      有想到,年底我就“提前离岗休息”了。我没有任何遗憾,对待工作与朋友都是尽
      心竭力,不遗余力。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交往,这是事实。以真诚把交往延续下去,交往则是永恒
      的。把交往当作牟利的过程,交往就变得龌龊而被别人抛弃,那是暂时的,利益也
      昙花一现,最终蜕化为泡影。这和婚恋差不多,相互爱慕的结合是甜蜜的幸福的永
      久的,为了钱财和地位的结合,这样的婚姻是暂时的苦涩的。即使能勉强维系终身,
      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怪人们在交往中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其实,
      大可不必,因为诚恳与真诚是交往的最好触觉。有了这个触觉就有了心心相通,我
      的另一个同僚李士和就对此深信不疑。
      
        李士和小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三人拉
      扯大的,又走向了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皱过眉头,他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而从不
      回首自怜。
      
        他比我先一步下海,任乡办企业“丹侬洗衣粉厂”厂长。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
      对外交往,我们奉行的原则都如出一辙,不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所左右。我们负责的
      两个乡镇企业可有一比,是“同船之鸟”,都是获利渔翁放出去的鸬鹚,来捕捉我
      们所需要的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乡镇企业的大环境十分恶劣,虽然苦苦的支
      撑,但难得咸鱼翻身。后来,我们几乎在同时与企业“合作者”一刀两断,斩断套
      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企业不再为他们被它们勒得不过起来,也不再为他们所宰而
      流血。当我们全身而退的时候,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附
      的独立企业了,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和债务纠纷等遗留问题。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安全”地撤退回大本营,那一段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一
      致肯定。但这期间并不一帆风顺,领导曾经不允许“下海者”上岸,不让我们回复
      原职到乡里上班,他们违心地自食其言了。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以“复辟”,
      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担心企业一蹶不振。
      李士和终于回去了,还是做他那个党委秘书的工作。两个月后,我也上岸了,我的
      要求是换一个岗位。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
      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来的
      股份企业的股份,完全收回乡政府,主权不在旁落,挽回被他人“窃取”的资产100
      多万元。
      
        回乡里后,我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和原来的职位属于平级。回来后,我
      和李士和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密切起来。
      
        他和我的工作性子相类似,浓缩一个字就是“写”。我们写的东西大体相同,
      或叫做完全一致,都是些汇报材料、经验材料、年终总结、年初计划、会议纪要、
      政府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所以,我们是同僚、同志,也是“笔友”“文友”。
      只要是领导一张嘴讲话,我们不是动腿就是动笔。还好,两个人一个动腿跑材料,
      一个动笔写材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倒也其乐融融。动笔动腿这两种功能我们都
      兼具,所以写起来我们用不着精推细敲就能心照不宣,一笔成就了。对于材料,我
      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该完成的必须完成,能推脱的绝不抢时间去完成。但是,我
      们这种工作作风与态度还有速度把领导坑了,养成一些人懒惰的坏习惯,也坑了自
      己受苦不小。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写字的机器,有些材料在限定的时间里用嘴说都说
      不完,何况一笔一划地写啊?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悟出了一个法则,“糊弄”。
      结果,糊弄的材料也能糊弄过去,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比糊弄更好糊弄的了,就像
      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样,不糊弄就违反了客观规律,天理不容!
      
        我们心心相连息息相通互溶互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坚毅,他诚恳地接受着
      我的阅历。我比他年长十来岁,他常和我探讨有关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等家庭问题,
      我们无话不说。
      
        一种向往,往往就是收获的开始,没有向往,人生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因
      为如此,他才和我交流,也得到了“教益”。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省
      重点高中,这让他亦喜亦忧。他那几百元的工资供两个孩子念书,只能是杯水车薪。
      为了生活计,灵人也得出笨招,李士和夫妻俩承包了某军区农场60多亩稻田,以解
      决家庭财政之逆差。他用最脏的写字的手,换取最洁净的钱心安理得,虽苦犹甜,
      值得人们称道。孩子们深知父母的艰难与不易,学习上更加用心刻苦了。孩子们能
      有这样的心态对待父母和学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不是苦口婆心所能凑效的。
      几年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由此说来,“文人”官人靠务农挣钱看似笨招,其实
      是高招绝招,总比靠权钱交易要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吧。
      
        有人善意地开导他:在机关,你是少有的函授大专生,论能力水平,还是为人
      德行,混个领导当当还有问题吗?你怎么就不活动活动啊?工会主席空位,副乡长
      增编……
      
        谁都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个真理。他也清楚“花钱买官,
      升官发财”是硬道理,是一本万利的真经。但是,他执意不去念这个经,也不和任
      何人说这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很像年轻人看对象,不
      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说出“不乐意”的道理啊,“埋汰”人家啊!你觉得
      那样做恶心,也许别人很得意,各取所需,任由自己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
      准,“苦口婆心”的说教开导是毫无作用的。再后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按着“自然”
      法则,当选为副乡长,但被调离罗家房去了兴隆点镇政府,一直到如今。
      
        有的“平民”不刻意钻营官位,有的“高官”却会把触觉伸向“平民”。确切
      点说,狮子大张口的领导,巧妙地为你设计一个让你自投罗网的感情投资的环境,
      外人称之为陷阱,或叫做“情网”。段景汇就被领导导演成了猎物,心不甘情不愿
      地坠入这个情网之中。
      
        段景汇同我是文友,十多年前迈进了乡政府这个大院,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
      官方身份是电影管理长的站长。他年轻我十多岁,有很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诗《
      我们农民是画家》曾获得辽宁农民报诗作大赛一等奖。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认为
      段景汇前途无量,眼下只是缺少一块能敲开封侯挂印那扇大门的“金砖”而已,还
      有敲门的时机与胆量。
      
        时机终于来了,不是等来的,而是领导主动送上门来的。
      
        那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盛情约请他星期日早上到新民市区内帮
      领导搬家。幸福从天而降,他反到犹豫不决了,摊上了令他心烦意乱的麻烦事,感
      到是个灾难。去,还是不去?他拿不定主意就找我商量。
      
        我说,领导搬家就是乔迁之喜,找你“帮忙”是瞧得起你。你不能不去,也不
      能空手白去,不然人家为什么不雇力工啊?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明白,不愿意做的
      事,不等于不去做,违心的事就得违心去办,你不违心日后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段景汇乘早班车去了新民,到领导那里他才知道,前去帮忙的不止他一个,有
      的人头一天晚上就去了。
      
        事后,我没有问他付出多少感情投资的价码,这种羞于启齿的问题是难以启齿
      问答的。但我还是安慰他——“帮忙”是在劫难逃的,花钱免灾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啊!他点头……
      
        段景汇是文学青年,我借了他的光才有人称我们是文友的,或称我是“文人”
      文化人。在农村,被称为文人的人是很有光彩的,很是受人尊重的。我们那的文人
      就很多,能在省内外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人不下十几个,唯独段景汇获过大奖。两年
      后,段景汇改行了,做了文化站站长。这本该是发挥他潜能和灵感的地方,然而,
      他自己也难料到的是,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后又改行了。
      
        这篇报告文学是赵国林请他写的,那时赵国林已经去了另一个乡任党委书记了。
      
        谁都晓得报告文学的分量,给个人写的报告文学胜过于撰写“功垂千古”功劳
      簿。也就是说,一篇报告文学顶得上十本功劳簿,凭此可以连升三级!对此约请,
      段景汇不情愿,就像去领导家里“帮忙”,但所有委婉的推辞与借口都被赵书记一
      一驳回了。上次因违心帮忙遭重创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一次又让他的违心雪上加
      霜。从此,他竟然和写作一刀两断,废了“文功”,毁了自己的文学前程,可悲。
      于是,他从文化站去了林业站当站长一直到现在。
      
        赵国林大功告成,当上了新民市水利局局长。文人成了政客的“御用文人”,
      政客都需要这样的文人为他粉饰,甚至是文过饰非!
      
        段景汇自毁“文学前程”,就像谁都乐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行我素。但是,
      谁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意志,“他人”则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这叫受制于人,
      无可奈何。他人就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你为他人做嫁衣。可见,“他人”是多么
      的“高尚”、神圣,难怪很多人都抛弃了自我而要“他人”,或不惜一切地争做
      “他人”!不过,也有宁要自我,不要“他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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